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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新世纪的纲常——“中华新伦理”的一个构想
  • 一个“中华新伦理”的构想或许可以概括为“新三纲”和“新五常”。“新三纲”是指“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新五常”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五常伦,一是五常德。五常伦指“天人和、族群宁、社会公、人人义、亲友亲”;五常德指“仁、义、礼、智、信”。“中华新伦理”的信仰体系可概括为“敬天、亲地、怀国、孝亲、尊师”。“中华新伦理”的入手途径可从正名开始,即“官官、民民、人人、物物”。
  • 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
  • 根据“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要从传统道德文化其“形”与其“神”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去发掘存在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良资源,尤其是要去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古今通理”,如“中和”之道、“仁爱”之德、“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等,进而实现对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的继承不仅要立足现实对传统道德中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改造,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而且还应重视对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载体(“形”)的保护。
  •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以孔孟为中心
  •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一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弄口现实意义。
  • 平等的价值:外在的与内在的
  • 平等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可并致力于追求的一种核心价值。在当今这个贫富悬殊的世界,平等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平等的价值(尤其是它的内在价值)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对平等的追求可以有助于其他价值的实现,如自由、福祉、正义、尊严等,这表明平等具有外在(工具)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这表明了平等是具有内在价值的。
  •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 马克思关于森林法的道义辩论
  •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评论,对普鲁士封建主义法律关系和道义观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一次公开维护贫苦民众的人权和物质利益,尖锐地抨击了议会辩论维护林木所有者等级特权、背离法理和道义的行径。评论不仅显示了马克思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逻辑力量,而且突破德国思辨哲学的空泛模式,从意识形态深及现实社会的经济领域,直入法理和正义的根底,并开启了他终其一生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
  • 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
  • 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既有原则性的差别,同时,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又赋予了功利主义存在的价值。因此,如果漠视马克思理论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区别,把马克思理论指认为功利主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张力;如果否认马克思理论中功利原则的存在价值,则会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范性前提,不能完整把握唯物史观。
  • 《中庸》中“物”之于“诚”的意义分析
  • 《中庸》中“诚”与“物”的关系,体现了人的德性与天道的关系。通过“天道之诚是人道之客观化”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诚与物的关系,并肯定了物对诚的意义以及它在人之成德中的关键作用。
  • 德性是相对的吗——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
  • 自上世纪德性论的转向以来,德性论是否可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许多学者认为德性论由于强调通过人的习惯行为养成德性,因此,德性是与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对于这些质疑,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观之,孔孟的德性论不仅有一个社会性的维度,还有一个人性论的维度,这为德性论超越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局限而具有普遍的性质提供了可能。而德性培养过程中的智能的作用恰可起到联系特殊与一般的作用。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具有与理论科学中的普遍性不一样的特征,具有大体如此的特点。
  • 先秦儒学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 出于/为了自身——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一康德范式”。
  •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6-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 论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
  • 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从考察密尔的证明开始。他认为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存在一个漏洞,需要用合理仁爱去填补,进而考察了理性直觉中的公正、审慎和仁爱三个自明原则,最后论证常识道德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从而达到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但是对于这三个自明原则的内涵与关系,特别是从审慎到仁爱过渡的重要问题,西季威克没有给出应有的阐述。在对西季威克的证明给予梳理与评述之后,可以发现自尊心和名誉感是沟通审慎和仁爱的桥梁与中介,它们正是追求自我幸福的个体为何会追求普遍幸福的原因。同时,从考察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可以看出,他的功利主义理论表现出一种准则论的倾向。
  • 德福一致的内在通道及其文化扩展
  • 德福完全一致只能是一种理想,但德与福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可以一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人是自由的行为主体,因此人完全可以在自身价值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自由活动来不断扩展德与福之间的连接通道,这一通道连接的扩展是通过相应文化发展的方式实现的,于是,德福一致的自然偶然性连接便由此而转化为一种文化必然性连接。
  • 《老子》中的幸福观
  • 《老子》中的幸福观体现为三个方面:尊重“道”就意味着尊重人的生命,从而能够体现出人类生活终极目的所必需的终极性和自足性;依据“德”思考人之本性可以推论出,人类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消解自我中心的立场、无私地守护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创造性;合乎“道”、“德”的生活蕴含着价值理想、生命活动、社会实践和宗教信仰等多重向度。从整体上来看,《老子》的作者在其幸福观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理论洞见:人类生活不能仅以守护生命作为终极目的,而是应该消解自我中心意识、尊重每一个与自己共同在世的事物来实现其本性的卓越。
  • 论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 国民道德指数是运用数量分析法研究道德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得出的用以衡量国民道德水准高低的一个量化指标。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包括人均产值、教育开支总数、基尼系数、清廉指数、专家评估和基础指标等六项。构建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为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为研究道德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数量关系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为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提供了手段和载体。
  • 角色伦理的理论维度和实践基础
  • 从伦理学的视角考察社会角色,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伦理秩序、道德应当、角色责任等伦理意蕴。就角色理论和伦理学的逻辑延展而言,角色伦理是以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交叉为学理依据,以伦理学为视角,研究社会角色的权责关系、角色道德及其伦理行为模式的一种理论维度。就社会角色实践意义而言,它是与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契合的权责伦理定位、道德规范和伦理行为模式。角色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吁求为角色伦理提供了实践基础,角色伦理为角色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论支撑,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
  • 角色伦理调控功能论析
  • 价值导向、行为规范、社会调适、和谐互动构成角色伦理的调控功能体系。其中,价值导向功能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地位,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指向标”;行为规范功能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奠基石”;社会调适功能具有求适性和救济性价值,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调节器”;和谐互动功能具有深度整合效应,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减震阀”。角色伦理调控功能体系不断引导、规范和检验社会角色的实践活动,在角色社会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调控效应。
