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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集《环保法》修订:理性设计与现实选择——规定环境权条款,彰显保护人民切身利益——对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思考与建议
  • 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关键或重点就是确认环境权特别是公民的环境权。明确了环境权也就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环境维权行为奠定了法律权利基础。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权利”;“一切单位和个人.对污染破坏环境、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都有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 《环保法》修改从“有限”实现“有效”必须解决的十大课题
  • 本次修法成功的关键是要将“有限修改”的基本命题化为“有效修改”的立法行动。本文从“有限”与“有效”的关系出发,结合我国环保法律实施的现状与问题,就修法工作涉及的十大立法课题及其应对策略作基本论述。
  • 关于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若干思考
  •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存在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缺乏对环境资源的市场机制的构建,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立法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交叉矛盾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完善,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立法上应体现全过程控制思想,对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重大修正,引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环境资源,解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重叠、空缺的问题,完善立法体系。
  • 《环境保护法》的困境及修订展望
  •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在立法上过时,与其他法律存在重复或冲突:在执法上很多时候环保行政机关难以获得法律授权,环保行政机关的地位也比较尴尬。《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是定位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基本法或是母法,从一部执行法转变到政策法,从侧重污染防治转向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从调整管理相对人的角度来转向调整行政管理者本身,把一些在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并且国际上也比较通行的制度和理念吸纳进去。
  • 论环境基干法律的修订完善
  • 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产生的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状况背景完全不同于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目前,该法修订的紧迫性已取得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的共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明确其立法地位,完善其立法体例的设计.在具体立法措施上,界定好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构建和完善重要的法律制度,安排好环境纠纷处理和法律责任追究的机制。
  • 提升《环保法》的功能,为环保事业主体有效互动提供法律保障
  • 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缺失,折射出环境保护法制度安排忽略对政府环保履职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偏重于对企业等排污者、开发者的规制。修订《环境保护法》的方向和重点,应当是全面加强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职能,突出《环保法》的特殊功能,为我国环保事业主体的有效互动奠定法律基础。
  • 《环保法》修订要符合“大环保”理念
  • 我国环境立法体系需要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不仅仅是遵循传统的环境立法模式的问题,更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部适合当今具体形势的环境基本法应当至少具备综合性、参与性和司法可诉性的特点。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第一是整体(系统)环境观指导下的综合环境立法,第二是确立公民的环境权益,第三是推动环境司法实践。
  • 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几个重点领域
  • 作为典型的社会产品.法的形成与发展势必与社会文明变迁密不可分。环境法的优化是生态文明演进的必然需求。无疑,伴随着当前社会“深度一平面、整体一碎片、中心一边缘、宏观一微观”的“后现代转型”,当前的《环境保护法》修改必须充分反映当下的时代烙印。要走出”定位模糊、内涵缺位、形式错位、制度滞后“等诸多不足.《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需要从指导理念深化、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环境监管机制完善、环境利益平衡机制拓展、环境法律责任强化等方面.加以重点优化。
  • 公共性增进:《环境保护法》修改的一个基础导向
  • 《环境保护法》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利益取向的公益性、价值目标的公正性、理念表达的公开性三个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偏失了公共性.具体表现在与公益性、公正性和公开性存在背离。在修改过程中.《环境保护法》应在立法理念和制度规范上回归公共性。
  •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
  • 完善诉讼制度,为环境诉讼保驾护航
  •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在法治社会中如何通过司法保障公共环境权利已广为人们所关注,并从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环境司法的发展与现有的环境状况仍不相称。法律规定和应有制度的缺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从实体到程序的正当性均受到质疑。面对困境,需要从立法、观念.技术到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在立法上为环境诉讼提供正当性依据与源泉,在观念上让环境权利得到张扬.并规范损失评估、完善配套制度.为环境诉讼提供技术和执法支持。确保环境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
  • 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
  •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总体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保困境的根本成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失灵,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应当认真对待和创立(或完善)公民环境权、环境NGO结社自由、PRTR制度与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引入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克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 《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理性设计和现实选择
  • 《环境保护法》的修订重在提高立法质量,其修订目标显然应该聚焦其应有的和可能的功能定位进行适度拓展.既维护与环境有关的社会秩序,也维护环境一社会系统秩序,同时应尽量避免条块化倾向.健全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现实选择是修改为环境保护基本法,明确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管体制,理顺相关部门的权责关系。
  • 环境刑法的“进化”:从保护“人身、财产权益”到维护“环境权益”
  • 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案八)》通过调整犯罪客体、改变客观方面使环境刑法从保护传统的”人身、财产权益”拓展到维护”环境权益”,其积极意义有三:一是可以加大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广度,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二是可以显著前移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时机,强化刑法的保障作用;三是可以大大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有助于走出环境刑事诉讼的困境。
  • 谁的举证责任?——评《河北村庄数十人因饮用水污染患癌症去世》
  • 虽然新的《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优化举证责任由此成为环境诉讼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优化程序法,还需要在实体法、立法宗旨、执法理念上予以突破。综合现实案例和他国环保法的经验,“谁接近证据谁举证”和“谁反驳可能性谁举证”的原则、环境公益诉讼、举报人制度等对于完善环境污染举证责任有法律上的借鉴意义。
  • 公益诉讼的突破——对本次《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期待
  • 由于自然生态资源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传统的环境诉讼只可以解决一部分成本外摊行为.并且司法应当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责任追究等一直都是问题。因此,需要寻找公益诉讼的突破。这种突破必须在实体权利的描述上有所创新.强调每一个人和环保组织都应当享有维护公有生态的起诉权利.赋予公众“环境权”。
  • 积极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
  •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大国,而其代价则是日趋严峻和复杂的环境问题。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社会环保意识有待提高、环保NGO亟待发展等等条件的约束下,解决环境问题显得举步维艰。而环境破坏的速度和复杂性,也已经超过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成长速度。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环境问题,以持续不断地努力去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
  • 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社会变革——写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前
  •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背负着环境重压的“中国奇迹”。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特例,因此有必要修订《环境保护法》.并将它提升为国家的“基本法”。前提是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以及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目前和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符合天道和人道的发展观”确立为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观.从宏观上缓和资源环境压力,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 观点
  • 重金属的危险废物应急处置我觉得第一步做的还是对的,但是水处理的技术相对比较简单,而且也很容易用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估.对于污染的土壤和受污染的井则会比较麻烦,因为重金属渗入和渗出多少是相对比较长过程.而且修复也不像水处理那么简单,现在没有环境质量标准,只能是用风险评估的方法来进行确认。
  • 《绿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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