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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
  • 在《错误的喜剧》中,伊丽莎白一世神圣的政治身体与敌对国家和殖民目标一起被巧妙地涂抹成女仆身体地图,从而降格为丑陋和淫秽的女性肉身,并逐渐演绎成一种代表国家好恶和具有人种学意义的性政治地图隐喻。这种独特的描述既显示出现代早期欧洲性政治的焦虑,也隐喻女性化土地的殖民探索和评估所带来的地理学愉悦,最终在荒诞身体的狂欢中颠覆了具有神秘主义政治哲学色彩的“女王二体”论。
  • 求爱战役:《戈波德克王》的婚姻政治
  •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政治与戏剧并不是两个分开的领域,议员和朝臣往往通过赞助人的身份使用诗歌寓言和劝诱戏剧干预朝政。本文认为,劝诱戏剧《戈波德克王》有意介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婚姻大事和王位继承的辩论中,通过提供迫使女王结婚的求爱策略,劝诱女王与本剧赞助人达德利勋爵结婚,以避免各种潜在的政治和外交危机。笔者通过阅读记录本剧初次演出情况的手稿资料,发现该剧初次演出时的版本不同于后来的印刷本,前者涉及婚姻的部分被全部删除,而最初版本诠释了表演政治的作用,反映了该剧本产生的政治文化语境。
  • 《李尔王》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
  • 三分国土不但酿成了李尔的个人和家庭悲剧,而且将英格兰陷入战争,《李尔王》讲述了一个英格兰君王“脱冕”的全过程。该剧在表现主人公如何从具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成一无所有的老人的同时,也反映了莎士比亚对早期现代英国的土地财产、封建王权乃至王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正当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 《莫格街谋杀案》:居维叶、剃须刀与种族主义
  • 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被称做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在小说中,侦探杜邦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理性与美国白人的代表,而凶手猩猩的外形、凶器及其身世则显示出它是黑人与非理性的化身。本文以“凶手猩猩杀死一对白入妇女”这一情节为中心,结合19世纪的博物学知识背景与1838年5月宾夕法尼亚“混交”暴乱事件,对《莫格街谋杀案》的种族主义问题作一文化诠析。
  • 论基莲·克拉克和格温妮丝·路易斯诗歌中的民族性书写
  • 当代威尔士文学中最出色的代表是两位民族诗人基莲·克拉克和格温妮丝·路易斯,她们各自以诗歌创作书写对威尔士民族性的理解,表现出对威尔士民族性的不同认识:克拉克在延续前辈诗人的传统时加以创新,构建了威尔士民族文化的核心意象,但她忽视了威尔士民族性随着历史变化而来的复杂性;路易斯则通过双语创作和对威尔士语命运的探讨,融合了威尔士民族性中的分歧,反映出威尔士民族性的当代特征。两位诗人的创作体现出当代威尔士民族性的两个方面,正是理解当代威尔士和威尔士文学的关键所在。
  • 华兹华斯的言不由衷
  • 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认为,詹姆士·麦克弗森的伪作《奥西恩诗集》对英国文学没有丝毫影响,该作品毫无文学价值可言。事实上,出现在两卷本《华兹华斯诗集》卷首之《序言补充》中的上述论断并未真实传达华兹华斯的一贯创作思想。华兹华斯在其诗作中曾多次对《奥西恩诗集》做出积极回应,从其少年之作《埃斯威特湖谷》直至晚年的《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其中不少措词和意象与《奥西恩诗集》有契合之处。华兹华斯直到花甲之年才私下表示对麦克弗森的感念,承认自己受益于麦克弗森颇多,感叹倘若没有后者对民谣的关注,许多民间诗歌恐怕早已消失殆尽。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对照与考证指出麦克弗森的伪作虽被传统批评所诟病,但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去政治化”与“理智的行动主义”的破产
  • 阿部知二创作、出版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的长篇小说《北京》具有强烈的时局色彩,是日本“行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关于“行动”的讨论贯穿小说始终。在作家行动主义观的执行者大门勇看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向有缺乏行动力之弊;而当王子明趋向抗日之“行动”时,大门又认为这种抵抗意识缺乏美感,终将因倡导者的非理性、响应者的盲从而归于失败。同时,大门勇又认为,日本青年加茂等人的在华/对华行动值得赞赏,但其对华认识存在简单化倾向,左右翼不分的冒险主义行动热情易被未知力量煽动、利用,其“行动”也必然归于失败。在这部小说中,阿部知二倡导一种“理智的行动主义”,然而,在日本侵华、中国抗日的历史语境下,这种试图“去政治化”的主张必然会被逼入隔膜、虚无、破产的境地。
  • 大内隆雄的翻译
  • 20世纪30到40年代,大内隆雄致力于翻译中国东北地区作家的小说,译作数量大,但质量粗,误读、误译频繁。大内有着人道主义的左翼思想背景,对当时的中国现实和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对东北的中国作家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但他并不反对殖民统治本身,超越不了其殖民统治阶级的立场。他是原作品和原作者的理解者,同时又是居高临下的解读者和要求者;他是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民族协和”的支持者。
  • 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谈》的台湾叙事
  • 佐藤春夫的《女诫扇绮谈》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殖民地台湾的文学作品。台湾流传的充满中国要素的废宅鬼魂传说满足了日本人对于异国情调的向往,而“女诫扇”凄美惊悚故事背后的台湾叙事展示了殖民认同教育下台湾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新”台湾人日本意识的萌生。小说中日本人“我”和台湾友人之间的友情,源自作家的“友爱”理想,这一理想与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义名分”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可以说,《女诫扇绮谈》的台湾叙事为作家日后积极协助战争宣传埋下了伏笔。
  • 王尔德为什么没有逃往法国——唯美主义、消费文化与布波族
  • 本文探讨19世纪末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生平和思想并与当代社会“布波族”的唯美倾向进行比较。本文认为,唯美主义者和“布波族”在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服装、谈吐、室内装饰、日常起居、生活态度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布波族”的艺术品位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计算。“布波族”是艺术和资本的完美融合,是感性和理性的完全统一,而这一切均可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中获得解释。
