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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学 > 《绿叶》 > 2009年第08期
  • 编辑手记
  • 时有各方言语传来,电话,信函,会议上相遇,见面时聊天,乃至托他人传递。“《绿叶》不错”,“名家云集”,“所论恢宏”,“思想新锐”,“文字活泼”,林林总总。为编辑者,耳闻是言,大欣慰,但绝不敢飘然。自以为公正的判断是:思想化、问题化风格雏形已成,理论化、策略化路途漫漫。
  • 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
  • 在欧盟具有优先话语权的国际气候格局中,美国唯与中国合作才能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唯与美国合作才能防止欧美联手制华、争取谈判话语权。由于战略定位和政治体制存在的差异,中美两国应根据各自在政治体制、技术实力、资金需求和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在具有共识、易产生绩效的领域如能力建设、合作研发技术和加强地方合作等方面,先易后难地有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
  • 一胎化比二胎化风险更大吗?
  • 中国的人口困境主要是总量困境,人口风险主要是总量风险,在这个根本风险面前,其他任何所谓的独生子女风险论都要退到次要位置。中国在完成了使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重大任务后,应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的伟大战略,采取现金奖励、提高养老金水平、减免中高等教育收费、提供更优惠的医疗保障等措施,促使更多的家庭主动放弃计划内二胎,使总和生育事降到并长期保持在不高于1.5的水平。
  • “独生子女”风险论
  •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潜在有成人成材、婚姻养老、结构缺损、发展国防诸多风险,未来又有不孕不育、放弃生育、独子夭折、老无所养等隐患。还权于民,放开二胎,结束风险家庭,是抵御社会风险、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底线。
  • 别了,“比较优势战略”——呼唤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破除比较优势迷信,以自主技术强国
  • 凡是外国封锁的技术,自己就能搞起来;凡是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自主创新就垮台。真正先进的技术是引进不来的,技术进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获得眼前的增长利益,以出让市场和产业控制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作为代价,现行的这种模式必将对我国的产业自主升级构成重大障碍。
  • 绕过比较优势“陷阱”,以技术立国
  • 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一个陷阱——落后国家短期受益、长期受损,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进程放慢。而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要想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技术立国”势在必行,反之大而不强;趋强阶段高关税保护的世界经验不应忘却,反之技术很难升级。
  • “国进民退”下的国家经济风险
  •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放开管制,让人们可以更多地去尝试、去自由地发展。管得严,别想搞好这个领域;管得死,这个领域反而更糟糕。近几年的政策取向就是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这种“国进民退”其实就是最大的风险。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政策扶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有竞争性的市场主体。
  • 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
  • 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风险相比,科技风险是最小的,因为它有可预测性。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科技走慢了就要挨打、受穷,以科技来构筑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必然。科学是发明,发明不可预测,我们没有能耐去规范科学的发展。而科技被滥用、误用所带来的问题,其起因和避免的方法都是社会管理问题而非科学本身的问题。
  • 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
  •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社会是科技时代带来的。防范、降低科技风险,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尤其应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总体上,科技的发展不由个人控制,它已经完全纳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因此现代人首先要反省生活方式。如果风险理论能促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科学也将随之调整自己的节奏。
  • 科技越发达,人文越重要
  • 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人怎么用,这体现为德,而德属人文。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和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民族传统和人文文化,不打自垮。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且尤应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民族文化及其哲理,重人文教育,立德树人。
  • 科技风险与治理
  • 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反面,是它给社会带来的风险越来越突出,这里有科技本身的问题,更有制度一游戏规则和文化态度的问题。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的本性,科技风险无法完全避免,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谨慎原则、伦理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上寻求共识,并注重阶段性问题阶段性解决,而非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 化危为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
  • 在高度媒介化的风险社会,大众传媒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软力量。在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大众传媒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各种风险、危机和灾难往往被媒体放大和扩散。面对网民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传播体系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趋势,管理者和媒体急需确立危机传播和“媒体执政”的意识,用好危机传播3T原则——真实地说,及时地说,首先来说——以求化危为机。
  • 风险被谁放大?——“社会建构论”的回答
  •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一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 农民的权益与中国的前途
  • 深嵌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农民逻辑,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步履蹒跚;国家与农民,控制与反抗,生存与权益,一组组悠久的命题提醒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并非民主不民主,自治优于民主,基石在于发育类似日本农协和我国台湾农会的农民组织;作为政府,应行“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的治国理念,践行善政之光,保障农民权益。
  • 警惕政治激进主义:如何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 转型期间,中国农民为何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聪明的政治,不怕农民强,最怕农民弱。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有的事情可以做快一些,有的事情还不能太急。需要警惕的是,以公正名义出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凡是村民自治工作搞得好的地方,农民的利益就容易得到保护,现实给出了积极的路径。
  • 土地平等使用权+民主合作自治——农村发展的方向
  • 村庄的复兴——重构村庄财政与乡村集体经济
  • 《绿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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