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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框架下的国有产权代表制度构建
  • 国资委是我国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核。“管人”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关键,管人就是对国有资产产权代表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以国资委为主导的产权代表制度意义重大,产权代表制度由企业类产权代表制度和个人产权代表制度构成。建立企业类产权代表制度,必须理顺国资委同国资经营公司、国资集团公司之间的出资人关系和职能关系;建立个人产权代表制度,应对代表国有资产权益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的选拔委派、履行职责、激励约束、考核奖惩、能力培养等进行规范,坚持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建设并重。有效地构建产权代表制度,需要遵循构建原则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 中国各区域的内需空间结构差异和变化
  •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内需空间结构,目前中国消费需求空间转移不足,中西部地区消费需求能力较弱,整体消费结构呈现“国进民退、城强村弱”现象并存在区域性差异,但投资需求空间布局相对合理。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中央政府制订扩大内需战略应根据各区域发展阶段的不同,实施区域差异性政策导向,不应“一刀切”。
  • “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
  •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化”不同步,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实现三化同步的主要途径。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土地经营规模是全世界最小的之一,这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扩大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刻不容缓,但需要考虑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大力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改革,突破土地流转中的法律障碍,准许土地承包权转让,让土地要素真正流动起来,推动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健康快速向前发展。规模化经营有多种模式,但家庭农场应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模式。
  • 住宅市场运行与政府有效干预
  • 住宅市场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政府的不当干预并不都是客观原因导致的,主观性原因导致的政府不当干预反而是主要的。正是因为长期忽视住房保障问题,导致土地财政愈演愈烈,不但住房问题迅速恶化,而且引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有效维护弱势阶层的基本经济利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国情出发,为了避免引发社会震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资本对市场经济的主导权,促进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国适宜选择以法律手段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基本经济利益。
  • 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研究
  • 对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实施条件、静态设计、动态转轨以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关系所做的理论分析表明,实现中国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审慎考察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实施条件,实行名义账户制,同时理性看待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功能,积极探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规模的最优结构,在优化社会统筹制度、防止出现逆向收入再分配基础上适度增长社会统筹账户的规模。
  • 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五年来,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还引发了欧美国家的社会动荡。现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正在减弱。这一切都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欧美罢工运动的此起彼伏、共产主义力量的重整旗鼓、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的上升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等诸多因素中可见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端倪。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振仍面临诸多挑战。
  •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特殊规律研究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具有特殊性,体现出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民族意识具有浓厚性和易走向偏执、地缘关系的敏感性和民族关系的易受波动性的特点,而且存在着特殊的规律。只有深入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规律,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建设。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维护国家统一、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在正义价值判断中的辩证反映,是作为价值判断的正义对发展着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把握和引领,在正义价值与实践事实之间的“适应一紧张一发展一引领”的辩证关系,在正义理论的演进中,又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价值性与事实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深刻体现了历史辩证法,它既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特质,又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 思想道德的创新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 形成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的利益和观念多样化格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将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理解为权利一情感一责任三位一体的现实发展过程;将相关理解、关怀、尊重人民群众各项权益的观念更新和制度改革,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切入点。必须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民主法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彰显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考察
  •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可以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八大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总结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历程,有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视,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得到逐步发展的直接原因;二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三是上下互动是党代表任期制健康发展的最佳步骤。
  • 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
  • 法政治学的定位需要借助于自身的核心范畴作为判识的标准,法政治学是法学与政治学交叉的学科,从法与政治的学科交叉属性与社会现象重合的特性来看,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权利与权力分别构成了法律与政治的核心范畴,权利与权力的紧密关联性体现于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中,以“制度化的权利与权力”设定法政治学的问题域。
  • 困境与展望:罚金刑应用的中国化研究
