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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学术管理理念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 在整个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大学作为人文机构的根本特质,注意文化和知识的传授、生产与经济生产之间的重要差异,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管理理念,防止其丧失人文性和滑入官僚化陷阱。要协调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保障各种不同权力的合理平衡,特别是要树立权力为学术服务的学术管理理念,克服管理主义将大学复杂的人文运作还原为简单的经济经营的错误倾向,从而通过改革真正提高大学运行的效率。
  • 论大学的批判功能
  • 大学应该以其独立人格完成它的政治使命、经济使命、文化使命与教育使命。大学的独立人格不只表现在大学法人地位的确立与提高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传统的批判与革新之中。大学的批判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为社会培养创造性人才;提供具有实际意义与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的不良状态进行有效地诊断与防治。由于大学批判功能的缺失,从而出现了一批被体制购买的知识分子、高度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缺少创新意识的知识分子,并且使得学术研究出现了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大学的发展应建立在自主性与批判性的基础之上,保障学术自由、放松政府管制与确立批判理性的主导作用是大学批判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大学批判功能的存在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保持社会完好形象的需要以及克服学术浮躁的需要。
  • 制度分析与高等教育研究
  • 制度分析不仅以制度为研究对象,还构成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即通过制度主义视角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现象与问题,提出制度创新的可能途径。制度分析主要源于新制度主义的启发,借鉴了多学科方法,在理论上强调制度的内生性特点,对具体制度做发生学研究,追问制度安排的合法性。高等教育制度分析具备上述特征,并着力探讨高等教育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能性,试图从交易成本理论、组织理论、博弈论等出发,揭示高等教育制度的双重性:既是重复博弈的内生产物,又独立于参与者的行动选择。高等教育制度分析服从于高等教育组织特性。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 试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立场
  • 从思想立场层面看,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者思虑高等教育问题时的基本立场是科学立场、个体立场和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三者分别取怀疑态度,论证精神、独立态度,宽容精神和本位态度,职业精神。相比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浓重的理性思辨色彩,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寄托了更强烈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情怀。为国育才,为天下学术,构成了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教界人士的办学信仰。
  • 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
  • “风俗”是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生活文化特性的词语概括,在传统风俗观下,“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强调风土等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俗”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风俗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备的二重性。古代学者的风俗观关注风俗发生的地域性与政治性,对风俗的教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强调。近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对风俗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认为风俗可以救世,虽然对待传统风俗的态度明显不同。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具有三种特性:一、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二、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又有着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三、风俗习惯虽然难于改变,但它还是能够移易的。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传统风俗观有关风俗的理解与评述对于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建设以及民俗学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的民俗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风气时尚的研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阐释自己对民俗文化价值的看法,区分民俗的美善与丑陋,注意与国家政府合作培育、提倡“良风美俗”,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学术支持。
  • 民间文学本体特征的再认识
  • “什么是民间文学”,这是似乎早已解决而其实又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以往关注的是民间文学的文学或文化属性,而对其生活属性往往视而不见,因而对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个基本特征的认识并不全面。“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提供了帮助。
  • 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 民族志诗学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人类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它在承认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在书写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迻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这种方法,既极大地拓展了书写文化对口头传统的表现力,也为深入认识口头艺术乃至所有文学传统的内在特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 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 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对儒家传统“五常”,大体形成四种看法:一是全盘否定,甚至斥之为“五贼”;二是部分否定,剖析其中的“五贼”;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评价;四是逐条分析,否定其中的仁、义、礼,肯定其中的智与信。这说明,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更是一种观念变革。儒家传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在此基础上,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通过明代的例证,可以推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出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
  • 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
  • 石刻资料和传统文献表明,辽代家庭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佛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思想上,拔苦灭罪、行善积德、祈祥增福、报恩尽孝这样以佛为本、儒释相融的观念成为主流;第二,在家庭财产的处置上,出现了组织佛教邑社和捐资修建寺院、佛塔,刊刻佛经等助佛现象;第三,在日常行为上,除了剃度出家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居家念佛、诵经立幢的现象;第四,在生活习俗上,生子取名用佛号、妇女化妆用佛装(妆)、节日庆典遵佛诞等成为时尚。到了辽代中后期,这种影响在长城以南燕云地区汉族下层民众的家庭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
