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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
  • 2011年5月7-8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承办的“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高端论坛,
  • 中国文化上自强必须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涵
  • 指向明确、语言简洁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能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标志,更是动员群众、凝聚人民的旗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进行提炼,将核心价值观凝炼为“民主、公正、和谐”三个价值,目的就是进一步减少核心价值观的数量,且使这些观念保持在同样重要的层次,更加集中、更加明确、更加具有价值取向的针对性。
  • 守护文化其“神”
  •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是凝结在文化中的文化其“神”。在认识和实践上守护住文化其“神”,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本文提出文化生命结构的“形神统一”概念,并转化为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法论,从文化其“神”与其“形”相统一的角度分析了守护文化其“神”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当前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一种重“商”而轻“文”、重“形”而轻“神”的倾向。“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而消解了文化其“神”,文化其“形”也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或纯粹的商品符号。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形神统一”,守护住文化其“神”。
  • “国粹”与“国魂”——弘扬中华伦理价值 重铸民族精神
  • 在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崇尚道德的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国粹”。当前文化建设的核心是重新反思我们近百年来受到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着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群体和他人价值导向、义以为上的道义追求、义务为本的责任意识、等差礼让的人际伦理、人心自律的主体精神,只有重新弘扬中华文化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才会为民族唤回灵魂,才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凝聚力,才会为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粘合剂和调和液,真正重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
  •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多种文化频繁地接触和碰撞,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文化失真、文化失范、文化盲从等问题。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切实成为凝聚全民族价值认同的方式,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谋求文化创新、彰显人文精神和培育道德自觉。
  • 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于开创了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在“中国道路”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在思想和实践中引领了“中国道路”的发展。
  • 什么是幸福
  • “幸福”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主观感受,当然也是一种生活价值的评价。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心理欲望是相辅相成的。从社会或人际的角度看,幸福是一种可以观察、可以评价的生活状态。创造幸福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同时享受创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体验,要学会创造幸福,学会享受幸福,这种享受不是独亭而需要分享。分享有两个好处,就个人来说,与人分享不仅更安全,也更有幸福感。就社会的角度来说,幸福的分享程度越广泛,说明这个社会越公平,秩序越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要与公民的幸福目的一致。
  • 从交换到分配:一种大劳动报酬观的民生逻辑
  • 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观。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 农民“被上楼”现象的伦理反思
  •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被上楼”现象,源于民生时代的伦理缺位。一是伴随承栽着传统人文生态的农民居所的变化,缺乏一种与之适应的全新人文伦理生态;二是农民上楼缺乏一种生活体验上的主体性认同;三是农民上楼过程中,缺乏资源性的政治动员与其利益分配的道德支持。
  • 公正与关怀——民生制度与实践的伦理原则
  •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民生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公民根基性的“生存”,二是公民尊严性的“生活”,三是公民理想性的“好的生活”。基于对中国当下民生的现状及问题的全面把握,政府在民生制度和民生实践中首先应遵循刚性的公正原则,它既能够一般地解决资源供给的有限与人的欲望的无限之间的冲突,又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民生中的突出问题。但公正原则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它无法惠及每一特殊个体的需求,强调具体性、关系性、情境性、理解与关爱的关怀原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以刚性的“公正”与柔性的“关怀”为伦理原则的民生制度与民生实践,将最终引领全体公民过上他们所珍视的和值得过的“好的生活”。
  • 道德认知的测量
  • 文章研究梳理了道德认知研究中的测量方法的理论脉络及其演进。道德认知的测量始于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临床访谈法。后来者从中汲取精髓,采用量表的形式进行道德认知测评,比如莱斯特的确定问题测验以及林德的道德判断测验。随着内隐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将实验测量方法(比如IAT)用于道德认知测评。文章研究分析了各种测量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并对未来的道德认知测量作出展望。
  • 论人的尊严之向度
  • 人的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和内在价值,它在哲学上具有两个向度,即人的尊严一方面是簪遍性的,这是确保人的生存地位的基本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作为普遍性的人的尊严是授予性的,是平等的、客观的,这是人所兵有的生物性使然。另一方面。人的尊严又是独特性的,是我之为我的特殊符号,这是由于每个人在后天的自我发展中都会凸显个我性.作为独特性的人的尊严是获得性的,是差异的、主观的、相对的,这是人所区别的社会性使然。作为独特性的尊严,既可获得,使之丰厚、高尚,也可丧失,使之薄寡、卑劣。
  •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 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
  •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欲望概念,并在其道德哲学研究中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区分了一般而论的欲望和具体的欲望形式,前者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中与理性相对的部分,后者则根据其目标以及追求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欲求、冲动和想望。其中,想望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本身便包含了对价值的敏感并且自然地与理性判断一致。本文试图指出,一般而论的欲望概念难以为人类行为的多重动机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关系给出恰当的说明,而一种经过区分的欲望概念则突破了理性与欲望对立的传统思路,不仅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具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人类行为并对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价。
  • 元伦理学家认为不能从“是”推出“应该”吗
  • 摩尔所谓“自然主义谬误”批判的是将“善”这种非自然的属性直接等同于快乐、进化以及实存等这些非价值属性的自然物,但他并不否认可以从这些具体的善事物或手段善中推导出善本身;斯蒂文森的温和情感主义虽然强调态度分歧对于信念分析的根本性和相对独立性,但并不否认部分态度分歧对于信念分歧的依赖性和共存性;黑尔作为元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复归的一个重要代表,更是有意弥合事实与价值的裂痕,强调道德语言的普遍规定性,强调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制度对价值评价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通常所认为的元伦理学关于不能从“是”推出“应该”的结论,实际上是对元伦理学观点的误读,而这种误读也同样发生在休谟身上。
  • 传统德性资源与现代公民德性的培养
  • 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传统“孝”德内涵的演变与现代转换
