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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幸福与德性的二律背反——以西方伦理学为视角
  • 道德原则问题实际上就是善恶的区别问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立足于自然这一道德前提,从普罗泰戈拉到杜威的一批伦理学家认为,人性在于人的感觉性、经验性,道德的基础在于人的自然本性,满足人的自然欲望,追求世俗的幸福生活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德性不过是实现人生幸福的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手段;立足于自由这一道德前提,从苏格拉底到麦金泰尔的一批伦理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正因为有理性,所以人可以不受自然法则的制约而自由地追求德性,追求德性才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总体上,幸福与德性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是绝对的。
  • 美与善的融合——通往德性之路
  • 美与善同真一样都是人类的天性。但追溯历史,美与善的关系却不是一直呈现出和谐的状态。不同阶段美与善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变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美与善逐渐由对立、相分走向了共通和融合。这种关走向善、善走向美的融合也为现代道德规划指明了方向,人类将通过关的教育与情感的教育救治自身、完善自身,在习得美的同时习得善,在救治自身的同时救治世界,最终成就和谐的人性和社会。
  • “德性”与“恶性”的形而上学分析——兼与江畅教授商榷
  •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人生目的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活动,最高的幸福是理论理性及其推动的沉思,理论理性是人的本质之所在。人是质料(身体)与形式(灵魂/理性)的实体性结合。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人的本性为善(因为作为形式的理性本身就是善),不过人性中也含有恶产生的因素(源自质料性身体及其产生的欲望)。德性是克服根植于质料性身体的欲望,不断将人所本有的理性彰显出来的过程,并以最终达到至善(纯粹理性/纯形式)为目的;而恶性正好相反,表现为理性的遮蔽与欲望的追逐。因此,应当确立从“自善”走向“至善”的伦理信仰,以促使人们形成道德自律,防止和克服恶性。
  •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与德性之困难
  • “恶”是一个长期困扰奥古斯丁的命题,奥古斯丁为了解决“恶”的问题,创建了“自由意志说”与“原罪说”。奥氏认为上帝及上帝的创造是全然美善的,恶的产生是因为人滥用了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第一次滥用了自由意志,或者说“原罪”之后,恶就进入世界。人类拥有的自由意志成为了“被束缚的自由意志”,人类失去了完全行善的自由,人类拥有犯罪作恶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德性的困难。然而德性之困难不代表德性之不可能,奥古斯丁认为德性若有上帝恩典的临在也是可能的。
  • 外求与内生:施与德行的两种生成方式
  • 施与德行可分为外求式与内生式两种方式,外求式主要以获得物质、精神利益为目的,内求式主要以自我德性的实现为目的。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且都值得称道,人们不能轻易地以一种方式来代替、否定另一种方式。当今形势下,不究施与动机以鼓励更多施与行为的发生是必要的,但从施与主体道德完善的角度来讲,揭示施与行为客观存在的逻辑层次以促进施与主体向更高道德境界攀登也有必要。
  • 公德、私德的分离与公共理性建构的二重性——以梁启超、李泽厚的观点为参照
  •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伦理问题上的碰撞,梁启超和李泽厚不约而同地拈出公德、私德问题来进行讨论。二人之时代与视角不同,但在理论上有承继关系。梁启超虽然意识到了推进公德的必要性,但是仍无法摆脱“公德来自私德之推”的传统观念。李泽厚则立足于二者的区分,主张社会性道德应与宗教性道德脱钩。公德、私德相分离的意义在于使公德、私德各得其所,从而二者可以达成平衡和互相发展,在此基础上方可建构公共理性和公共领域。从中国伦理系统的这种深刻裂变出发,我们在公共理性建构时应注意其二重性,即宗教性道德的范导原则和社会性道德的构建原则,不可偏废。
  • 论道德竞争力
  • 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当前国际竞争重点的时代大变局中,道德是个人、组织、城市乃至国家的竞争力的内在构成部分。因此,着力提升道德软实力成为主体在竞争社会中立足的必然选择。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企业的基本属性,也是协调企业行为及有机整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各要素的基本价值元素。与其他竞争力相比,作为文化软实力、价值驱动力、精神支撑力的道德竞争力,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透融合于企业竞争力之中,具有自己的特征、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范式。道德竞争力是深化拓展道德的经济价值、经济的道德内涵以及竞争力的道德维度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经济伦理学的立论基础具有“强本固基”的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对推动经济,陀理实践的拓展与深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 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柏克特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生态逻辑之揭示及其当代启示
  • 针对生态批评家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内在生态逻辑的批判,美国学者保罗·柏克特阐发了马克思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要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生态矛盾,因而必然内生两类环境危机——“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并且二者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柏克特对马克思环境危机思想的阐发不仅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生态逻辑,而且揭示了其超越资产阶级生态经济学的原则高度: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不是源自对资本主义如何突破其生态限度的经济学关注,而是源自对生态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对人与自然何以共同发展的终极关怀,因而能够引导人类对当代生态危机与文明进程的自觉领会。因此,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生态文化”的直接论述和现成结论,但他关于“环境危机”的思想隐喻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和可能路径。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及其历史作用
  •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从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体系、理想人格、伦理关系和道德治理等方面进行道德重建,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铸就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解析