  • 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
  • 理学思想在金代趋于衰微,但研习者一直不乏其人,并表现出不同于南宋理学的整合方向,即象数与义理并重。至金后期,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变化,理学受到越来越多北方士人的关注,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观点不同,研习的心态却相对活跃,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金朝的覆灭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南宋成熟的程朱理学借助历史的机缘取而代之,开始了在北方的大规模传播。
  • 本刊声明
  • 损益两卦何以深受古人青睐
  • 《周易》之中,有《损》《益》两卦,在古代备受推崇。在古人看来,《损》《益》两卦充分体现了“变通趋时”、“与时偕行”的观念,是对《周易》“时”观的高度概括;它体现了“损上益下”、“以上下下”的为君之道,以及君子的全身之道,凝结着儒家改过迁善、提高精神境界的价值追求;更为突出的是,它还集中体现了天地之道和《周易》学说的基本特征,《损》《益》之道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足以观天地之变”,“足以观得失”。正因为如此,古人青睐《损》《益》两卦,高扬《损》《益》之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可以看出,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为汉代经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儒学心性概念的本体化——周濂溪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
  • 儒学“诚”这一概念,强调价值实现对于“真实”的逻辑先在性,即须经由价值实现与存在的完成才能成就“真实”。“诚”,标明了价值与真实的本原一体性。周濂溪的哲学,以“诚”为核心来诠解易道,统合《易》、《庸》,一方面,它把儒家的心性概念本体化,证立了道体作为至善本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将“诚”的价值实现意义拓展至于宇宙万有的气化、形化历程,转从事物的“万殊”逆证道体的“理一”,由此建立了他的形上学系统。周濂溪的哲学,为宋明儒重建儒家形上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
  • 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要创建的是哪一种解释学?”因为西方解释学有三种形态:古代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它们的含义差别甚远。作为解释技术的古代解释学,中国古代已经具有,而且相当发达,因而无须再建立。如果是后两种,那么中国尚未出现,故而才存在着建立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能否建立起中国的一般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是很成问题的。就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所理解的解释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不仅不需要创建(它已存在),而且也没有发扬光大的必要,原因是由于古代解释学的过度发展,使中国哲学具有了强解释学特征,即解释过度,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妨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使其解释有余,而创造不足,并形成了学派线性发展和思想寄生式发展的特点。目前中国哲学界最需要的是少一些解释,而多一些创造。
  • 《普通逻辑》二十五年回望
  • 普通逻辑应以传统逻辑的精华为其主体,适当吸收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形成二者融合的教学体系;逻辑形式中不仅应包含有演绎推理,而且应包含归纳推理;三段论规则可以区分为构造规则、一般规则和导出规则,它们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矛盾律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宽与窄的区别;充足理由律可以保留,但它不是普遍的逻辑规律,而是论证的规律;在论证中,应当把论证方法与论证规则协调起来,以消除逻辑矛盾。
  •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
  • 为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有效地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质量,使人类能够走上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教育”这门新的教育课程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环境教育,可从知识、意识和能力等方面提高公众的环境素质,并养成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环境教育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全民性、实践性和连续性等特点;环境教育目标是一种全方位的目标,包括意识目标、知识目标、情感与态度目标、能力和实践目标;环境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和在职教育等途径实施;随着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环境教育将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论名刊工程的创新价值与引导意义
  • 名刊工程是以高校社科学报品牌建设为核心,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目的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它以对期刊类群的理性认同为基础实施分类指导,匡正高校学报的发展观念,突出和激励“名栏”建设。名刊工程入选期刊评审兼具社科期刊评选的创新意义与社科学报的引导功能。评审标准建构了名刊理论模型,评选的观测点就是名刊工程建设的着力点。
  • 本刊2004年总目录
  • 发展心理研究所
  •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自198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个体生命全程中心理发展特点的研究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1999年,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 试论德里达对结构叙事学理论根基的拆解重构
  • 基于其结构论哲学思想之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一反传统批评家以作品内容为本体、以作家的主观精神为动力的文学叙事观念,提出了以文学结构形式为本体、以文学法则程式为动力的新叙事理念;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洞察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过分强调文学叙事的普遍统一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具体差异性的致命弱点,提出了一种以具体多样的话语文本为本、以能动多变的个人天才创造为动力的新型的文学叙事理论,将西方的符号叙事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 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
  • 潘佩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1905年,潘佩珠东渡日本求援。在日本横滨,潘佩珠会见了中国改良派领袖梁启超,就越南革命问题曾进行过多次笔谈。梁启超对越南民族独立和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梁的帮助下,潘在日本出版了《越南亡国史》等书,运回越南,作为国内革命运动的宣传资料,并发动了闻名国内外的东游运动。在日本横滨期间,潘佩珠还会见了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并就越南独立问题和中越两国革命发展的关系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笔谈。会谈虽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和达成具体成果,但为潘后来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也提供了很多方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潘受孙中山的影响,成立了越南光复会。
  • “大历十才子”小考
  • 唐朝中期有一个诗人群体,文学史上传统称为“大历十才子”。首见于《旧唐书》卷163(李虞仲传):李端“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但未全举十人之名。这十个人是谁,古书上的说法不尽相同。《新唐书》卷203(文艺下)云:“[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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