  • 现行刑法借鉴了西方世界的罚金刑司法,然而,如何转化吸收却是困扰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调查显示,中国的罚金刑主要通过并处方式适用于财产犯罪,这是罚金不能执行的重要原因。是否应当在中国普遍适用罚金,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决定:实质犯罪的传统刑事违法体系;开庭审理的实质诉讼程序;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西方世界广泛使用罚金刑处罚轻微违法者和行政犯,但罚金欠缴、恢复性司法和去罪化运动等导致罚金刑司法出现慎用趋势。中国应重视罚金刑的应用背景及发展方向,恢复至1979年刑法的选科罚金模式,赋予法官是否判处罚金的自由裁量权。
  •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地位及其立法完善
  •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诸多问题有很大关联,这种局面势必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及我国食品的国际形象。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通常将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列为本国优先采纳的安全标准,只有当本国标准高于国际标准或区域标准时才采用国家标准。这一做法不仅将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也使本国的食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对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具体适用及其适用原则重视不够,需进一步完善。
  • 检察官客观义务:从理论预设走向制度实践
  • 检察官客观义务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一项道德义务,更应当是一项法律义务;在新刑事诉讼法强化法律监督的语境下,客观义务的内涵、外延应当比域外更加丰富,检察官不但应承担客观义务,而且应承担更重的客观义务;为了保障客观义务的履行,除了应建立一套相对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外,还应明确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将面临更多的难题,一方面要知“难”而进,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其负面效应和实践限度,在强调客观义务的同时,还应通过不断调整诉讼结构、优化权力配置、加强辩护权保障,来共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
  •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是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贯彻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德国的社会住房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以联邦层级的《住房资助法》和《住房限定法》为主,并辅之以有关的条例。在法律关系上体现了主管机关、资助接受人和住房权利人的三方关系,并通过目的限定和价格限定制度予以保障资助目的的实现,在不取消私法自治和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完成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目的。
  • 从自发性到嵌入性——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战与反思
  • 学界从自发性与嵌入性层面,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展开论战。自发性观点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能生成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这种视角突出个人权利、个体理性与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嵌入性视角则主张,市场经济嵌入在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是国家和社会推动的结果,它应当积极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服务。两种视角由于固守自身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曲解了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
  •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
  • 空心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试图在短期内消灭空心村的治理方案既不科学,也不实际。空心村的形成不仅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农村宅基地制度的限制、土地管理及村庄规划的不到位等体制机制有关,更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有关。空心村不仅影响人居环境建设,影响农民福利及农村稳定,更影响新农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大局。治理空心村应坚持农民主位,不仅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更考虑农民群体的分化。以规划和管理为主,注重农民生产生活方便,重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治理方案是有效的空心村治理策略,值得探索和实践。
  • 城市形象影像文本建构中的城市精神提炼
  • 城市形象的影像叙事需要恰当地表达和传播具有城市独特性的及物性城市精神。城市形象的影像文本对城市的人文历史、地理风物和社会生态作为符号进行影像文本符码设计,形成的原则是文本的意指与城市精神相对应。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大中型城市的城市精神可以从一个连续时期内始终在城市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城市序参量人群身上提取。
  • 产城综合体: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路径创新
  • 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均衡,城镇化发展远滞后于工业化,两者存在顾此失彼或脱节发展的问题。因此,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两化”互动的一种高级实现形式,产城综合体将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将城镇建设与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相结合,让城镇主动为工业园区提供配套服务功能,这必将成为未来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主旋律。
  • 公共安全管理决策中的风险评估方法——航空保安管理的视角
  • 本文将风险评估置于航空保安管理决策的流程中进行分析,界定了航空保安风险评估的范畴特点,厘清了风险评估同风险管理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定量分析方法与半定量分析方法在航空保安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阐释了威胁源评估、脆弱性评估与危害性评估的方法,明确了风险评估对航空保安管理决策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
  • 事实与真——“事实”的哲学用法分析
  • 在日常语言和哲学讨论中,“事实”是一个基本词汇。通过分析这个词的若干哲学用法,可以揭示哲学家赋予它的重要预设:非认知性预设、原子论预设和相符预设。“事实”的功能在于解决争端,这个词有三种典型的哲学用法,分别针对三种类型的争端。符合论的有效性限于一种范式的内部,在跨范式的争端中,符合论失效。
  •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的墓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迪达勒斯蜡质羽翼的飞地——后现代思想中宗教的复兴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启示
  • 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迪达勒斯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影响了后现代学者,或被正解或被误读。近年来后现代思想中保罗思想在左翼理论界复兴,其实是左翼理论界对基督教传统的创造性挪用,后现代宗教思想及其挪用是面对当代文化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征兆。
  • 对信息技术伦理根基性的思考
  • 自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为信息伦理学搭建起形而上学基础,伴随着“计算机/信息革命”,世界图景凸显为信息一伦理的取向。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标志了文化发展的新转向,对信息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攫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违背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将导致严重失范的道德困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信息伦理则被包含在和谐社会的总体阐述中。
  • 叶德辉致易培基未刊书札释读
