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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作家的工匠化
  • 当我们说到某个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时,前提应该是这个作家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因为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所以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至少在所谓文坛上广为人知。在文坛上广为人知后,仍能“继续”有作品问世,仍能“不断”以新作支撑和证明自己的作家身份——这是可持续写作的最基本的含义。
  • “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 母系家族史的写作与焦虑
  • 母系家族史的写作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重要的文体突破,女作家们群起反抗,揭开以姓氏象征着的父亲家族系谱的遮蔽,书写母亲血缘的纽带所维系的家族传奇。这是被压抑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民族无意识领域,也是超越于男权文明之上的原始思维。
  • 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
  • 新世纪生态小说论
  • 进入新世纪,就在人们为“文学是否正在走向死亡”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文学创作的实践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一实践的代表就是《狼图腾》和《藏獒》。《狼图腾》创下了中国当代小说的销售神话,半月内即售完五万首印数,一个半月增至15万册,两年时间已印行百万册;《藏獒》于去年国庆前步入市场,在当时的北京地坛书市便压倒借助电视剧热播而风头最健的《亮剑》和《大长今》排名榜首,很多地方的书店都因读者热购造成缺货,一些书店甚至张贴《藏獒》预订通知。
  • 新世纪文学与大众传媒
  • 新世纪已经过去几年了,新世纪文学也积累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然而,“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展开的热烈讨论,绝不是简单的时间置换以及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简单依附。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大量新质素。例如,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如何浸润到文学的流通领域?文学期刊的大众化、时尚化对文学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影像文化的霸权地位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潜在控制?网络多媒体时代更为多元的审美意识对传统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冲击?等等。究其原因,这些问题的涌来与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消费的时尚化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不由自主地纳入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轨道,这种时代的文学,必然通过媒介而发生作用,文学的创作行为和阅读行为共同受制于大众传媒。也就是说,要研究和探讨“新世纪文学”的特质,必定要考察大众传媒在文学流通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 影视小说:“读图时代”的文学“宠儿”
  • 随着现代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传统的以印刷为媒介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电影、电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形象设计、网络视听、虚拟影像等等形成新的视觉文化传播系统,正如匈牙利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早在20世纪初在他的《电影美学》中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也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图像已经日益成为人们感受认识生活的既定方式,甚至成为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构型,大众传媒进入一个新的“读图时代”。在这种图像逻辑的引领下,整个时代的文化生存模式和审美模式也在悄然转型,影视小说——就是应对影像冲击,实现传统小说与影视产业文化兼容并蓄的一种新的文学载体。
  • 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玄幻文学”引发的思考
  • 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
  •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博客。这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迄今尚未引起文学研究界的重视,仍然处于一种“蛮荒”的草莽状态,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命构造,使其自可不必借助批评的力量而发展壮大下去。
  • 博客、“80后”与文学的出路
  • 博客与“80后”文学引起关注是与网络这一媒介密切相关的。在这里网络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媒介的含义。在文化惯例与文化突破中,网络直接撞击着人们追问:文学是否也是那坚固的东西,是否也要烟消云散呢?
