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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学术与政治,殊途而同归
  •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就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样,在现当代的中国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样说的原因基本有二: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辛亥革命)开始,不少有影响的学者或前或后地介入了(或介入过)政治舞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风雨得失,成为后人不断审视的对象。二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生活实际中浓郁的政治内容(尤其是政权的更替)不仅长期地左右过学术活动,有些时候甚至还中断了正常的学术活动,这就使得学者们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 从革命的合法性到文化的合法性——论回到原典的《讲话》
  • 若描述一下近二十年的《讲话》研究,可谓乍暖还寒。八十年代的《讲话》研究轰轰烈烈,由于受到体制的鼓励与支持,这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至八十年代末期,《讲话》研究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这本来昭示更为广阔的前景,却因随后而至的凝重,刚刚开启的一幕仅在瞬间就沉重落下,结束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反思时代,《讲话》研究随之进入封冻期。九十年代的《讲话》研究逐渐苏醒,但总的看来,其学术水平没有超过八十年代,影响也日见式微。
  • 试谈《讲话》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论述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代表性文献,《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和五月二十三日。“引言”部分阐明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研究如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随后,“引言”简要地提出了文艺的“立场问题,
  • 传统美学批判之路的困境
  • 吴兴明在“美学批判:—条需要置疑的思想之路”—文(《江汉论坛》2000/5)中说:面对技术时代的生存,美学的批判视野已经失灵了。几乎所有这类批判在今天看来都成了一种隔世的批判。笔者能看到的全部此类批判无一不是在呼吁一种毫无生活新质的恍如隔世的美学乌托邦。固守在传统哲学美学视野中打量,固然无法看到技术时代不断涌现的属于此时代特有并直接就是由技术带来的审美新质和所谓技术时代的美感——它已经前提性地将技术活动及其结果捧除在审美之外,
  • 我觉得窒息
  • 我们大家都是瞎子?
  • 批评的人文思想底线
  • 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 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架构
  • 陈友冰在“关于古典文学学科体系的思考”(《江淮论》2002/3)一文中认为:古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架构可作如下设定:1.文献学研究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古代文学文献的丰富和完整,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人文内涵,也才能系统地探究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发展、演变规律。2.文艺学研究如果说文献学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有一定关联,那么,文艺学研究则是区别于其它相邻学科的主要特征所在。
  • 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 陶东风在“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指出: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但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则导致专家(比如专业文学研究者)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
  • 儒学的宗教思维与中国哲学
  • 方朝晖在“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一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对许多西方哲学范畴的本义还没搞清的情况下,就囫囵吞枣地把它们应用到国学中去,而不考虑这是否合乎西学范畴的本义,特别是不考虑这是否真正有益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拿儒学来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然后不加分辨地将国学中那些西方哲学所不具有的特点统统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
  • 传统文化转型的四种类型
  • 陈振江在《南开学报》今年第3期“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大体上是经历四种文化类型与文化现象而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的:1.经世致用型。这种文化现象是从嘉道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复兴开始的,经世之学最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和国计民生,明末清初经世学者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就是明证。乾嘉学术中也有接受西学的迹象。
  • 当前中国思想界的图形
  • 彭富春在《读书》2002/7“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如果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界的思想状态进行一瞥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最触目惊心的三个现象: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其二,中国思想的古董化;其三,西方思想的模仿化。马克思主义只是成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它既不是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走向它所建基的现实世界。而中国思想的研究缺少对于传统的批判,充溢的只是对它的玩赏。
  • 找到“学”与“用”的平衡点
  • 王中江在“20世纪末中国的儒学观”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儒学研究者,总体上可能更具价值意识和理想意识倾向,这或者来自他们对中国现实境况的忧虑;或者来源于他们对人类共同困境的不安;或者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影响。中国学者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一点苏格拉底或孔子的情调,他们总不愿“学”与“用”完全分离,事实与价值截然分明。对他们来说“教化”和“经世致用”是“学问”的自然延伸,外化为道义担当才算治学的完成。
  • 究竟什么是纯文学
  • 残雪在《大家》2002/4如题一文中写道: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地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
