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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
  • “小资产阶级”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溯源于社会学领域。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这个概念悍然闯入文学王国,成为描述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一种不屑的贬抑,可能形容一种风格或者趣味,可能是一种身份或者身价的证明,也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烙印。相当长的一段文学史之中,“小资产阶级意识”或者“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一大批作家无法摆脱的魔咒。当然,当初没有多少人可能料到,这个概念竟然在数十年之后摇身一变,脱胎换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小资文化”已经被用于形容一个由优雅、格调、品味、精致集合而成的浪漫空间。
  • “文学批评个人化”:在后形而上学范式下
  •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个人化姿态虽十分引人注目,但其中包藏着深深的相对主义瘀结。后形而上学思想尽管来自西方,却基于当下中国的后现代性实践尝试同样提供了借鉴意义。后形而上学范式革命,使个人化文学批评在差异性中仍敬畏着客观性而非流于消极视角化。经此转型的个人化文学批评才是真正的多元化文学批评,它应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不懈品格追求。
  • 大众文化批判与审美化生存
  • 在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与文化的发展是危机四伏、困境重重;霸权性的理性化进程,造成对人的全面统治与异化。作为人类整体反思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批判是针对技术理性和物欲至上思潮的一种文化哲学思考与辨析;而大众文化内蕴的审美化生存,即现代人感性存在的快感体验与大众向度,又是大众文化内在活力与文化市场机制外的民间智慧的体现,“感性、愉快、当下”应该是大众文化审美品格的起点。可惜的是,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时代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后遗症。
  • 米勒文学根基论的盲区和中国文论的世界意义
  • 文学的根基是什么的问题是人类文学活动领域里的最基本的问题。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他关于文学根基的观念是西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根基的观念的集中代表。文章具体追述了米勒关于文学根基问题的看法,揭示了他的盲点,指出米勒的理论盲区正是西方的文学理论盲区的集中反映。西方文学理论之所短正是中国文学理论之所长。文章最后提出,西方文论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致命弱点、走向新生则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论这块“他山之石”。
  •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之发生、发展、成熟
  • 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之发生发展,是一个“发生学”的问题。它的要义在于超越近代以来以“民族救亡”为坐标的“选择”性译介取向,而将世界各家各派文学纳入“人类/人”的文学“交流”体系之中。
  • 从变异学视角看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 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文明交流中原创理论的文明成果在接受国文明中的变异情况。这种变异表现出两种态势:他国化与中国化。结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程和当代文论话语重建实践,从“他国化”到“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有四条:一是异质文化交融,激发文论新质;二是异域文论相似,互相启发阐释;三是创造性误读异质文论;四是适应需要,促进转换。
  •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
  • 中华文学和文论之价值根据不建立在封建帝王的为“教化”百姓而获得稳固统治的“王道”上面。儒家文论和道家文论在中华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中相互补充,相互为用,形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文论的人与自然合一、物我合一、主客合一的价值根据。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将人的精神和自然的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古代诗人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心,陛”所体认的文学之道,创造了辉煌的文学,它是非官方性的素朴的自然与人相契合的价值根据的胜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现代的。反观西方文论史,竟然有四次“为诗辩护”,其价值取向是“理式”、“神权”、“科学”和“高科技”,这给我们留下了很有意义的思考。
  • 十年回眸:再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 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潮流的冲击,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化冲突论”的提出,都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现实问题。就我国文艺理论领域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现代处境,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的文化身份,构成了中国文论界普遍的现代性焦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1996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从那时以来,这个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斥为“伪命题”者有之,主张“中西文论不可通约沦”者有之,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已经失效”者有之,倡导“应当在古代文论母体内重建中国文沦”者也.有之。十年时间过去了,重新审视这个命题,清理其内在理路,回顾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其积极的学术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兴”:诗性书写与诗性文化的意义机制
