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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翻译的“主题”与思想的“主体”——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视角
  • 在经过当代理论,特别是后殖民理论洗礼之后,人们不会再简单地把现代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翻译”现象当作是一个中立客观、无涉价值的过程,仅仅是从原作到译文之间的字句流通。相反,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W·Said)的《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主要以“翻译”为媒介的东西方(也即殖民世界和被殖民世界)之间知识生产关系的深刻反省。
  •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
  •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地位,且话语系统陈旧。当务之急,是摆脱主流/汉语文学批评影响的焦虑,树立自己独特的批评品格。这需要批评家批评范式的转型,有效吸收民俗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批评理论,明确自己的批评态度,建立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
  • 图像文化逻辑与当前文学的生存境遇
  • 尽管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所开始的新一轮逻辑行程,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属于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动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以此来诠释当前新鲜而又复杂的文学表征与转型现象,未免显得简单与笼统。随着现代电子媒介的日益发达,以及其所倡导的媒体文化霸权地位的逐步确立,人们开始关注电子媒介与当前文学的关系纠葛问题。
  • 论文学史的“主体性”
  • 作为对以往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反思,文学史的“主体性”既是充分体现史家主体意识,又是展示文学史完成后浸润在作品中作者主体情感的一种倾向,它的实质应是如何呈现文学史家的学术个性和文学史作品的艺术品位。“主体性”概念的引入对文学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对史家素质的提高以及文学史学科建设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文学史的“主体性”呢?这里主要是在以往的经验基础上,扼要地论述了三种可以实现的方式,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能对当前已经成为“热点”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
  • 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评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
  • 闻一多先生在民族的根本神话和神话诗学两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更大的成就还在于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特探索。闻一多先生抓住意象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这个关键,展开系统联想,然后运用丰富的本土文化知识和外来资源,进行深入论证,展示了神话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 孙犁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之整体观——兼论孙犁晚年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 对于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而言,与其卓异的艺术创造相联系,他自身往往具备富于创造性、独特而精湛的美学思想,即使他未将其美学思想以理论形态发表出来,也必定以潜隐的形式蕴涵在其文本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作家,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新文学作家中,孙犁是“五四”以来少数几位兼擅创作与理论、评论的大作家之一,
  • 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
  • 《许三观卖血记》堪称当代杰作,但对其批评存在极大的分歧。本文着重论述作者的原意阐释、有代表性的四种肯定性批评和两种否定性批评,并在批评之批评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其苦难叙事具有形而下的生命哲学的韵味,最终通向伦理人道主义。其最大的病症是庸俗低劣而又消极的世俗性描写,压低了人物面对苦难和呈现人性的思想境界。
  • 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
  • 《白鹿原》的巨大声望周围,异议始终存在。褒贬毁誉的分歧迄今仍在持续。有趣的是,人们时常可以从诸多肯定和赞誉之中读到这种形容:这是一部大书,份量非凡,具有史诗的品格,如此等等。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由地联想到题写在《白鹿原》扉页上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似乎是小说价值的证明。
  • 文学语言的空白结构和意义生成
  • 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结构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语言空缺、叙述的中断和叙事要素的缺席等断裂与不连贯性。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文学文本的陈述形式和语言的建构功能受到普遍的重视。与近代以前的文学相比较,不少文学作品语言中的空白结构发生了从修辞到本体、从局部到总体、从言辞到意蕴、由隐性潜在到显性明朗的转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叙述序列,空白结构体现了文学语言对意指多值性的追求和开放性的解读空间,它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潜能和多种意义建构行为;同时它作为文本中被压抑的异质线索的表露,有利于读者进行反思性与探究性阅读,引发读者的批判性思考。
  • 语言陌生化与生存新维度
  • 文学语言陌生化并非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是为了增加感觉的阻力,延长感觉的时间,恰恰相反,它通过“否定”日常语言的指称习惯来“否定”习常的世界,进而引领人进入与现实异在的审美世界,一个豁然敞开的新世界,从而赋予人以自由的存在方式。
  • 曲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 兴起于金、元的散曲,是中国诗史上一种新的抒情诗歌文体,进入叙事文体的戏曲后作为唱词,其本质也是诗,因此,自元发脉的曲论,其本体具有诗学性质。本文认为曲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晚期发展作出了三大贡献:一、提出“热腔骂世”、“气高情烈”的“豪辣”之情说与“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说,彻底突破了传统诗学“发乎情,止乎礼义”和“温柔敦厚”的情感论。二、对自《文心雕龙》首出,后来诗词论家言及文体与风格而沿用的“本色”说,曲论家据散曲、戏曲作品既成的美感特征,发挥而为语言与情感的“本色”论,其中“本色语”的强调对于诗在现代的发展极富启示意义。三、与“本色”密切相关又有“雅俗之辨”,将历代从接受角度提出的“雅俗共赏”,转向从创作角度提出“俗而不俗”、“借俗写雅”等说,以元散曲、杂剧唱词,验证了“直、俚、显”向作品整体语境之“文”的转化,从而确认了“俗”的美感形态和不可忽略的审美价值。这对中国美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 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沟通的可能性——以刘若愚、徐复观、叶维廉的理论探索为例
  •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及美国华裔学者在庄子研究中,不约而同地以现象学视野观照中国文艺理论,这是现象学进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真正开端。1.徐复观和刘若愚注意到了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命题在观念趋向上的一致性,但忽视了这些命题背后的文化背景。2.叶维廉认为庄子的现象哲理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反拔,他以“观物方式”作为阐释中西方美学的共同命题,强调了“文化模子”的多样性。3.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沟通的障碍,必须思考如何绕过现代阐释带来的负面影响。现象学与《庄子》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能盲目夸大它们的一致性;应该关注它们在思维倾向上的共通性及其相互启发之处,尊重彼此独特的生命个性。
  • 论刘勰的文学史观——以《文心雕龙·时序》篇为中心
  •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表达的文学史观,可以称之为“时序论”。刘勰把社会政治结构如“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纳入到文学崇替兴废的分析当中。是篇提出的理论表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的“世情”和“时序”各自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抒情审美的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政治因素的参与,它的兴废崇替离不开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协调的社会文化氛围,其中政治结构中的帝王对文学的积极参与、协调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总体来看,刘勰《时序》篇的精神取向是积极而有为的,赞语中的“崇替在选”即希望当政者能“百揆时序”,“选贤与能”。
  • “文章西汉两司马”的赋学批评
  • 赋,虽然产生于战国,但赋学批评的开始,却源于西汉。在赋学批评史上,司马相如第一次提出了“赋心”“赋迹”说,司马迁第一次提出了“讽谏”说,对后来的赋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本刊稿约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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