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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 近年来,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建构成为推动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通过总结质量标准建立的需要,梳理国家宏观教育目标,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提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并指出核心素养必须能够指导教师日常教学、促进教育评价、指引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在核心素养的遴选时要遵守素养可教可学、对个体和社会都有积极意义、面向未来且注重本国文化这三个原则。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遴选应注重一贯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其建立过程需要广泛征集教育利益相关者意见,要处理好核心素养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让其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要完善核心素养测量与评价体系,推进其服务教育评价领域。
  • 从美国教师试用期制度看我国教师退出机制的建立
  • 美国教师试用期制度重视对教师的入职引导,有完善的导师制,明确的考核评价标准,教师退出有清晰的程序和实体规范。我国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尽快颁布《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明确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教师聘任管理方面的权力与责任,教师解聘的前提条件、权力主体、程序和实体规范等;颁布国家层面的教师专业标准,明确试用期教师和在职教师的考核依据与手段,逐步完善教师退出的相关配套措施;适当延长新教师试用期长度,建立基于教学实践的新教师入职引导培训体系,完善导师制,明确规定导师资格、责任及评价要求;完善教师编制标准,师资配置向农村及偏远山区倾斜,实行动态编制管理等。
  • 我国教学论百年发展的哲学转向与特点
  • 我国的教学论从起步阶段就是对西方教学论的模仿和移植,一百多年来,由于伦理性、知识性、主体性、对话性等哲学价值观的不断转向,我国教学论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标准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西方二元论主流价值观一直主导着我国教学论的发展。由于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由于西方世界对古代东方文明的关注,我国教学论面临着对西方哲学价值观的扬弃,并将超越和创新古代传统,迎来主客一体哲学教学论的新时代。主客一体教学论具有以下哲学特点:一是没有主体客体之分,认为学习者和科学文化知识圆融贯通,离开了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者主体将不存在,离开了学习者主体,科学文化知识将没有意义。二是教师、学生、伙伴之间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共通体,合作探究是他们一致的伦理需求,“言语”是他们共通的精神家园。三是学习者、文本、作者相与为一,所有思维者通过言语交流既展示了各自的思想境界,又在对话中创造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历史际遇,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将会影响世界教学论的发展之路。
  • 构建信任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
  •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信任,社会信任度也较高,然而,一些研究显示,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信任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鉴于信任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必须警惕社会信任的下降,并努力提高社会信任度,这就需要对社会的信任现状有清晰的了解,而现有研究由于样本、信任对象等的局限性并不足以完整反映中国社会的信任状况,这就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信任指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在。要构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指数,需要对中国社会的信任进行全面考察,并考虑到社会上存在不同类型的信任、信任有不同的交往对象、信任的程度和模式是动态变化的等,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政府行为等对信任的重要影响。
  • 儿童非符号数量表征的特点及作用探析
  • 数量表征是人类重要的基础心理能力,包括了符号和非符号两种表征系统。非符号数量表征是个体不需要依赖符号知识对视觉、听觉或跨通道呈现的实物或实物记号的数量刺激进行表达和运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种系进化基础,先于语言发生。在未接受正式数学教育之前,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在平面空间和三维空间内表征非符号数量,并表现出了在视觉一听觉跨通道条件下的抽象非符号数量表征能力。个体早期即可能拥有两种特点不同的离散量表征系统:对非符号小数量的精确表征和对大数量的近似表征,但对其产生机制还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在符号系统出现后,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数量表征在行为及神经机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可能通过映射过程在头脑内部相互转换。与符号数量表征相互作用发展成为个体高级数能力的重要基础。
  • 构建适合我国的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 学生发展指导是指学校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向学生提供的一系列指导服务,在众多国家与地区已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三大职能之一。最初的学生指导源于职业指导,历经几十年的变革发展,在内容、理念、模式和人员上都有很大变化和拓展。在我国,尽管也有部分地区对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存在政策法规尚未建立、科学性不够、专业性不强等诸多问题,亟待建立适合我国普通高中学生的发展指导制度。本文阐述了开展我国普通高中生发展指导工作应遵循的5条基本原则,发展指导应遵循的理论,以及发展指导的具体内容。同时,构建了相应的发展指导制度框架,制定政策法规对人员配比与资质、人员培训、时间和物质保障等方面进行规定,建立适当的管理与评估体系,通过制度化要求来保障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
  • 中国七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综合评估
