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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国际比较
  • 科技革命推动的信息经济使基础教育及其质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各国纷纷开展大规模教育评价,进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目前,各国进行教育质量监测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组建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的专职机构;二是由政府机构以项目的形式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来进行;三是由教育部的相关职能部门直接负责。各国多以处于能力发展关键阶段(如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为监测对象,以核心学科(阅读和数学)为重点监测内容。我国应建立高效的教育评价机构,进行大规模教育评价,实施体现素质教育的监测,以此来提高我国的基础教育质量。
  • 增值评价:一种绿色升学率理念下的学校评价模式
  • 增值评价以学校教育活动对学生预期成绩的增值为教育评价标准,用来判定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是一种绿色升学率理念下的发展性学校评价模式。与传统的学校评价模式相比,这种评价模式具有综合考察学生发展影响、强调发展性评价标准、重视起点关注过程、促进学校改进等特点,对推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实现教育教学公平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证研究得出的一系列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增值评价应该作为学校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要重视运用增值评价的结果来客观分析和评价学校的作用和效能,使增值评价在促进学生和学校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矩阵取样技术在大尺度教育测评中的运用
  •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一些大型国际教育测评项目的推动,矩阵取样技术因其较好地解决了广泛的测试内容和有限的测试时间之间的矛盾,而在大尺度教育测评中逐渐得到普遍运用。它通过将测验题目的随机平行等份分配给随机选取的学生来估计测验总分,是用来估计矩阵参数的一般统计方法。在实际测评的过程中,与传统经典测验用同一张试卷测验所有学生的做法不同,矩阵取样通过限制每个学生所接受的测验题目数量来减少必须的测验时间,但同时仍然在学生之间保持了对测试内容的广泛覆盖范围。从基本类型上看,它可分为完全矩阵取样和不完全矩阵取样两大类,两者都定位于对群体水平的测查,但后者通过"公用题目"的设计帮助解决个体间结果比较的问题。采用恰当的矩阵取样技术,在对广泛的测评内容进行梳理和结构化整理的基础上,可以在不增加测验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对群体水平的准确、全面考察,这对我国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的方法学意义。
  • 《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
  • 《源氏物语》是日本“好色”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好色观具有唯美的倾向,与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好色观相对立。从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的好色观到日本文学中的唯美的好色观,是从负面好色观向正面好色观的价值转换,这一价值转换是在剥离或淡化好色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中形成的。如果说中国文学的好色观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有限地偏离了道德框架,那么《源氏物语》的好色观则相当地远离了道德与政治。远离了道德与政治的框架之后,日本的好色文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了绵绵不绝的好色文学系列。
  • 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
  • “国民性批判”是“五四”前后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它发端于晚清,是当时改良派发起的启蒙新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民”一词的来历,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经历和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流行来看,中国国民性批判思潮的产生与日本的明六社、政教社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但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各自的国民性批判的侧重点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重在批判伪恶丑,而中国则重在批判“奴隶根性”。前者把保持民族独特性看作是一个文化问题,后者则把塑造独立品格看作是解除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即是个政治问题。这就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和历史走向。
  • 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公布
  • 近日,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名单公布,我校人文社会学科有九名教师入选该人才支持计划。他们分别是: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朱红文,历史学院教师游彪、李帆,心理学院教师辛涛、刘力,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师吴宗宪,文学院教师万建中,教育学院教师刘宝存,教育管理学院教师杜育红。
  • 2007年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位点会议(博士生论坛)在我校召开
  • 11月3日,2007年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位点博士生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次全国博士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首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联合协办。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树军教授和任贵祥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王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
  • “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获评优秀项目成果
  • 日前,由林崇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课题,在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的成果鉴定会上获得优秀项目成果的评价。专家组认为,该课题首次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自然科学界的院士、社会科学界的学部委员、资深教授等高水平创造性人才的心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广泛地开展了中、英、美、日、德等国青少年创造性跨文化的研究,
  • 我校新增设两个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学科领域
  • 近日,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准我校增设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两个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学科领域。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学科领域从15个增至17个。
  • “2007·学术前沿论坛”成功举办
  • 11月4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2007·学术前沿论坛”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本届论坛以“和谐社会:社会建设与改革创新”为主题。钟秉林校长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市社科联主席满运来为论坛致词。韩震副校长主持论坛。
  • 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
  • 希腊式钱币出现于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代之初,流行演变于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消失于萨珊波斯灭亡与阿拉伯帝国建立之际。虽经千年历史变迁,但从整体上看,这类钱币的基本形制、材质、币值、重量、名称都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有正反两面的图案轮廓和铭文语种因王朝更替或发行者的变化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希腊式钱币是多元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它本身的创制、流通和演变就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个缩影。