  • 民初学者叶德辉与易培基的交往情况,因材料所限,学界历来关注甚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叶氏致易培基的一批未刊书札看,二人不仅学术志趣相近,政治立场也大致相同;他们狂狷孤傲的鲜明个性和书生本色,也注定了人生悲惨结局的相似性。这批珍贵的原始文献,写于1925年叶德辉最后一次北京之行前后,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民国初年的政局、文化、学术及叶德辉、易培基的生平史实都有特殊的价值,对于研究近代版本目录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 “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
  •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形成纠结胶着的关系,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乃燕在任期内地位相当不稳固,几次的辞职事件都在校内引发风波。张乃燕的上下与当时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与学界派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元老政治”对教育行政产生的重大影响。
  • 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
  • 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活动的繁荣,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巫祝各掌其辞的祭祀制度、不同祭仪对所需祭辞的特定选择,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变化。《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的祭祀传统。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说明古代礼制与文体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
  • 杜宇考
  • 杜宇王朝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统治古蜀国,时间接近四百年,而非《蜀王本纪》所说的“积百余岁”而已。从杜宇“从天堕”和“密促之君”的记载来看,他可能是来自于商周之际的姑姓密须部族。杜宇由陇入蜀之后,和朱利的婚姻神话实际上就是杜宇族的民族起源神话,体现了典型的天父地母结合的模式。而杜宇的“望帝”的含义就是“上帝”,“蒲卑”的含义就是“濮君”。
  •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磷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 晚清民初诗词作者群与文学期刊关系研究——以《申报》相关期刊、《新民丛报》与《东方杂志》为对象
  • 晚清杂志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刊载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改变了诗词传统的传播生态。《申报》相关的《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及《侯鲭新录》可说是与诗词发生关系的最初期刊,而在“诗界革命”中,《新民丛报》等报刊也不遗余力地发表诗作进行鼓吹与实践。这启发我们,在大众传媒勃兴的晚清民初,诗词作为传统文学样式,并不曾失声,他们也占据了大量的传媒阵地,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比如《东方杂志》,刊发了以同光体诗人中闽籍诗人为核心的近两千首诗词作品,可以说《东方杂志》即是同光体闽籍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传媒阵地。
  • 定量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以语言学为例
  • 目前学术界在定量研究的认识上存在很多误区,文章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不是双向性关系,而是单向性关系;以质量互变规律作为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值得商榷。定量研究的作用被夸大了,科学的定量研究有两个要点:首先是准确定性;其次是公开所有定量分析过程。
  • 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的理论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前沿问题研究》评介
  • 由孙景峰等著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权威”、“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电子党务是和谐政党建设的网络途径”以及“中共党际关系转型的深化”等党建前沿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制度、效益、手段和党际关系层面设计出较为合理的中共现代化的建设路径。该书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读《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 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建立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
  • [社科研究]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框架下的国有产权代表制度构建(刘万明)
    中国各区域的内需空间结构差异和变化(年猛 孙久文)
    “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郭熙保)
    住宅市场运行与政府有效干预(顾书桂)
    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研究(郭林)
    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刘淑春)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孙景峰 端木凡昌)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特殊规律研究(董军明[1] 居来提[2])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邹琨 邓淑华)
    思想道德的创新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征(苏志宏[1] 康厚德[1] 廖子夏[2])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考察(王同昌[1] 石本惠[2])
    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王立峰[1,2])
    困境与展望:罚金刑应用的中国化研究(熊谋林 陈丹 唐清利)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地位及其立法完善(涂永前[1,2] 张庆庆[3])
    检察官客观义务:从理论预设走向制度实践(韩旭)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胡川宁)
    从自发性到嵌入性——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战与反思(马良灿)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刘锐 阳云云)
    城市形象影像文本建构中的城市精神提炼(王冬冬)
    产城综合体: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路径创新(王超[1] 李蔚[1] 王虹[2])
    公共安全管理决策中的风险评估方法——航空保安管理的视角(杨骁勇)
    [人文研究]
    事实与真——“事实”的哲学用法分析(李大强)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李尚全)
    迪达勒斯蜡质羽翼的飞地——后现代思想中宗教的复兴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启示(史静)
    对信息技术伦理根基性的思考(季爱民)
    叶德辉致易培基未刊书札释读(马忠文)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郭书愚)
    “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蒋宝麟[1,2])
    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刘湘兰[1] 周密[2])
    杜宇考(贾雯鹤)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刘长东)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常德荣[1,2])
    晚清民初诗词作者群与文学期刊关系研究——以《申报》相关期刊、《新民丛报》与《东方杂志》为对象(焦宝)
    定量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以语言学为例(李德鹏[1,2])
    [学界观察]
    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的理论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前沿问题研究》评介(齐卫平)
    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读《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徐明生)
    《社会科学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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