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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滞后的先锋性:一个关于中国90年代以来先锋电影的文艺学解释
  • 在中国当代先锋文艺思潮的演进中,电影与文学比起来,有着某种相对的“滞后性”。当某种新的思想观念或美学追求在文学中确立起来之后,甚至是已经成为新的话语权力之后,相似的潮流才出现在电影之中。两个明显的例子:其一,当80年代末“寻根”文学潮流已经成为文学中的主流而丧失先锋性的时候,所谓的“第五代电影人”才集体创作出了《黄土地》,作为一种崭新的电影观念的表征;其二,90年代初,一批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家们既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成不变的叙事模式,又对余华等“先锋派”小说家过于重视叙事手段,而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缺乏体认的“不及物”写作颇多微词。
  • 巴金的意义
  • 文学老人巴金先生驾鹤西去。虽然大张旗鼓地给足了面子,但事实上却是堂而皇之地撕去了里子。在一种全民赢年华的氛围里,告别巴金的活动演绎为又一个吸引眼球的节日。巴金如果天上有眼地下有灵,真不知会作何感想。众所周知,作家巴金有代表作三部曲《家、春、秋》,文人巴金有文化关键词三个字“讲真话”。无论对巴金作品的文学成就作何评价,巴金其人的人文意义不能低估。所以,理解巴金,就得理解其一再重申的这个立场。认真对待这位文学名家,也就意味着必须认真面对这么三个问题:何以要讲真话?何谓讲真话?如何讲真话?在某种意义上以及在许多人的眼里,这些问题或许显得有些幼稚;但从古往今来的人文语境来看,这种执着实属难能可贵。
  • “文学”性≠文学“性”
  • “文学性”研究的内涵应当是文学属性的确认及其价值层次的定位。如果将这样的“文学性”说成是“文学”性的话,那么,关注于非文学领域中文学属性具体表现的“文学性”则是文学“性”。
  • 当代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 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客忽视。由于方法论意识的淡薄,导致当前美学理论探讨中出现两种值得商榷的倾向:一是极力张扬审美精神性特征,将审美归为鲍对精神自由,二是抽空概念的具体历史内涵,试图建构一个超越时空及历史限定的抽象的人类学基础的文艺本体论。二者的失误都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找到根源。
  • 分裂与僭越——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分析
  •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在审美话语的内在分裂中探析审美意识形态的张力意义,揭示美学话语的内在运行机制,主张建立一种以“肉体”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美学,为美学话语的当代复兴奠定了基础。但伊格尔顿在美学与意识形态元语言关系上的本质主义视角也影响了审美意识形态讨论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弱化了他的批评实践。
  • 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
  • 本文对经典化理论进行了侧重于美学质素的本质主义与侧重于文化政治的建构主义的区分,指出本质主义理论无法描述构成经典文本的普遍的美学本质,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忽视经典文本的蔓学经验,而且各种建构主义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将形式本身加以文化政治化,从而弥补两者的缝隙,但是只有在现代主义艺术经典中这才成为可能,因此,这必然含有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作者认为,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的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对立,只是在不同层次上显示出了差别。文章最后建议,既然我们无法寻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经典化结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发生法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
  • “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
  • 虽然“文学终结论”在学界已不再是少数人话语,但从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的本体规定及文学的非线性进步性等方面考察,所谓图象将替代纸媒的文学,网络写作将取代经典的文学创作,消费社会将把文学消解变异为仅供体闲娱乐的商品,还缺乏学理及现实的依据:文学丰富的精神内存及广阔的自由想象空间使图象永远不可替代;网络写作的匿名性、虚拟性、宣泄性由于其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也将永远是某些网虫的自我游戏;消费社会与文学的休闲化、商品化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随着物质享乐的相对餍足意义焦虑也将会出现,在文学的多元化时代,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生产地。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
  • 原旨的缝隙与阐释的苦难——论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论争和批判
  • 在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近百年的发展演变的历史中,革命现实主义是最为关键的概念。革命现实主义,从构词方式来说,它是由“革命”和“现实主义”这两个部分所构成的。前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后者是创作方法。这样的概念,典型地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方法结合的近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状况。这一概念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这既激励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也酿就了与之相伴随的无尽的阐释苦难。
  • 从自信到自虐:知识分子的灵魂缩影——茅盾性格的文献发生学透视
  •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路》自序中说:“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周扬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对茅盾的看法:“我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我常常感觉到,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不但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够,对茅盾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尽管天天在一起,有一段……毗邻而居,但是我也不能很深地认识他。……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完全认识了他。”这两个材料似乎都在说明茅盾的个性是“谨言慎行”的,但从文学批评及其相关材料来看,茅盾并非一直如此,他有一个从张扬到含蓄再到封闭的个性发展过程,其人格也由单纯渐趋矛盾。
  • 穆旦:不合时宜的诗学——由“致郭保卫书”索解穆旦“文革”后期的诗学思考
  • “文革”后期的1975-1976年,作为诗人的穆旦在与郭保卫的通信中对“诗人”、“诗歌写作”、“现代诗”与“现代派”等诗学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思考和探究,这些思考和探究不仅是穆旦对自己诗歌观念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经验的一次个性化评估,是“文革”时期乃至整个当代文学阶段汉语现代诗学的重要收获。
  • 楚简文献与先秦的文艺发生论——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篇中的“五至”说起
  • 上博简《民之父母》篇所论“五至”的内容,与令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基本相同而略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论皆为文艺发生论问题,而不同在于《孔子闲居》及《论礼》篇只将诗乐等文艺发生的源头上推至人之“心志”,而上博简《民之父母》则说:“勿(物)之所至者,志亦至安(焉)”,即它和《礼记·乐记》一样,持一种“外物感发下吟咏性情”的文艺发生论。以上两种文艺发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同的。恢复其历史原貌,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点,是极为重要的。
  • 《毛诗》与汉代文化精神
  • 《毛诗》其实是由《序》、《传》两部分内容构成的,《序》、《传》在整体上围绕基本相同的指导思想,共同体现出融涵古今、开创新说的集大成特征,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汉代的盛世文化精神。本文认为,毛诗《序》、《传》理论上的体系化追求是汉代大一统文化精神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诗序》“六义”说与汉代实用主义的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序》、《传》“诗中求史”的解诗特色和汉代求实务真的文化精神,以及《序》、《传》“诗中求礼乐”的解诗特色与汉代社会对“和谐”文化精神的追求也都存在着同质同构关系。
  • 论黄宗羲的文学问题——以甬上讲学活动为中心
  • 在康熙六年后进行甬上讲学活动过程中,文学逐渐成为黄宗羲关注的重要对象。这其中有诸多的社会政治因素,而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变化对我们认识其学术活动及文学思想的实质至关重要。黄宗羲对文学的基本看法与其在甬上开创的新学风紧密关联。经由甬上讲学而展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活动是时代和儒家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 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哲学色彩
  • 在明清之交的诗论家中,除王夫之而外应数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哲学意味最浓,其开阔的诗学思考视野和多方面、多角度的诗学批评实践引发并深化了他对“诗以道性情”命题所指向的诗歌艺术本质的探讨,这一致思路向明显具有超越一般性的艺术评论而深入诗学本体论考察的性质。同时,系统清理理学学术史的哲学思维训练不仅增强了其诗学思考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辨性,也为其诗学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本文就黄宗羲诗学思考的契入视角、理论核心及方法论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哲学色彩略作阐述,以尝试探求其诗、哲两重学术背景的内在勾连。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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