  • 时尚文化与“80后”写作
  • 对于80后的写作,学界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于它的认识乃至于是否值得去研究都曾经被质疑过,特别是从传统的文学观点来研究80后的文学,一些人会觉得这些青春写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就避而不谈。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大众传媒的炒作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消费偶像,一个又一个的市场神话,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事实上对于80后的写作,我们的研究就应该而且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文艺学的学科界限而走向了文化研究。事实上也是,80后的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就应该“以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知识整合,批评并参与当下的文艺和文化生产”。本文就以80后的写作为例,把它们作为一种时尚文化置于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上进行研究,分析其中所融合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等时尚文化的因素,以及研究他们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渲染和现代科技的包装,获得的比传统文化更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进而对80后作出应有的判断。实际上,80后作家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包裹下成长起来的,孟繁华认为,生活时尚的领导者应当是年轻人。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作家们无疑是一群浸染在“时尚文化”之中的年轻写作者。
  • 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评刘醒龙小说《圣天门口》
  • 《圣天门口》的史诗品格及其伦理反思
  • 《圣天门口》对于刘醒龙来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它意味着刘醒龙从他的“大别山系列”、《村支书》、《凤凰琴》到《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以来的一个重大的跨越,同时,也在近年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显示出其鲜明的叙事特点。刘醒龙再次向读者证明,自己是一个编故事的能手。作品的情节贯穿了从辛亥革命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现代中国的整个“革命史”,不断地设置悬念,不断地甩出包袱,不断地有戏剧性冲突出现,繁富生动的情节带动了几乎所有的叙述和描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却干净利落,连贯紧凑,很少有闲笔散墨出现,读来不但不感沉闷,反而是一气呵成,大有荡气回肠之感。小说叙事以天门口镇为主要基点,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以雪、杭两大家族的三代人为焦点,先后引出五十多个人物,在天-地—人和神-人-兽多层次的空间里,展开宽阔的艺术想象,并对历史进行深刻伦理批判,体现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史诗品格,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又一个出色的作品。
  • 追求历史的还原或建构——《圣天门口》座谈会纪要
  • 《碧奴》:一次瑰丽闪光的叙述转换
  • 苏童的创作,在80年代一直被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家视为“先锋派”的力作,又普遍认为他90年代以后的创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和“新现实主义”的表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我二十年来的最大困惑,直到《碧奴》的出版,我才豁然顿悟,我清晰了一个始终朦胧的理念——浪漫主义的格调才是苏童创作骨子里最基本的风格,而其它的叙述形态只是一种外在的载体。无论用怎样的叙述形态,其浪漫的气息总是弥漫其中,而支撑浪漫生成的却是他有别于和超越于中国其他作家的丰富想象力。
  • 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
  • 在众多先锋小说家中,文学史对苏童的命名应该说是最繁杂的,似乎他很难在当代文学史上“认祖归宗”。在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罗列了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统计,60年代至今出版的60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本文从中选取了几部书写苏童的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大致根据时间的顺序,苏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别有如下的命名: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另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处理。其他先锋小说家,例如马原、余华、格非,在文学史中是很少有争议的,是“根正苗红”的先锋文学的代表,而苏童的头上却被扣上了太多顶帽子。诚然,“文学史不是孜孜以求一个想象之中完美无暇的‘定论’——无论这样的‘定论’是叫做‘科学评价’、‘历史真相’还是别的什么;相反,文学史写成了一种效应史,一种注定要在时尚、趣味和不同时期的风格之中不断修改的文学史”,那么,苏童为什么在这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修改,拥有了不同的命名,这其中的渊源在哪里。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以苏童的代表作《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为中心,探讨苏童在被建构的过程中,文学史对其的书写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而这种权力的实施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文学语境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不同时期对苏童的理解自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 我们如何面对高贵
