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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美学学科的两种理论形态
  • 中国现当代美学,实际上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西方美学的传统形态,是从属于哲学体系的,即“真-善-美”三分结构中的“美”之形态,它无法从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只有和哲学体系共沉浮——这是哲学体系中的美学理论形态。比这更古老、更悠久的美学理论形态,应是意大利维柯所提出的“诗性智慧”形态,它是原始人(民族)的思维方式。所谓“诗性智慧”形态是指原始人天然地开创的用“感官-想象(记忆)”并通过“比喻”把握世界的“感性-艺术”思维方式。这是一种诗性的理论形态,它区别于哲学的“逻辑-推理”形态。当下学界缺乏这两种理论形态的自觉意识,把两者混淆起来,导致“两张皮一起扯”的糊涂局面。现当代中国美学欲求得有实质性的进展,除了首先理清两种理论形态的区别之外,别无它途。此外,这也是梳理“中国美学”的大前提,应该打破“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古代美学的僵局,展现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形态。
  • “文学性”讨论的三个误区
  • 在近年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中,我发觉不少学者之所以对清晰地界定“文学性”这一概念不再感兴趣,其主要原因,是在于将可历史的、文化性变异的“文学”,与具有超历史性、超文化性的“文学性”相混淆了。不少学者在传统的“文学本质论”和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性“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之间徘徊。一方面意识到文学在形式、技巧方面有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文学的理解、阐释和它的生存、生产方式是可变的,其结果,要么就是以“文学”代替“文学性”,认为“文学性”没有确定性、稳定性的理解,要么就用“既不稳定又稳定”这种感觉化的谈论来应对,要么就是为寻求不到稳定的“文学本质”而困惑……如此下去,我认为是很难有中国当代学者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观念生产”的。
  • “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
  • 作为当前文艺学论争中出现的一种新锐话语,“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站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立场上对当代中国文艺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在客观上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但告别“本质主义”之后,“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并没能构建出一个充分中国化、直面当下语境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话语。它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反省、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社会学”方法等三个层面所固有的致命缺欠使其知识生产和话语形态最终不幸沦为一种理论虚构。
  • 表达及其困难
  • Representation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中文里面难以找到一个词语与之相对应。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一书中,“Representation”是编排在全书最前面的一个词条。中译本中,这个词在标题中被译成“表述”,到正文里面则随着上下文的变化出现了“再现”、“表达”、“代议”、“代表”等不同的译法。霍尔(Stuart Hall)编写的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SAGE Publications & The Open University,1997)一书译成中文,书名中的两个Representation分别被译成“表征”与“表象”。为此,译者在后记中特别声明,很难找到一个中文词来担当representation的诸名语义功能.
  •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批判
  • 关于新理性精神的讨论衍生出近亲文化诗学的学术群体。文化诗学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过渡性现象。它大大拓展了诗学的丰富性,使文学理论与批评拥有广泛“介入”的能力,具有宽泛的处理面。同时也十分需要将文化诗学的内涵、指涉、理论框架、应运域限、操作方法等问题逐步发展到清晰明了、便利可行的层面,而不是当前这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方法、视野、语境,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标签、一种姿态、一种旗帜。“文化诗学”与其说是一个“诗学”毋宁说是“文化批评”。它更多体现为一种批评与研究的文化语境,而没有严格、明确的学科属性。它更多地适用于比经典诗学更宽泛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很难做出严格自律自洽的、“纯文学”的审美研究。它更多表现出方法论上适应性比较强的优势,而不是学科边界明确的学科体制化追求。
  • 生命意识: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话语
  • 生命意识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中异常凸显的话语。他们以生命的冲动作为文学创造的动力,以个体自我的形式构成生命的形式,以生命的动流惟艺术形式的“内在韵律”,以生命的“内在体验力”作为自己的印象主义批评的方式。他们坚持从生命体验出发,以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视角来探讨文学诉求,以“绵延”的生命之流来创造艺术的形式,使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从认识论走向生存论、从理性走向非理性,实现了一种现代性意义的转型。
  • 在当代语境下对文学批评的反思
  • 目前文艺理论界对于文学批评的关注多是对具体某一批评个案的研究,对“批评”本身缺乏学理上的深入探讨,本文尝试从词源学的角度挖掘“批评”的内涵,主要参照西方美学史上有关文学批评的讨论,从三个层面对文学批评进行限定与说明,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主要阐明“批评”的“判断”与“反思”的特征,并强调这种理性的质疑一定要以对作品的“体验”为根基。
  • 我的文学研究之路——钱中文先生访谈录
  • 李世涛: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使我能够向您请教一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据我所知,您大学毕业后,除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外,一直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自然也经历过文艺界或文艺理论界的许多活动。作为这些活动的见证者,我想请您谈些自己经历过或知道的事情,以通过这些侧面了解建国后的文艺思潮情况,为学术研究提供些资料。首先我希望您谈一些您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活动,这毕竟是您后来学术研究的起点。顺便提及的是,您大学和留苏期间学的都是俄国文学,为什么后来转到了文艺理论研究?