  • 从比较文化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与现代的解释者通常用“隐喻-象征”的辞格对于“兴”所进行的阐释不同,本文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艺理论所阐发的“转喻-寓言”的范畴对于“兴”进行阐释:“兴”在根本上带有“转喻-寓言”的性质。而且.从一个更为开阔的大的哲学-文化视野来看,“兴”远远超出了文学修辞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小辞格,正如“隐喻-象征”可以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背景下的理性文化的基本意义机制一样,具有“转喻-寓言”性质的“兴”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诗性文化的基本意义机制。
  • 大雅正声——“盛世文学”的支点
  • 大时代需要有大手笔来画龙点晴。李白《古风》第一首力倡“大雅正声”,便是盛唐之音的点晴之笔。很难想象,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只有否定与揭露,而没有正面的精神文明的积累与传承。汉唐煌煌的“盛世文学”就存在着大量“雅颂”之作,排除所有此类作品,诚难构成雄浑的“汉唐气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却又往往容易被忽视的课题。
  • 从声病到体势——论龙朔-开元间诗学发展及其实践
  • 从高宗龙朔初到玄宗开元末的近百年时间里,唐代诗学围绕实现“文体有力”这一课题,经过了从重视声病偶对到探求诗歌体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但与近体形式的确立相伴随,而且促进了唐代诗人对“情绪”与“物色”关系的探索,使诗歌从承袭六朝重物色形似转向重情绪的抒发,发展出寄意兴于物色的实践技巧,为最能代表唐诗特质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诗学基础。
  • 范伯群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序
  • 记得2005年春,我在苏州大学见到范伯群教授,他十分激动地把一张恽铁樵(签发鲁迅首篇小说《怀旧》的《小说月报》主持人)的照片给我看,说是从一套医学丛书中觅到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并且把新买不久的一个照相机拿出来,告诉我这是专门拿来作研究之用的,只翻拍书刊的封面、插图和通俗作家的照片。我听后也十分激动,更自惭形秽。范先生退休以后依然如此勤奋,到处奔波找资料,特别是搜罗通俗作家的照片和与此有关的图像,全力做他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而我等后辈学人岂有他的如此执着的精神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在这本巨著终于完成了,范先生索序于我,却之不恭,只是这份荣幸岂可由我一人承受?这篇小序,只能算是我代表海内外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学者向范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而已。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
  •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对于德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这里的影响绝不仅体现在他的个别观点著作被引用借鉴上,而是一种话语方式和历史观在作为一种精神立场发生作用,由于这种立场本身的鲜明性和意识形态锋芒,在当时的德国汉学界招徕了众多的支持者和论战对手,也就是说在吸引和滋养着不同形式不同方向的话语群落,并以这种形式帮助筑就了德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学黄金时代。
  • 当代消费神话与文化命运——波德里亚思想管窥
  • 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神话”制造种种悖论,其基础是丰盛表象,而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符号化形式化消费。在消费逻辑的控制下,消费社会中文化的“命运”是世俗化。流行艺术和大众传媒文化的符号性消费特点,使这些当代消费型文化具有反美学或反象征的后现代性质,并体现出一种具有专制意味的权力关系。
  • 文学叙事的“非消费性”
  •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们已经太久没见过当代的人们为某一部文学作品魂牵梦萦的事情了,更不要说由一部文学作品来制造一个社会的话题,从而在人们的讨论中,推动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即便是有限的几个文学热点,也是因为附着了被大众媒体炒作出的所谓消费性的“卖点”,真正属于文学的因素往往是被忽略的。文学无论是与社会还是和人的心灵之间都已经相隔很远,只剩下了漫无边际的消费和娱乐,文学的消费性也像其他物质商品一样被空前地张扬。美国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对德里达关于在未来的技术王国中文学将不复存在的观点表示了赞同。而在米勒的新作《论文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④如此极端的观点当然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文学发展的式微已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在当代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文学作品为了吸引尽量多一点的消费者,它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内部表现内容都受到了消费文化逻辑的巨大影响,对于文学消费性的刻意追求,不仅严重地损伤了文学本体层面的审美独特性,而且受消费文化影响所形成的符号化的写作,也日益脱离了与现实生活的内在深刻联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当年令无数人感到激情洋溢的文学作品,如今已经完全地置换为各种类型的消费明星,以及其他随着科技发展所新兴的各种以形象为主的文化形式。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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