  • 社会适应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对衡量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状况有着重要价值。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哈尔滨、北京、西安、武汉、昆明、上海和广州等七城市共4898名中学生施测“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以考察我国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总体状况。结果表明,七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但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一、城市青少年在人际和自我领域的适应状况优于行为和环境领域;二、男生在自我、行为和环境领域的适应优于女生,而女生在人际领域适应好于男生;三、所在城市的GDP水平对青少年社会适应也有所影响,在自我肯定、自我烦扰、违规行为、积极应对以及消极退缩5个维度上,欠发达的第三类城市优于第一、二类城市;四、存在显著的校际差异,在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所有维度上重点学校都优于非重点学校,两类学校的学生在三种社会适应状况类型中的人数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大多数维度影响显著,与中、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相比,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更为理想。
  • 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验证
  • 基于我国特定的教育文化背景,整合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结构的理论模型。通过家长访谈、专家评定,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并据此编制了家长报告问卷加以验证。对965位小学生家长所填问卷进行分析后,形成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父母回答版)。问卷共29个项目,包括了五个维度,分别为:家庭监控,指父母对子女学习、生活及交往等的监督、控制行为;学业辅导,指家长按照教师要求或自行在家中对子女的学习进行辅导的行为;亲子沟通,指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就子女学习、生活、交往以及学校事务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行为,以达到共同理解、信任的过程;共同活动,指为开阔视野、促进身心发展,家长与孩子共同进行的一些文体、社会实践活动等;家校沟通,指家长为了获取子女在校表现的信息和了解学校当前进行的工作而进行的家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交叉验证分析,问卷的结构与理论模型拟合较好,能够作为考察我国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测量工具。
  • 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 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他拥有“史家之心”,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他具有“智者之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审视社会的演变,洞察人性的精微,揭橥作家的心态;其著述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学问、大文章。他肩负“文人之志”,称许古代作家的“文采”、“才情”、“情致”,其中国文学史著述极富文采和情感,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郭预衡先生彰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丰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形成独具风标的学术品格。
  •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 谱系学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愈益显示出来,而从目前的谱系建构来看,无论是就西方福柯所强调的复杂性、差异性而论,还是就中国传统谱系观念中秩序性和关联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离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注重编选经典的文学作品、强调文学的发展脉络、构建文学自身的考察体系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文学谱系研究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要以文学自身发展为主要脉络,同时确定相关研究的维度: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代表性和个性来综合确定作品本身的地位;兼顾对于文学发展流变脉络的梳理;注重对史料的把握,对于材料的处理要准确和细化;同时更应该树立经典意识和眼光。
  • 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
  •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创作过大量的庭园诗歌,并在其中寄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杨万里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庭园诗人,他一生酷爱园林,在游园、造园和写园中,通过想象、建筑和书写,建构起了“图景式庭园”、“实体庭园”和“书写中的庭园”三重与自己知音相契的文人庭园,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而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与政治的触媒,不仅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知音场域,保全其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坚守,而且通过文人士大夫的书写得以留存,记录并延续了千古文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执着的姿态。
  • 清代乡地职役人员问题考辨
  • 清代乡地人员的设置大致分为“基层”与“地方”二级,村、庄等自然聚落一般设一人或数人,“地方”一级或为“独任制”,或为“合任制”。乡地人员应充须具备“家道殷实”等条件。充任“地方”需要经地方推举、官府传验、批准等程序;基层乡地人员应充的基本形式为轮充、推选和“地方”选派,此外还存在代理、私授、朋充、霸充、差役点充和绅士指定等非常规形式。州县官府通过建立担保、点卯、请假、退役、失职和违法惩处等制度对乡地人员进行管理。乡地人员作为“职役”,一方面相对于普通民人是一个权力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官府视为较普通民人还要卑贱的奴仆。在乡村社会中,乡地人员有时充当“领袖”角色,办理本地“自治”性事务,承担一些重要社会职能。清代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官府与乡村、士绅与普通乡民以及其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乡地人员往往会陷入这些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官府”要将自己的统治机制深入乡村社会,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不肯设立理性化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了保证“官治”的权威而不肯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制度,因此只能借助私人势力、社会势力来履行公权。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导致整个统治机制的腐化和经济社会的危机。
  • 论金融消费者保护视角下金融ADR机制的完善