  •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架构分析
  • 先秦儒家主张角色伦理,以名定责是其角色伦理模式,以礼正名是保障角色伦理实现的途径,仁人是儒家的角色人格理想。当角色面临两难的伦理冲突时,要以“仁”为取舍的最终依据。这种权责统一的角色伦理模式奠基于人伦亲情之上,具有相互责善的色彩,对当今社会角色伦理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 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 迄今为止的纳米伦理学的讨论或停留于描述性、实证性层面,或倾向于推测的、概念性问题。而无论是关于现实的还是未来的问题的讨论,都是从后果出发、从可能性出发。其致命的弱点在于,一方面陷于功利主义的利益权衡;另一方面,由于其结果的推测性而难免走向乌托邦或敌托邦的幻想。纳米伦理可以从可能性出发,但重要的不是对纳米技术的可能后果进行伦理评价,而是如何构建一个可行的伦理框架,以引领纳米技术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接受和需要的方向。为此,要求我们放弃因果还原论的研究方法,重返生活世界,充分考虑技术受众的需求、期待和意志以及社会的伦理规范,将主体的可接受性纳入反思对象。将纳米技术的发展从任意的可能性引向适意的可行性。‘
  • 道德法律化的新思考
  • 为了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社会有必要将一些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道德法律化。法律与道德内容上的同源与功能上的互补也为此提供了可能,但道德法律化应有一个适用的范围:能够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作为由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民主商谈达成的普遍共识且是符合社会需要的那些基本道德。
  •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
  •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对于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亲属容隐从宽处理、亲属相奸从严治罪、亲属相害区别对待、亲属侵财宽免处罚等方面。这种传承与变革首先是由巨大的传统惯性和特定的历史境遇造成的,亲属伦理关系的固有特质也预示了这种传承与变革的某种必然性。另外,这种亲属伦理关系在近代刑法中的传承与变革也为当代刑法的完善提供了历史镜鉴。
  • 当前我国环境道德教育的五大矛盾
  • 环境保护离不开环境教育,而环境道德教育又是环境教育的灵魂。从环境保护的主体来看,如何解决公众的生存困境、公共管理者的政绩偏好、企业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学校的应试教育和当代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与环境道德教育之间的矛盾,是环境道德教育成败的关键。
  • 社会结构、生存性体验与当前我国社会信任问题
  • 由于信息的结构性垄断的特征,社会网络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而且是既定社会人情关系和庇护关系的体现。就当前我国社会信任问题而言,由于社会结构分化呈现为断裂和边界固定化的状况,信息更是体现为结构性的垄断。这种垄断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的信任问题,尤其是结构、阶层之间的隔离导致群际之间的沟通阻塞,这就是体制洞或结构洞存在的原因和表现,它致使私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交往中占据主要地位,私人信任替代体制信任。
  • 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第二届中国伦理学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 2012年6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与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共同主办、井冈山大学与江西伦理学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伦理学青年论坛”暨“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颁奖大会”在井冈山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几十个科研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当前伦理学研究与青年伦理学家的学术使命”的主题发言。与会代表围绕“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 全国第二届“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综述
  • 为谋求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的深层沟通与对话,2012年6月9日至10日全国第二届“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在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与会学者围绕“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现了我国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研究的前沿动态和与会专家学者们强烈的学术使命与严谨的职业风范。
  • 伦理风险: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与研究进程——读《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
  • 在价值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代,面对经济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道德冲突,加强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问题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浙江大学张彦博士所著《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的出版正切合了这一现实需要。该著以伦理风险为研究价值排序和道德选择的基本进路,突破原有对该主题缺乏有效研究路径的状况,构建了“伦理风险”研究的基本体系,从多重维度讨论了道德主体在进行价值排序和伦理决策时可能面临的道德境遇,并对如何走出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提出了相应对策。
  • 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
  • 李培超,1966年生,山东海阳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伦理学研究》副主编,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伦理学。
  • 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
  • 杨明,1968年生,江苏兴化人,哲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伦理学会执行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伦理思想史》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伦理学研究。
  • [纪念创刊30周年专栏]
    新世纪的纲常——“中华新伦理”的一个构想(何怀宏)
    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朱贻庭)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以孔孟为中心(李景林)
    [基础理论研究]
    平等的价值:外在的与内在的(谢宝贵)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向青山)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王腾)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马克思关于森林法的道义辩论(宋希仁)
    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王结发)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中庸》中“物”之于“诚”的意义分析(冯晨)
    德性是相对的吗——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孔文清)
    先秦儒学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王连冬)
    [外国伦理思想]
    出于/为了自身——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马永翔)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刘明)
    论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陈良坚)
    [幸福伦理专栏]
    德福一致的内在通道及其文化扩展(易小明)
    《老子》中的幸福观(尚建飞)
    论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粟志明)
    [角色伦理专栏]
    角色伦理的理论维度和实践基础(田秀云)
    角色伦理调控功能论析(张振鹏)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架构分析(张钦)
    [应用伦理学前沿]
    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王国豫 李磊)
    道德法律化的新思考(徐桂兰)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刘国强)
    [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
    当前我国环境道德教育的五大矛盾(廖小平[1] 孙欢[2])
    社会结构、生存性体验与当前我国社会信任问题(张向东)
    [学术动态与综述]
    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第二届中国伦理学青年论坛”会议综述(邹平林)
    全国第二届“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综述(涂平荣)
    [新著评介]
    伦理风险: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与研究进程——读《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彭柏林)

    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
    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
    《道德与文明》封面

    主办单位:中国伦理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  编:陈瑛 杨义芹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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