  • 传统“孝”德观念已有三千余年的沧桑演变,其内涵、地位和作用是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演变的;其内涵复杂,既有维护等级、特权、专制的封建糟粕,又有体现人生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科学内涵,因此,我们要在对其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扬弃、继承和创新;要使其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以便与当代社会的民生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适应。
  •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 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 论民族精神建设的利益调控机制
  • 利益是激励和支撑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也是民族精神的内在基础。与民族精神相关的利益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民族精神建设需要建构利益调控机制,即包括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工具的系统。在完善利益调控机制中加强民族精神建设需要激发利益主体的实践创造力,通过利益杠杆实现利益配置的和谐性,提升利益措施的现实调控度。
  •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
  • 学界关于公德和私德问题的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政治所能培育的只能是一种私德观念。只有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尊重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公德”观念来。公德的缺乏必然会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因而公德的培育和倡导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培育公德意识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公德的积极内涵和消极内涵。
  • 当前个体生活的特点及其道德困境
  • 当前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个体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以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个体生活,可以发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出现了与社会道德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而表现为一定的道德困境,比如,生活的功利化使生活的意义受到冷落,生活的物质化引起人们对消费公平的质问,生活中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沉溺带来的道德隐忧,等等。走出这种道德困境在于提升个体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认识,把意义纳入自身生活的内容之中,做一个有道德和有追求的人。
  • 论公民社会价值的引入与德育指导思想的调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德育内容的解读与思考
  •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对德育工作的指导价值有着一种建构性的设计,给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价值”两种内容和方向有所不同的指导价值。德育指导价值的这种设计思路,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一方面既要向未来公民社会中通行的社会价值靠拢,因为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价值传统,继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的现实作用。德育指导价值上的这种建构性设计,符合我国社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
  • 从基督教伦理看自由经济主义及金融危机
  • 基督教伦理强调关爱,尤其是关心贫穷人及社会上有特别需要的弱势社群。因此基督教群体在历史上曾积极推动政府制定一些社会福利及经济政策,以确保社会上弱小社群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些思想和行动,与强调私利及政府不干预政策的自由经济主义看似矛盾,以致不少人忽略了其伦理思想曾在自由经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义发展至今,只顾个人利益而罔顾他人及社会的得失,个人的贪婪导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亦受到基督教人士广泛的批评。基督教伦理思想对自由及公平的定义、对私有制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学者和教会领袖对自由经济主义下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解决自由经济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
  • 经济伦理在资本的时代如何可能
  •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资本时代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私人利益压倒公共事务,公善为资本让路;第二,资本要求无止境地普遍化和理性化。当这两个特征走向极致时,就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换言之,资本的逻辑没有它看似所具有的合理性、神圣性和正当性。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既然资本的逻辑本身没有它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跳出资本自身的逻辑来寻求某种非资本的逻辑,从而重新引导我们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经济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 主流意识形态“在之中”与“无遮”视界的交锋——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
  • 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与秦亡的宿命
  • 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
  •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 国内外集体主义思想研究综述
  • 网络道德问题研究综述
  • 致力于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创新——评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
  •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部分专家发言剪影)
  •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上自强必须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涵(韩震)
    守护文化其“神”(朱贻庭)
    “国粹”与“国魂”——弘扬中华伦理价值 重铸民族精神(肖群忠)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邹广文 云泽人)
    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杨明 张伟)
    [幸福伦理学专栏]
    什么是幸福(万俊人)
    从交换到分配:一种大劳动报酬观的民生逻辑(李兰芬)
    农民“被上楼”现象的伦理反思(李西杰)
    公正与关怀——民生制度与实践的伦理原则(田广兰)
    [伦理学基础理论]
    道德认知的测量(黄华[1] 赵飞[2])
    论人的尊严之向度(代峰)
    [外国伦理思想]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谭安奎)
    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陈玮)
    元伦理学家认为不能从“是”推出“应该”吗(吴秀莲)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传统德性资源与现代公民德性的培养(张宜海)
    传统“孝”德内涵的演变与现代转换(孔润年)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王皓羲)
    [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
    论民族精神建设的利益调控机制(宇文利)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阎孟伟)
    当前个体生活的特点及其道德困境(李彬)
    论公民社会价值的引入与德育指导思想的调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德育内容的解读与思考(张亚月)
    [应用伦理学前沿]
    从基督教伦理看自由经济主义及金融危机(林洁珍[中国香港])
    经济伦理在资本的时代如何可能(乐小军)
    [热点问题探析]
    主流意识形态“在之中”与“无遮”视界的交锋——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
    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与秦亡的宿命
    [伦理学实证研究]
    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
    [学术动态与综述]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国内外集体主义思想研究综述
    网络道德问题研究综述
    [新著评介]
    致力于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创新——评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部分专家发言剪影)
    《道德与文明》封面

    主办单位:中国伦理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  编:陈瑛 杨义芹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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