  • 金融ADR机制是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救济至关重要。从国外看,英国创建了富有特色的金融巡视员制度和金融仲裁制度;澳大利亚成立了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督察机构;日本创设了具有选择性的纠纷处理机制;荷兰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投诉局。反观我国金融ADR机制,尚存在诸多问题,协商和解、调解、仲裁等机制难以达到应有效果。尝试借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等国ADR机制的先进经验,以此寻求我国的金融ADR机制完善之道。
  • 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流变:基于西方法学史的考察
  • 考察西方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流变有助于廓清其内在理路,并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西方早期的法律发展理论是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渊源,系统的法制现代化理论形成于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法制现代化理论受到了来自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有力批判;在回应批判的过程中,法制现代化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
  •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传播主体多元、传播层级消解、传播手段多样、传播内容分众、传播时效增强等特点。新媒体的应用,对大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习、交往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置身于新媒体时代,大学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增强文化的主动性。为此,要切实转变观念,确立适应新媒体的大学文化观;要改革课程设计,将新媒体知识和技术融入通识教育;要加快数字校园建设,加强对新媒体的掌控与运用;要加强核心价值教育,坚守或重塑大学精神;要组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修复人际关系网络;要加强舆论监测和引导,为大学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人口红利问题近期又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实证文献中,由于在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理解、研究方法、变量选择方面有很大差异,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经济收敛理论,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省级之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983-1992年期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占人均GDP增长的14.1%;而从1983-2009年整个时期来看,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占整个人均GDP增长的6.9%。分东、中、西部考察发现,西部地区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而带来的经济贡献要远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考察则发现,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个值并不一定是正数,当人口转变进入到下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退休年龄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则转变为抑制人均产出。同时,这一增长效应能否在事实上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一国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教育政策。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有多大,需要谨慎地看待,片面夸大或忽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取的。
  • 熊希龄《请予沈莹庆以差使上端方禀》撰写时间考
  • 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的《熊希龄集》(全八册)为熊希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收录集中的熊氏文字著述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然而,由于编者文献考订上的欠缺,某些篇章的写作时间考证明显有误。近日笔者再读《熊希龄集》,发现《请予沈莹庆以差使上端方禀》①时间考订上亦存在明显的错误。此文原稿藏上海图书馆,原文仅署月、日(“九月初四日”),编者考订该禀文写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10月2日),不知何据。笔者以为,按照文中提及的史实,此文不可能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四日,而最有可能写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四日(1907年10月10日)。
  • [教育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辛涛[1] 姜宇[1,2] 刘霞[1])
    从美国教师试用期制度看我国教师退出机制的建立(蔡永红 毕妍)
    我国教学论百年发展的哲学转向与特点(靳健)
    [心理研究]
    构建信任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刘国芳 林崇德)
    儿童非符号数量表征的特点及作用探析(陈英和 赖颖慧)
    构建适合我国的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方晓义[1] 袁晓娇[1] 邓林园[2] 胡伟[1])
    中国七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综合评估(邹泓[1] 刘艳[1] 李晓巍[2] 张冲[1,3])
    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验证(吴艺方[1] 韩秀华[2] 韦唯[1] 罗良[1])
    [文学研究]
    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郭英德)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刘勇)
    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马东瑶 王润英)
    [历史研究]
    清代乡地职役人员问题考辨(魏光奇)
    [法律研究]
    论金融消费者保护视角下金融ADR机制的完善(袁达松 丁孝文)
    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流变:基于西方法学史的考察(梁迎修)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张朱博)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王颖 倪超)
    [读书札记]
    熊希龄《请予沈莹庆以差使上端方禀》撰写时间考(杨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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