  • 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
  • 如何用汉语词翻译圣经中的God(Elohim/Theos)和Spirit(ruach/pneuma)?近代以来,就成为讨论的问题,被称为“术语问题”。不过,学界一般认为这只是外籍传教士内部的争论,中国学者并未参与。其实,查阅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也一直进行着认真的讨论。19世纪四五十年代,何进善、徐继畲、洪秀全等就使用了“上帝”、“神天”、“天父”、“真神”等译名。19世纪70年代末,更多学者参与其中,福州征文活动和《万国公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讨论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出现了“造化主”、“真宰”等译名。中国学者的主张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重要的推动意义。
  • 基佐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 弗朗索瓦.基佐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学者,但与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从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的角度,对政治的积极意义重新做了说明。他主张,政治权力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政治应该以服务社会、增进福祉为宗旨,政治治理应该以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他批评了人民主权观,认为真正的主权是"理性、正义、真理"。这种理性主权思想的目的不只是限制权力,而是为政治权力设定道德基础而予以重新肯定。按照他的理解,正当的政治权力必然要以道德为基础,政治权力是德性的正当体现,因而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当今,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现代政治的最大难题并非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之间划清界限,而是如何加强两者的结合。研究基佐关于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的思想,不但有助于加深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还可以为现代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 美国内战前的童工问题
  • 内战前,童工劳动在美国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童工成为许多新建工厂的重要劳动力,人数一度占到工厂工人的1/3左右;整体雇佣多子女家庭是许多工厂主乐意采用的策略,1830年前后,这种做法在许多地方相当盛行。童工的大量使用与当时的劳动力缺乏、童工劳动力价格低廉以及清教徒劳动观念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童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非常恶劣,通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人身自由还受到严格的限制。随着童工问题的日益严重,限制使用童工劳动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 多学科视角下的语篇和性别研究
  • 近年来,语言性别研究已逐渐成为对语篇性别差异的探讨。国外研究者们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语篇和性别两者关系的内在规律、受制条件和互动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作为一种常见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语篇和性别关系不是现存的一些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能够彻底诠释的。因此我们要学会使用新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新环境下的性别对语篇的影响作用,正确理解语篇、性别身份和语境的含义和范畴,这对语篇和性别自身理论和分析模式的发展更加有益。
  • 可译性问题
  • 可译性是传统翻译观的范畴,它基于一个假设:原作有终极意义,可译性就在于完整无缺、毫不改变地加以再现,否则就是不可译性。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论和语言游戏观出发来研究可译性问题,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观点:在语言游戏观下,翻译变成了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它客观地存在着。翻译并非终极意义的再表达,而是在视域融合下的合理的意义阐释活动,而作者意图和作品意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由此消解了可译性概念。
  • “否定主义”的否定——否定主义美学之考察
  • 吴炫教授提出的否定主义美学颇有新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否定主义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由此造成了逻辑上的矛盾;而对于语言和概念的滥用,则导致了表述的混乱和理解的障碍;否定主义美学的目标是要为人们提供心灵的依托,这恐怕是难以达到的,因而具有乌托邦性质。彻底的否定主义必须进行自我否定,这是克服其悖论的根本方法。在创造新的思想时,万不得已不要制造新概念,更不应随意改变语言的本意。美学不能代替信仰,信仰的问题只能通过信仰得到解决,正如美学问题只能由美学来解决一样。
  • 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和谐大学建设
  •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和谐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教育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突出地位。“和谐”是大学的精神积淀和时代要求,尤其在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和谐大学作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不仅在基本精神上相一致,而且彼此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和谐大学的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教”与“学”、教学与科研、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等几对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 大学与北京的文化品格
  • 北京的文化品格,集中地体现为一种“首善文化”的品格。在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大学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和不容忽视的主导性因素。北京的“首善文化”具体表现为经世性、先导性和包容性。它起源于北京太学(国子监)的建立,至现代大学精神形成而得到进一步的突破和升华。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更加突出。大举对北京文化品格的影响空前重要。
  • 论北京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
  • 当前北京创意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北京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创意文化产业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持;反过来,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现代化,又迫切需要创意文化产业这样的传播渠道。只有把北京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会获得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佳效果。
  • 北京文化与汉语国际推广
  •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使“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国际文化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后,开始转向汉语国际推广,主动积极地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具有独特的历史使命:在建构文化交往平台、弘扬传统文化、展示当今中国文化风貌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在体制创新、宣传策略、理论研究和信息建设等环节上均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文化建设在如何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方面还应充分发掘教育资源,努力提升市民素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