  • 文学的经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气质如何。以上世纪50年代为分野,后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才华,还是思想高度都不应该逊于此前的那一代作家,问题是,这一代人最为先天不足的是,无法将其天马行空的文学才华,同那种高山仰止的艺术气质相结合。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又不得不像时下流行的形象工程一样强行上马时,各种各样的作秀也就难免了。一旦被人们,也就是各种身份的读者看出其破绽了,就难免会有前些年甚嚣一时的零视角和零度情感写作,甚至更进一步地发展到这几年以腰部为水平线的负角度与负情感的写作。这类写作无论有多红火,都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经典高度。
  • 姚鄂梅笔下的女性寓言故事
  • 姚鄂梅的长篇小说《白话雾落》(发表于《钟山》2006年第四期)讲述的是在一个整天大雾弥漫见不到多少阳光的山村里的外婆麻姑、母亲阿山、小姨阿水及我小鱼三代女性的当下故事。麻姑的男人死于嘴馋,下雾河捞鱼虾,一沉无影,于是外婆守寡。母亲阿山爱上雾落船厂的高工程师生下小鱼,却因为高工程师另有妻室在城里,以致高工程师犯生活错误被遣返回城,母亲阿山由此痴呆守了活寡。小姨阿水也因为先被理发师诱惑然后又始乱终弃,带出雾落又回到雾落。如同雾落山村每日弥漫大雾的笼罩,何时才能得见太阳就成了她们心中的梦想。
  •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
  •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和谐的互补关系。首先是城市文学与农村文学的互补,作家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关注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其次是历史和现实的互补,有的小说虽写历史,但有着鲜明的现实感,大量的作品写现实,又大多能在作品中时时回望历史;其三是理想与俗世的互补,既有对理想执著追求的作家,也有不少以写市井生活为长的作家。2006年,作家的创作心态更加平朴、自然,笔力更加扎实和稳健,绝大多数作家从各自熟悉的题材领域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切人点对当下生活进行描述。相对不少长篇虚假空洞、乏味无聊和大量短篇充塞小情小趣、轻魇无力,数量可观的中篇小说充满了对崇高的敬畏,对神圣的虔诚,渗透着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倾注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不仅拥有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动人悦的美,更有难见的高贵的气质甚至自由的梦想。这些在这十余年文学创作中很难见到的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在本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家以他们可贵的信念和理想在作品中执著倾诉其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和思考,激情表述自己对时代生活的切己感受,充分演绎他们对生活的一份新鲜体验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的创作充满生命的激情和个性化的特色,这使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在感觉、形态等各个方面得以多维度的展示。
  • 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从诗歌集《出生地》说起
  • 天涯诗学:漂泊诗人的寻根冲动
  •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诗歌族群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部落,这就是影响逐渐扩大的海外中国诗人群。这个群落大致有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90年末迁往海外生活的移民诗人,一部分是出国留学以后在西方找到工作的诗评家,还有一部分是在港台接受的教育然后到西方谋求发展的港台诗人。这三部分人虽然出身不一,素养各异,对于诗的趣味与诗学追求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在异域他乡写作,在一种他者话语的包围中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无论他们是在古老的欧洲,还是在新兴的北美,他们置身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处境就是肉身与文化上的双重漂泊,这种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之根。寻根,这是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诗人将近百年所共同的一种心理冲动,但是,中国的20世纪是风尚、主题变换频繁的世纪,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之根都不免会有不同的认识,对根的追寻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 论“苏联”因素——当代文学早期的外来影响
  • 臧克家现象:中国新诗的“文体陷阱”
  • 历史告诉我们,诗歌的文体成熟期大约在十年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文体陷阱”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臧克家将近百岁的高龄、以及他与内地诗歌艺术主潮所保持的深刻联系,可以说“世纪诗翁”已经成为百年新诗的一个缩影。从“臧克家现象”来分析中国新诗的“文体陷阱”,对于理解内地新诗发展历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因为纵观臧克家一生的创作道路,显然存在一种思潮与文体互动的发展趋势。诗人始终自觉追随着社会思潮,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相应的诗歌文体。他的审美意向,成为艺术创作自我调整的主要依据。审美意向的演化过程,导致臧克家拥有一个阶段性很明显的创作历程。
  • 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
  • 20世纪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也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物质困境。随着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长期以来对环保问题的忽视,我国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不得不直面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土地沙化、水体污染、河流断流、大气污染、森林资源枯竭、珍稀动植物灭绝,酸雨、酸雾及“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 江曾祺论
  • 路遥论
  • 路遥的创作,在新时期二十余年间,并不被追逐新潮的精英批评家们看好。然而好的文学并不全取悦于批评家的脸色,却在于民间的认同与受众,这个事实常常毫不客气地置批评家于尴尬地步。那么其中的奥妙何在呢,本文从路遥精神,路遥文本,路遥范式三个方面予以解读,来寻究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文本价值。
