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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当“讽喻”遭遇“比兴”——一个西方诗学观念的中国之旅
  •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某些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流通的概念和术语,其中,讽喻(allegory)便被认为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不仅适用于西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研究王国维的翻译和批评实践可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每一个诗学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诗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诗学观念的关系中、乃至在与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产生的。拖曳着自身的历史负累,"讽喻"很难进入中国诗学,在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时,中国固有的诗学话语,如比兴,无疑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选择。
  • “国语”的发现与“国学”的重建
  • "国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其基本构成要素与语言及民族国家具有重要关系。从本质上讲,"国学"所凸显的主要是其"民族特性",而民族特性最为鲜明的显性标志则是语言。"国学"正是以"汉语"重新建构"汉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章太炎时代的"国学"强调以"小学"(音韵训诂)来复活汉民族早期的原初语言,以作为重构汉民族文化的前提,因而背离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要。后续的胡适等人倡导以"国语"的"创制"作为"国学"研究的前提,"汉语"才由"原初汉语"开始了向"现代汉语"的过渡,也因此才真正确立了现代"国学"所应有的地位。"国学"之"知识系统"的重建必须从重新清理和确认真正的"现代汉语"着手,只有以"汉语"形态展开的民族思想学术方可视为"国学"。
  • 汉学研究的知性无意识
  • 在汉学研究中,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中国人亦有西方人。因此,汉学研究所涉及的学术政治虽然没有东方主义那么强烈,却显得多姿多彩,纷繁复杂。近年来的一些汉学研究的争论个案向我们生动地表明:学者的族群因素对汉学领域学者的心态产生了知性方面的影响,甚至会演化成带有族群色彩的学术政治,并对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的使用产生相当的影响。由于置生于身份政治的学者很少有人能清醒意识到或愿意承认是族群身份在作祟,这种影响学术的心态可被称为"族群无意识"或"知性无意识"。
  • 古代方志与近代社会调查之渊源关系探究
  • 民国时期的有些著名学者在谈到社会调查时往往会同时谈及古代方志,并对二者的异同和优劣作出评价。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有重要的历史玄机。清末留学生举办的刊物《浙江潮》有专门的"调查会稿"栏目,将其中的《处州青田县调查稿》等社会调查与光绪《青田县志》等相关方志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表明二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探询原因,与古代方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调查因素有关。其中的某些因素,如调查手段、方式、组织等等已经很接近近代的社会调查了。这表明,在社会调查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社会调查究竟为何物并不清楚,为此就向古代方志伸出了求援之手,在方志的扶助下蹒跚学步。
  • 中国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之学术遗产
  • 近代(1840—1949)目录学是连接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之间的纽带,在目录学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对于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学术遗产的整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近代目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基本成熟,与校雠学、版本学、学术史等相关学科有了显著的区别。近代目录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主要有以叶德辉、刘纪泽、余嘉锡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派,与以梁启超、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杜定友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姚名达可以说是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则将目录学的社会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近代目录学是在吸收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借鉴西方目录学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上多有创新,在编纂目录类型上也远超古代。
  • 浅析德里达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德里达和福柯、黑格尔的争执为线索
  • 黑格尔几乎一直是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被置于后现代的路途上。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从一开始就代表着后现代所要反抗的那条道路。正是在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对抗中,后现代运动逐步向前发展,最终,在德里达那里,在解构和辩证法的争执中,后现代运动完成了自身。而在这个完成中,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各自的道路本身最终显现给我们。
  • 简释《鹖冠子》社会政治论的发展演变问题
  • 以圣贤、道法为核心的《鹖冠子》的社会政治论,经历了《近迭第七》作为早期篇章,蕴含着道法的萌芽;《王钅夫第九》的"成鸠之制",延伸了道法的领域,上至日月列星,中兼人情,建立起一个以"天曲日术"为主的现实政治制度;到最后《度万第八》中"五正"开始带有浓厚的"气"论色彩,理想统治者被称为"气皇",包含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五个层次,使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加具有张力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变化,又是当时社会环境急剧改变的直接反映。
  • 社区化解民事纠纷的实践:制度困境、认识偏差及其克服
  • 发挥社区在化解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既是社区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形成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但在部分社区的实践中却存在一些问题:以人民调解为主导的社区民事纠纷化解机制功能单一,难以妥当应对社区民事纠纷多样性,也难以满足对社区民事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化需要;因法律对"社区纠纷"缺乏明确的界定,以户籍所在地为主要依据的实践性判断方法,存在回避或排除化解部分社区纠纷,从而消解社区化解民事纠纷功能的根本缺陷;并非科班出身的社区民事纠纷化解人员,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天然不足与信心缺乏,影响了社区民事纠纷化解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建构与社区民事纠纷多样性相适应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正确认识社区化解民事纠纷范围,从制度上解决社区纠纷化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困惑。
  • 关于遗嘱信托的几点思考——以继承法修改为背景
  • 我国《继承法》颁布后近30年未修订,但是社会背景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继承法的修改迫在眉睫。我国继承法理念上主张遗产所有权直接从被继承人转移至继承人,这种理念下的继承制度有三个方面不足,即忽视遗产的保值增值,忽视遗产的多次转移需求,忽视对尚不存在的继承人之保护。遗嘱信托的特殊制度功能,能够弥补现有继承法的上述不足。我国在继承法修订中应该对遗嘱信托作出明确规定。
  • 中国近年CPI上涨来自过度的货币供给吗?