  •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集体主义思想首先遭遇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否定,接着它吸纳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积极内涵,完成了由传统的宗法集体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但经过脱胎换骨的浴火重生,守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本位”的价值观,也为中国传统集体主义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老子的仁德观及其伦理价值
  • “仁”的字形演变说明了仁德的内涵在先秦就已经发生了流变。深入探究仁德的内涵,需要从儒家思想继续向前追溯。老子的仁德观是将“仁”置于其“道、德、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中论述的。仁德是完整德性朴散为“下德”之后的最初主导德性,承接了道德的终极关怀。就“仁德”的品德内涵而言,尊道贵德是“慈爱”生发的保证,慈爱与对善的追求是一致的;需要重视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差异性和本然性,从而表现为包容;仁德具有柔和的特性,是柔弱而非强势的。对“绝仁弃义”的解读,应重视老子仁义观所具有的超越论特点,也要看到这种超越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
  •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从《论语·宰我问章》说起
  • 孔子道德哲学中一直存在“礼”与“情”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在《论语·宰我问章》中有直接的体现。“礼”代表具有普遍性要求的道德规范,而“情”则具有个体殊异性,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成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重大课题。孟子试图通过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将个人的情、性与道德规范的价值根源都追溯至上天的途径来解决;荀子则承认二者之间的冲突,并提出用“化性起伪”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 互惠互利抑或相互性——能力缺陷问题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前提承诺
  • 可行能力思路认为,罗尔斯式的社会契约论假定公民的能力处于正常范围,从而把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者与受益者之外了。它们将此归咎为这种契约论对互惠互利的预先承诺。事实上,在罗尔斯后期的契约论构造当中,互惠互利既不是主导性的预设,也不是其主导性预设的一个构成部分。相反,由理性与合情理性一起共同塑造的相互性理念构成了这种正义理论由以确立的规范性前提。否定互惠互利的理念,不仅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而且对于我们反思契约论传统是否仍然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潜力去应对现代社会正义问题,都将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 道德进步的途径——罗蒂论偶然性与道德
  • 罗蒂区分了人们思考道德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从柏拉图到康德所坚持的理性普遍主义路线,认为人类道德必须奠定在一个非历史的、永恒的理性原则之上,道德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的理性能力不断增加的过程;另一种则倾向于走情感路线,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应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把道德进步看作是一项增进人的敏感性的事业,即能够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事进行更好的反应。罗蒂力图通过对第一种道德路线的批判和对偶然性的阐释表明:在当代的智识语境中后一种道德立场更为可取,也更有助于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但他在指出理性道德路线难以避免空洞化和实践危害的同时,也没能对自己所坚持的立场一旦具体化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 制度伦理视阈中的道德建设及其进路
  • 我国传统的主流伦理学(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流伦理学)的重要缺陷之一是缺乏制度伦理思维。从制度伦理的角度看:制度的伦理功能远远大于个人美德,制度保障是人们选择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制度是维护道德的中坚力量。制度伦理是判断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在从计划经济时代之威权社会走向市场经济时代之民主社会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的道德建设要具备宏观的制度伦理思维(而非微观的个体道德思维),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加强和改善我们的道德建设,使我们的道德建设工程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 韩国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和行政伦理建设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韩国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和行政伦理建设,可分为军人政权时期和文官政府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特点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与威权,后者则主要依靠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实践表明,只有通过扎实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从预防入手和依法治腐。才可真正见其成效。
  • 基于道德假设主义的伦理政治悖论及其消解——儒家“内圣外王”式政治理想之反思
  • 在传统道德假设主义伦理政治模式下,民之“人格”与君之“天格”的对峙,必然演绎为“群体主义”、“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三种意义上的政治悖论。唯有弱化道德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强化规则或制度建设,才能最终消解政治领域的诸多悖论。
  • 道德自觉自信与公民幸福感的提升
  • 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道德是一种“善”的生存方式,它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公民的幸福不仅仅是对于物质体验的幸福,更是内心精神上体验的幸福,是有关于社会发展的幸福。道德自觉自信是提升公民幸福感的基石,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道德至善的实现,弘扬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道德经验。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 幸福:修辞抑或正义——解读《高尔吉亚篇》
  • 《高尔吉亚篇》前半部分讨论修辞,后半部分讨论正义,看似不具关联,实则浑然一体。好与快乐的区分衍生出技艺与程序的区分,因而必须首先拒斥假冒正义的修辞,才能触及真正的正义,进而实现生活的最终目的——幸福。正义和幸福的一致体现在两个方面:愈不正义者愈不幸福;愈正义者愈幸福。全篇对话构成了柏拉图为苏格拉底进行的再一次“申辩”:苏格拉底虽然由于拒绝奉承的修辞学而被判死刑,但坚守正义的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必将获得幸福。
  • 论传播受众伦理规范