  • 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
  • 论《棋王》——现代主义的解读
  • 现代主义相信人是具有某种理想本质的,这种理想本质与人的本我有关,是人的生命本真,是个人无意识的自然流露,是人的感性对人长期形成的理性的异化的突破与超越。《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那种顺乎自然、水到渠成的生命存在就是汪曾祺心目中中国传统民间生活方式。中国社会江湖传统对那种以“子曰诗云”为代表的儒家理性的解构,是汪曾祺对于人的自由本质以及对中国民间江湖的一种想象和向往,中国的民间江湖传统成了人的自由本质的载体。具体到《受戒》的故事,可以说是借“佛”事讲“道”理,即借佛教的故事讲道家的哲理。当然,在这里,道家的哲理还是很朦胧的,很隐蔽的,很冲淡的。到了阿城的《棋王》,道家的哲理就不再犹抱琵琶,终于水落石出,显山露水。
  • 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
  • 2006年7月,《萌芽》杂志创刊50周年。一本50年历史的老杂志,能够保持它的青春风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依然兴旺发达,关键就在于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维护老品牌,创造新品牌。回顾历史,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供探讨。
  • 禁锢·开放·“技术处理”——一份书目单与历史的过渡
  • 中国文艺书目
  • 外国文艺书目
  • 生态文学对科技负面效应的警示
  • 阅读中外生态文学,有两个深切感受。第一,以国别而论,国外生态文学文本中充满光明、欢乐、安静、幸福、赞美与感恩,如俄国米·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鸟儿不惊的地方》、《大自然的日历》,美国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美国约翰·谬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加拿大杰克·迈纳尔的《我与飞鸟》,加拿大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动物记我眼中的野生动物精,而中国生态文学的内容充满忧伤、痛苦和焦虑,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世纪末的忧思》、《拯救大地》,姜戎的《狼图腾》,曲格平的《困境与选择》,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易正的《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等。第二个感受,以纵向历史时段看,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生态文学文本都笼罩在由科技化、工业化及现代化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害之中,几乎所有生态文学作家的心都充满焦虑。 
  • 底层人物的人生挣扎与命运——读王金昌小说
  • 《大淖记事》的意境美学解读
  • 汪曾祺在80年代复出文坛,随后即以他独具抒情特色的短篇小说刷新了当时中国文坛僵化已久的创作风气。《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一部部作品如美玉、如珠玑,一反现代小说情节曲折构造宏伟的常态,为功利社会下的当代读者提供了诗意盎然的审美鸟托邦。那摆脱了形式躯壳的抒情意境之魂,便在此间忽隐忽显、优游回荡。“意境”作为艺术作品在剥落其表面肌质后显露出来的基础,已扎根在中国文脉的深处,即便进入以抛弃旧有形式为要务的新文学时代,也依然有发挥其文化理想之价值效用的空间。许多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殚精竭虑的优秀作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承继并发扬了先贤的精神遗产。“水边的抒情诗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汪曾祺,就以意境型小说(他自称为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继续着抒情诗传统的昔日荣光。
  • 侯吉明油画:东方大地+表现主义
  • [视点]
    作家的工匠化(王彬彬)
    [当代文学论坛]
    “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母系家族史的写作与焦虑(季红真)
    [新世纪文学研究]
    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
    新世纪生态小说论(赵树勤龙其林)
    新世纪文学与大众传媒(李红秀)
    影视小说:“读图时代”的文学“宠儿”(李静)
    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玄幻文学”引发的思考
    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孔庆东)
    博客、“80后”与文学的出路(田忠辉)
    时尚文化与“80后”写作(谢中山)
    [讨论会]
    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评刘醒龙小说《圣天门口》
    《圣天门口》的史诗品格及其伦理反思(宋炳辉)
    追求历史的还原或建构——《圣天门口》座谈会纪要
    《碧奴》:一次瑰丽闪光的叙述转换(丁帆)
    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刘洪霞)
    [当代视野]
    我们如何面对高贵(刘醒龙)
    姚鄂梅笔下的女性寓言故事(朱小如)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张德明)
    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从诗歌集《出生地》说起
    天涯诗学:漂泊诗人的寻根冲动(谭桂林)
    论“苏联”因素——当代文学早期的外来影响
    臧克家现象:中国新诗的“文体陷阱”(章亚昕)
    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吴景明)
    [当代百论]
    江曾祺论
    路遥论(冯肖华)
    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
    论《棋王》——现代主义的解读(黄伟林)
    [当代纪事]
    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赵长天)
    禁锢·开放·“技术处理”——一份书目单与历史的过渡

    中国文艺书目
    外国文艺书目
    [当代阅读]
    生态文学对科技负面效应的警示(刘青汉)
    底层人物的人生挣扎与命运——读王金昌小说
    《大淖记事》的意境美学解读(王晓华)
    [视像]
    侯吉明油画:东方大地+表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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