  • 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囿于"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货币主义教条,人们普遍将此轮物价水平上涨归咎于货币供给。央行为抑制物价上涨,也出台了诸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限制贷款规模等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然而,在资产市场已有相当规模、且产能普遍过剩的中国,扩大货币供给导致的可能是资产而非消费需求增大。进而,即使消费需求因货币供给扩大而增加,其导致的也可能是产出扩大而非价格上涨。故在上述条件下,货币供给与一般物价水平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逻辑,本文在理论上通过纳入资本市场和产能过剩的商品市场,对经典的费雪方程式做出了修正,以说明上述关系。同时,通过选取中国1996-2012年宏观月度数据,在经验层面证明了货币供给并不是近年来CPI上涨的主要原因。这一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本轮物价上涨并非源自过度的货币供给,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不是抑制本轮CPI上涨的恰当手段。相反,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企业融资困难、资本市场萎缩等负面影响。
  • 金融集聚、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
  • 金融集聚体现了金融发展的程度,不仅反映了金融发展的特定阶段,还反映了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有待验证。本文就这一问题,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近年来我国各地区金融聚集程度进行评价,然后利用Granger引导关系讨论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业聚集程度之间的引导关系,最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金融业聚集程度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效果,从而综合评价我国各地区由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差异。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由于其拥有的金融资源配置优势,构成其经济增长的Granger引导关系条件,西部地区也呈现一定的显著性。有鉴于此,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适当的政策引导和各区域之间协调的金融资源配置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 中国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研究:人力资本的视角
  • 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公益行为对于探索中国公民的公民性以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公民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健康状况三个角度,讨论人力资本对于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有37%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参加过志愿活动,而公民的各项人力资本指标对其志愿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公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可能性越高,而健康情况与志愿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公民的经济状况与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成反比,经济状况越好的公民,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状况好的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公民在经济状况改善之后,距离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仍有一段距离。
  • 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
  • 近年来,中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有必要对国内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捐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居民中个体的教育水平与捐款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本科学历的比没有本科学历的每年有更多的捐赠额度。但是教育水平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程度可能随着捐赠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工作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个体的捐款额度相应的增加,但在所捐赠的钱占其工作收入的比例上,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要高于收入中等的群体,表明相对捐款额度和工作收入之间呈现典型的U型关系。职业与捐款之间亦有显著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可能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尚存的"单位人"效应,表明在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在捐款方面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效力。
  •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居民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普通公民的捐赠行为已成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宏观社会背景下分析公民的个人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会对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采用中国公民公益行为全国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间、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后,居民的捐款行为会受到其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两方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捐款行为有正向作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更多的居民,其捐款的优势更高;随着居民社会信任得分(包含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方面)的增加,其捐款优势也明显提高。
  • 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以中国工业废气为例
  • 工业废气是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20年间,中国工业废气排放量波动很大,自"十一五"以来,更是逐年大幅下降。从结果出发深入剖析中国工业废气减排的具体原因,对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修改和完善了传统意义上的分解分析法,将工业废气减排的具体原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然后以整个工业领域的废气排放作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三大效应对中国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度。研究表明:中国的工业废气减排主要归功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次之,规模效应对废气减排的贡献为负。与此同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速、工业份额以及清洁技术水平朝着不同方向的变化,都能有助于实现工业废气减排。最后,本文提出三点对策建议与思考,即提出并落实单位GDP或工业增加值污染强度指标,把适度放缓经济增速作为当前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以产业结构"轻型化"促经济增长"清洁化"。
  • 互文与“互文性”
  • "互文性"是近年常见于各类研究文献的一个新词。但其泛化使用却不无问题。其实,这个概念从名称到内涵都还有待认真讨论。本文将要说明:"互文性"是"语篇间性"(文本间性),与互文根本无关。互文问题和语篇间性(文本间性)问题分属两套学问;但是二者都值得深入探讨。
  • 与先哲对话 与时代同行——杨寿堪学术论丛《哲学何为》评析
  • 《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广州出版社2011年版,共6卷,约200万字)的出版,是杨寿堪教授几十年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耕耘不辍的成果总结,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体现和智慧表达,凝聚了先生的心血,体现了哲学的真谛,反映了时代的需求,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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