  • 中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普遍性与特殊性
  •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原有的社会发展范式的核心理念,但是按照这一理念所展开的发展实践却导致了社会发展场阈中人的缺失,以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凸显,很多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为了走出发展困境,构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新的发展范式,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和保罗.谢弗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分别提出了价值本位、自由本位和文化本位的社会发展范式。以马克思实践论的双重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为理论视角,辩证吸收已有的关于社会发展范式转换的研究成果——由“重视经济增长范式”到“重视人-文化-价值进步范式”,审视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可以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范式转换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其特殊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层面——市场经济、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分工等——还没有发育成熟;第二,中国社会发展范式转换是由党和政府主导、主动完成的。中国的社会发展范式转换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因此在发展范式转换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有独特的发展对策,应当建立适应发展范式双重维度转换的应有机制;虽然当前批判并制约社会理性层面发育的时机还尚早,但还是要将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政府制定各项政策和法规的核心价值诉求,尽力避免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的负面影响。
  •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效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特色评述
  • 教育是可持续发展变革的重要手段。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在国际视野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构建,是可持续发展教育扎根于中国的奠基石;整体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设计,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真正落到学校教育改革实际的基本环节;定期组织国家讲习班和国际论坛等多种师资培训活动,是传播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与成功经验的必要平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进一步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国际实施计划》为契机,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旗舰”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应当适应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课题研究;建立学校、政府、社会、企业等共同参与、利益共享的同盟关系,全方位扩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合作空间。
  • 方城考
  • “方城”之名,首见于典籍者,当属《春秋左传》僖公四年。这一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屈完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三十里召陵镇召陵村)答齐桓公日:“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则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 赵岐“孟子时邾国改称邹国”说驳议
  • 学术界对于司马迁“孟子,邹人也”的说法并无异议。对于邹国国名的由来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类观点认为邾国与邹国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赵岐是这类看法的代表,《孟子题辞》:“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日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
  •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界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胡绳武、张海鹏、刘桂生、耿云志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国内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七十余篇。研讨会以“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为主题,
  • 本刊2007年总目录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
  •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12月,是由北京市、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建的以服务北京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为宗旨的科研机构,也是全国首家依托于高校而专注于北京文化发展研究的专门机构。文化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任名誉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任院长,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任理事长。
  • [教育研究]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国际比较
    增值评价:一种绿色升学率理念下的学校评价模式
    矩阵取样技术在大尺度教育测评中的运用
    [大学研究]
    《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张哲俊)
    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陈春香)
    [学术信息]
    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公布
    2007年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位点会议(博士生论坛)在我校召开
    “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获评优秀项目成果
    我校新增设两个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学科领域
    “2007·学术前沿论坛”成功举办
    [历史研究]
    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杨巨平)
    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刘林海)
    基佐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崇明)
    美国内战前的童工问题(尹明明)
    [语言哲学研究]
    多学科视角下的语篇和性别研究(曹湘洪)
    可译性问题(赵小兵)
    [美学研究]
    “否定主义”的否定——否定主义美学之考察(严春友)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
    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和谐大学建设(刘川生)
    大学与北京的文化品格(常书红)
    论北京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杨志)
    北京文化与汉语国际推广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普遍性与特殊性(刘新刚)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效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特色评述(王巧玲)
    [读书札记]
    方城考(王振中)
    赵岐“孟子时邾国改称邹国”说驳议(赵满海)
    [学术会议综述]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林辉峰 曲洪波)

    本刊2007年总目录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封面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主  编:蒋重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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