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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学 > 《绿叶》 > 2009年第07期
  • 编辑手记
  • 我们为什么在铁矿石博弈中屡战屡败
  • 力拓一案,我们以情报力量进行监督,清除内鬼外谍,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绝对必要,但这只是治标。从根本上讲,钢铁业、铁矿石的政策不能只让行内人来制定,而应让相关消费部门和建设、工业部门也介入;特别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建起铁矿石指数市场和招标市场,通过制定和主掌游戏规则,切实地维护中国的根本经济利益。
  • 改善官民关系,渡过历史关键时期
  • 在传统国家与平民之间,缺少一个成规模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单纯的二分法,带来了新的变量。政治转型在中国,苏东模式已告失败,东亚模式也难以成功。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和“反分裂”任务需要“党国一体”的架构作为保障;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形势又倾向于削弱和限制这个政治架构。当务之急,中国只能咬紧牙关,以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政治参与感的方式,本末兼顾地适当改善官民关系,渡过未来的历史关键时期,以迎接世界史的新变局。
  • 民本官末——“新官民”七大关系
  • 探索新的治理模式
  •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着社会大转变,一个新的挑战是怎样重新建立国家权威,新的治理模式如何与动态、开放和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时代相适应。中国如果走出一个在治理体制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社会和整个世界必将更加和谐。
  • 从县级政改切入,撬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 如何破解资源配置的两大不公?如何增加我们这个社会的韧度?如何在群体性事件中构建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如何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县级政权是官民矛盾的交汇点,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面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政改可行的切入点。搞几个县级试点,撬动中国的政治发展,给我们的民族一点信心,给整个国家一点希望,天塌不下来。
  • 信息化时代的官民关系
  • 转型期的中国,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官民矛盾增多;信息化时代,传统治理捉襟见肘。为防止陷入冲突的社会,国家应把信息和决策权力分散化,把所有公共资源向大众开放;官员系统要更扁平化,尽可能让各级干部直接面向老百姓;政府的目标是有限有效,由过去的职能无边界,转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 草根精英取代传统精英之险
  • 现在官民矛盾中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社会精英历来是官民之间的缓冲物。当前的危险是,传统精英被体制收编,出现了被缺乏理性的草根精英取代的趋势。民权之成,需要过程;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
  • “城市门槛”与社会排斥
  • 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能只要城市化,不要城市病。在中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设置“城市门槛”,制造出庞大的流动人口,实质是社会排斥。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跟着资本跑,转移投资,扩张经济辐射面,是疏散流动人口的惟一办法。
  • 确立“人民自主”,消解官民矛盾
  • 要解决官民矛盾,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可行之径是要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重在疏导。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
  • “公民社会”祛魅
  •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
  • 选择法团主义,发展中国公民社会
  • 社会利益摩擦变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本原因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沟通和协商,此为官民关系“非常态”。要建立和谐的“新官民”关系,可结合历史路径,借鉴东亚邻国,将现有国家控制的工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自主性的公民社团转型,让国人从中获得民主的学习机会,最终走向公民社会。
  • 威权政府+法团主义:让底层有组织地参政
  • “官与民”的视角无法把握中国的实质问题。只有从“精英与大众”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的实质问题是贫富冲突。在议会制度下,底层永远干不过那些精英。代议制的民主形式无法解决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形成那种“法团主义”的制度结构,让劳动者有组织地参政,让所有集团都平等地、直接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 为什么日本社会不“仇官”、不“仇富”
  •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为何日本不仇官?因为其公务员内有道德权威、知识优势,外有议会压力、舆论监督。为何日本民众皆有“中流意识”?因为其政治生活中上有政党议员的政治制衡,下有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分析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特点,只为创新我们的现代化道路。
  • 新加坡的王道:东方的理性政治
  • 天遒,意味着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需要以贤人政治、权威行政加以实行;地道,意味着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需要以理性政治、动态行政加以实施;人道,意味着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需要以多元政治、民主行政加以实现。如何在三道理念的冲突之间谋取平衡,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这就是新加坡的“王道”理性政治。具体表现为李光耀的三论:“行得通论”、“鞋论”、“存而不论”。
  • 贡疑“中国速度”
  • 中美碳外交引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走向
  • 当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出现了国际话语权分化与组合的新趋向,欧盟的领导权似乎已旁落,而中美双边碳外交将引领未来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走向。今年上半年,中美围绕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展开了势头强劲的碳外交,其背后则有着各自新的战略考量:美国的目标是获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权;中国的着眼点则在于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
  • 环境权立法,勿要“好大喜功”
  • 环境权概念提出50年,至今仍陷于基本要素全无定论的尴尬;道德情怀和人文精神的过度宣泄,“代际公平”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肆传播,最终导致“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之间目的和手段的逻辑颠倒;法律不同于道德,法学也不同于伦理学,环境权立法要切忌“好大喜功”——内容越宽大,精确度就越小,甚至破坏法的稳定性。
  • 世界、历史双重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资源立法
  • 环境资源立法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与特定时期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在世界背景下,深刻认识环境资源立法的发展历史,同时结合国情和文化传统,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环境资源立法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 《绿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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