  • “我是另一个”——论兰波的通灵说
  • 兰波的诗学思想建立在将诗歌创作与个人生活相结合的基础上,内容十分丰富。“诗人要做通灵人”,这对他是一个系统的自我征战过程。他以非正常的方式潜入自身,携带着生命探索未知,欲直达存在的本质。诗歌之于兰波不再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也不是临摹客观现实或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的工具,而是探索的工具。“我是另一个”的理论在诗歌中将庸常的“我”让位给更具力量的“另一个”,并用“语言炼金术”将诗歌的语言改造成为语言的诗歌。诗歌不再具有解读作者生平的意义,创作目的不是将读者引向解读作品的某个方向,而是为他们提供发现“未知”的一切可能。
  • 《夜林》:“世俗启迪”与现代性批判
  • 本文以本雅明的“世俗启迪”理论,从越界混沌的颓废美学、卑贱身体的形象政治、夜与昼的辩证隐喻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女作家朱娜·巴恩斯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夜林》如何用辩证的眼光审视城市颓废、怪异和超现实的“夜林”景象,挖掘被现代理性鄙夷的边缘群体的历史和命运,从而揭示作家透过平凡世俗的城市生活进行的深刻的现代性批判。
  • 制造“现实”——西方近现代文学的科学系谱
  • 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对“自我”确定性的探索开启了一个叙述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内在世界”。实际上,叙述自我的“自白”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与此同时,对“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成为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文学也开始致力于“描摹(社会或心灵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来,量子物理学对物质微观状态之不确定性的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观,这使得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转向强调建立在文学语言及文本意义不确定性之上的“文学性”。对语言符号及其标示的不同“事态”的关注不仅使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冷战时期的自然科学理论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灵感来源,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与语言符号所对应的“现实”的.“虚构”性质。
  • 培根的寓言
  • 作为开启西方近代“古今之争”的今人代表,培根鼓吹“从根基处重新开始”以实现学术的“伟大复兴”;为此目的,他特别借助寓言,通过《古人的智慧》和《新大西岛》等一系列作品,寓“作”于“述”地传布了新哲学的福音。它目前只是哲人的寓言,但未来的新世界已预存其中。培根坚信,这个新世界一定会到来(他的“新大西岛”就是这个新世界的预演和模型);如其所愿,人类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人,即自然的统治者,而“哲人”则将成为人类的主人,也就是“地上的神”。
  • 论C.S.刘易斯的“中世纪模型”
  • 本文述评英国批评家C.S.刘易斯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上的一项杰出贡献——对欧洲中世纪宇宙观的系统描摹和揭示。宇宙观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却为当今学者所忽视。刘易斯通过对这一宇宙观的呈现,引导现代读者在面对前现代文学作品时,悬隔自我个体性与现代性,进入前现代文化意识,与该背景下的文本世界、作者意图乃至文字内涵发生真实相遇。
  • 拆解时间的语言牢笼:空间转向的文化政治
  • 长期以来,空间间题一直处于被忽视或被遮蔽的状态,时间成为文学叙事的主导模式。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界兴起的“空间转向”改变了文学叙事的传统模式,拆解了时间编织的语言牢笼。“空间转向”不仅仅是从“时间到空间”的简单位移,其中蕴含着对历史主义决定论的解构与批判,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政治向度。因此,彰显“空间政治学”的文化政治意蕴,对于重构“时间与空间”的叙事维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 “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通知
  • 为促进叙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东西方叙事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四届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定于2013年11月6—9日在南方医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
  • 抒海、竭海、弈海与拟海——印度佛教抒海神话的源流
  • 在《六度集经》、《生经》、《摩诃僧祗律》、《佛说大意经》、《贤愚经》和《佛本行集经》中,有一个情节类似的抒海神话。该本生故事既化用了印度民间故事中的鸟儿舀干海水的情节,又与入海采宝的故事相连接,还与婆罗门教的“搅乳海”神话有所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宣扬大乘佛教“六度”(六波罗蜜)中的“布施”与“精进”观念的新型神话故事。其原有的核心观念也进行了佛教的理论化处理,不仅在密教文献中有多种竭海法术,而且新产生了“能竭烦恼海”这样比较典型的佛教叙述。可以说,该神话故事的成型体现了印度外道故事的佛教化过程。抒海本生既口头传播于西域的于阗等地,后被辑入故事集《贤愚经》中;又以汉译佛经的多种文本、图像及舞台艺术的形式,进入我国汉、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视野,散见于佛教类书、道教文学或禅宗话头以及民族戏曲之中,其影响深远而多样化。
  • 编后记
  • 司马光说“三国分晋”坏了名分大义,遂使“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害糜灭无尽”。类似的名分焦虑也见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李尔王将国土一分为三,在冯伟看来,其“要害在于,当国土一旦被分割、‘馈赠’给自己的女儿,整个英格兰王国便蜕变为地产,王权也成为国王的私产”,不再具有神圣性和合法性。
  • 《外国文学评论》封面
      2013年
    • 0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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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主  编: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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