  • 文字与声音
  • 葛红兵在《大家》2002/4“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一文中说:就文学发展而言,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欧化思路,一条是民族化思路,如20、30年代的沈尹默、俞平伯,40年代的赵树理,现在的金庸等等。但除了鲁迅,大多数人的尝试都不成功。其原因与汉字的自身特点有关。其一,汉字是表意的语言,大多数作家都忽视了汉语的意象性。其二,汉字是单音节性的语言。就第一点来说,表意性的语言并不适合西方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文学作品,
  • 直寻、现量与诗性直觉
  • 中国古代文论的缺乏“系统性”,论者颇病之。然而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自有差别,如果尊重中国文论以实涵虚的特点,那末其“系统性”就应当于创作实践中求之。如钟嵘《诗品》提出的“直寻”,只要追踪其文学史实践的来龙去脉,便会发现其内涵远比历代注家所诠释的意义要丰富得多,它是“情景论”体系发生、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 “境界”与“意境”之辨异
  • 本文认为“境界”不同于“意境”,“境界”包容着“意境”,并从融合西方文学思潮、抒情与叙事文学之并包、允许直抒其情、范畴内涵之演变四个方面,论证了“境界”与“意境”的差别,同时进一步探讨了王国维既主要使用“境界”范畴,同时也使用“意境”范畴的原因。
  • 略论刘将孙的“趣味”说
  • 刘将孙,字尚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刘辰翁(号须溪)之子,能继其父之学,时人以小须目之。宋末举进士,曾任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人元,与其父一起隐居。著有《养吾斋集》及《诗馀》。
  • 读书随笔(七则)
  • 每逢出差回来,总先要整理一堆待补看的报刊、信件。这次先读了许觉民同志惠寄的新著《风雨故旧录》。知在他的“风雨故旧”中,原来也有我的一些故旧,而且也是暴风骤雨中的故旧。连夜就把它读完了。我是一直在高校大门内学习、任教,他则是从家贫学徒起就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单位接近要冲,对历次文艺界批判斗争,以至“文革”十年,都是相当深入的亲历者,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先也违心地批过别人,后则成为被批斗多年的“走资派”,经历到骇人听闻的各种折磨,
  • 关于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的若干思考
  • 生命 儒道 文章——欧阳修创作主张探原
  • 欧阳修的文章观念与文章风格,是学界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欧阳修既高扬唐古文运动的精神,继承韩愈提出的许多主张,又充分保留着自己的创作个性,甚至直接影响了宋一代散文风格的形成,这一现象也一直受到学者关注。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本文欲从欧阳修的生命意识着眼,探求对其文学主张发生深层次影响的本原性因素。细加寻绎,即可看到,无论是欧阳修所表露的对文章价值的高度重视,还是对文章平易风格的大力倡导,都浸润在生命意义的体认之中,令人感受到生命关怀对其创作的巨大作用。即使是文学史讨论甚多的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也深潜着其独特的对生命价值的期待。
  • 论桐城派诗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过程
  • 一般提桐城派,都把它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但是全面地考察,桐城派的内涵应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一个经学流派;(二)是一个散文流派;(三)是一个诗歌流派。为桐城派奠定基础的方苞曾说自己平生抱负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方氏为文标举义法,其实质就是以韩欧之文,载程朱之道。桐城派文人谈到自己的学术师承,往往经学与文章并提。张舜徽先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显然是注意到了桐城的经学传统的。
  • 市场经济与人格美塑造——关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塑造人格美问题的思考
  • 现实的人格形态不是乌托邦式的虚构,它是只能孕育、成长、定型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并不具有促使社会道德、人格形态大规模滑坡的机制,毋宁说,它会提供给社会的是一个远比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形态更优化的、更有利于美好人格成长、维系的温床。但市场经济是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社会制度才能正常展开的,那就是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而我们在建设这样的平台方面,还甚少作为。不仅要扒开、毁弃旧的河道,而且要尽快地开通和修缮新的河道,才能结束混水泛滥的状态。因此,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塑造人格美”这一课题,恐怕首先面临的一道程序便是:使这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基础性和战略性的。
  • 张力论美学
  • 本文从“对立之必然”、“统一之必不然”、“张力之创生”三方面论述了张力论美学绝不着魔似地谋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和谐、平衡,而是承领感性与理性的摩擦、冲突、对立,认为感性与理性的摩擦之电、冲突之火、对立之光,既是美和艺术的本质,也是人性的本质。
  • 永远记取他们前行的脚步声——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
  • 三十年代,七十年前;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崛起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使一批进步艺术家进入电影界,创造出了众多适应历史要求,弘扬时代精神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影片,从而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荣昌盛的历史高潮。在那个年代,它不仅抵制了意欲霸占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的强势文化,而且也使那些已经进入中国电影制片行业的美国商人却步,关闭了他们建立的制片公司。这一事实,对于我们进入“世贸”以后,如何使中国电影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 大众文化对教学与研究的挑战
  • 不久前,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中文系部分教师,就“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对先前若干次讨论(1994年“雅俗文化与我们的时代”、1995年“传统与先锋”、2001年“关于高校文艺学教材的思考”)的深化与发展。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徐中玉、朱立元、王纪人、张德兴、陈勤建、杨文虎、方克强、郑元者等十几位专家、教授。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主办单位: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华东师范大学

    主  编:徐中玉 钱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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