  • 受众伦理不仅是受众选择、接受、解读、评价、使用信息的重要制约因素,而且是传播领域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分析、归纳受众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各种传播领域中的权利与义务,不仅有助于传播领域中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有助于丰富受众伦理理论研究。
  • “物伦理学”视阈下机器人的伦理设计——兼论机器人伦理学的勃兴
  • 自治型机器人作为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已逐步走进人类世界,人们在与机器人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物伦理学”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物转向”在伦理学领域内的映射,这要求我们关注物的伦理性,对智能机器人这种物行为体纳入责任环中进行道德责任的考量,在人体安全、安全关键系统的调节机制、工程师、安全文化和高可靠性组织(HR0)等诸多方面进行伦理设计,以期在机器人伦理学的框架内把物行为体善建为“理想人”。
  • 无知之幕背后的道德图景——罗尔斯与孔子正义思想的比较与融通
  • 在阐释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的正义思想时,必须真诚地面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整个西方正义论资源,在互为镜鉴中深化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对罗尔斯关于正义原则的社会契约论证明进行解读,阐释其中蕴含的深远道德旨趣,可以纠正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诸多误读;另一方面,以罗尔斯的正义观为思想镜像,可以呈现孔予正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指向。孔子学说中求索善道的正义观念、仁爱为本的道德直觉、礼义相合的道德规范、反省致知的道德慎思、忠信宽恕的道德心理以及和而不同的道德理想共同构成了一个完备的正义观念构架。比较研究罗尔斯与孔予的正义学说,也对我们结合具体的文化语境阐发诸如直觉与反思、自主与平等、责任与宽容这些共通的人类价值至关重要。
  • 形而上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与道德的心愿——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理论根据及其限制
  • 牟宗三以“形而上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道德的心愿所致”来言说“良知自我坎陷”说的根据,其间的理论问题在于:其一,内圣是开不出外王的,道德界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知识界的;其二,道德良知处的“知体明觉”虽然也是绝对的,但是它却是完满和谐的,其间并没有主客体之间的差别,没有矛盾也没有对立;其三,这样开显出来的世界只能是道德世界的附属品,而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世界。事实上,所谓知识界的现象,只能由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和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互相作用才能建构出来。
  •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述评
  •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通过“万人大调查”,对当前我国大众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揭示出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社会意识形态所呈现出的“中国问题”,进而以“精神”为着力点,提出了根据“中国经验”应对“中国问题”的“中国战略”。两部报告所做出的学术努力不仅为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导,而且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建构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的理论自觉。
  • 《中华美德故事》丛书出版发行
  • 为深入推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教育活动,增强中华美德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在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首都文明办于2012年4月份以来,与北京出版集团联合组织首都地区专家学者和儿童文学作家共同合作,历时一年,编写了《中华美德故事》(古代篇、近代篇、当代篇)丛书,继古代篇出版发行半年之后,近代篇和当代篇也于近日出版发行。
  • [德性伦理专题]
    幸福与德性的二律背反——以西方伦理学为视角(戴茂堂 朱运海)
    美与善的融合——通往德性之路(罗超)
    “德性”与“恶性”的形而上学分析——兼与江畅教授商榷(徐瑾)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与德性之困难(林季杉)
    [基础理论研究]
    外求与内生:施与德行的两种生成方式(易小明)
    公德、私德的分离与公共理性建构的二重性——以梁启超、李泽厚的观点为参照(田超)
    论道德竞争力(张志丹)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柏克特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生态逻辑之揭示及其当代启示(孙晓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及其历史作用(孙芳)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解析(赵壮道)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老子的仁德观及其伦理价值(刘峻杉)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从《论语·宰我问章》说起(王海成 陈卓)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洪晓丽)
    [外国伦理思想]
    互惠互利抑或相互性——能力缺陷问题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前提承诺(谭安奎)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陈越骅)
    道德进步的途径——罗蒂论偶然性与道德(艾昆鹏)
    [政治与行政伦理]
    制度伦理视阈中的道德建设及其进路(杨通进)
    韩国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和行政伦理建设(龚群)
    基于道德假设主义的伦理政治悖论及其消解——儒家“内圣外王”式政治理想之反思(吴学满)
    [幸福伦理专栏]
    道德自觉自信与公民幸福感的提升(谭德礼)
    幸福:修辞抑或正义——解读《高尔吉亚篇》(王江伟)
    [应用伦理学前沿]
    论传播受众伦理规范(陈汝东)
    “物伦理学”视阈下机器人的伦理设计——兼论机器人伦理学的勃兴(王绍源 赵君)
    [探索与争鸣]
    无知之幕背后的道德图景——罗尔斯与孔子正义思想的比较与融通(卞绍斌)
    形而上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与道德的心愿——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理论根据及其限制(刘爱军)
    [新著评介]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述评(郭卫华)

    《中华美德故事》丛书出版发行
    《道德与文明》封面

    主办单位:中国伦理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  编:陈瑛 杨义芹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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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022-23075325 2307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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