  • 汉代文章观念演进过程的历史原态追溯
  • 汉代文章观念演进过程与当时的经学兴衰状况有密切关系。西汉前期以黄老为社会主流思想,学者多以儒道合一的方式解说儒家典籍的作用,由此形成的见解显示出文章理论的某些特质。西汉中期,出现治经而涉及文章之义的情况,一些学者解读经典而表达的认识体现出普遍意义的文章观念。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些学者突破章句之学的思维模式,大力倡导独立著书撰文,他们的不少认识观念进入了相对纯粹的文章范畴。
  • “道”的情感现象学——《二十四诗品》新探
  • 本文对二十四诗品进行了纯理论性的研究,认为该文本是以“道”为核心,以情为目的,以景为手段组成的理论整体,它解决了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中道与情的关系问题,体现出了“道的情感现象学”这一理论框架,让道以景象的方式显现出来,然后以景象的方式表达情感,从而达到了道、蒂、情的内在统一。
  • 必极工而后能写意——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反思之一
  • “极工”的功夫是艺术家安身立命的“童子功”,这是作为艺术家永远无法绕过的。任何真正的艺术都是以“极工”为前提的“艰奥美”的创造。艺术家都是以成熟的形式因来感受、抽象现实人生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内在症结就是以精神人格直接对应于艺术精神,而忽视、漠视,甚至放弃对作为艺术精神实现方式的审美形式因的探求,这必然滋生出中国绘画中的“便宜主义的倾向”:过度强调空疏虚妄的神似、气韵品格,以致于轻视、无视,甚至弃绝对形似、“极工”的功夫训练过程。
  • “以文害辞”新释——关于文学阐释学中一个古老命题的商榷
  • 孟子提出的“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说,作为经典名言常被引用,但也引起了千古之争。周裕锴先生曾以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文”、“辞”的含义提出过新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对文句及其所在语境的关系考虑得不够周全。因此,本文运用情境还原法,力图越过时空限制,探究孟子言说时的意图;并以先秦文献中“辞”之用法以及后人诗论中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理解为佐证,发现孟子的话的中心是反对断章取义地对待诗的表达手法,从而得出“辞即诗的表达手法”的新结论。
  • 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 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并预言“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探求寅恪先生作出此一大判断、大预言之原因,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寅恪先生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寅恪先生之所以对以宋代儒学为代表的宋代学术文化即“宋学”评价极高,是与他一生的治学之特色紧密相关的。“宋学”正是最能充分体现寅恪先生之学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要而言之,寅恪先生所倾心诠释的“宋学”,主要蕴涵着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民族本位的文化理念,独立自由的思想精神,尊德崇节的人文理想,续命河汾的学术使命,通古鉴今的史学方法。
  • “言文一致”的等量与不等量“翻译”——从《小二黑结婚》到《“锻炼锻炼”》
  • 在“言文一致”的“语言共同体”建构中,赵树理文本成为一种相当成功的实践存在。现代中国,国家意志参与并最终主导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共同体”建设,然而,承载国家意志的表意裁定体系对赵树理式实践的“翻译”,却呈现出等量与不等量两种不同状态,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功效,发人深思。
  • 《红烛》下的死亡观照:以死为生的孤高诗人
  • 闻一多的《红烛》有大量结合幻象与现实的死亡书写:死亡氛围的描述,死与生的交结,死亡事件的记录。它们反映孤高诗人以死为美的审美观,流露出他对生命的期许——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诗人不少心迹与日本学者土居健郎(DOI Takeo,1920-)的“依爱”学说不谋而合。
  • 现代的与古典的——论废名的诗
  • “京派”诗人的创作是象征主义的艺术努力与追求,并且是有其明确的西方象征主义诗(诗人)的影响和与此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传统再发现的特征。对此,“京派”诗人并不讳言,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共识,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在“京派”作家中,废名以小说家著名,其实他在30年代中期创作的为数不多的诗,和他的小说一样,别具一格,却也有着“京派”诗的某些共同的艺术特征,至少在“京派”同人中颇有欣赏。本文试图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几个“关键词”为中心。“细读”式分析废名的作品,来探索废名的诗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追求。
  • 佛教题材的世俗改写与历史文本的人性解读——论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创作
  • 在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中,佛教题材小说虽数量不多,却占据显要位置,其突出贡献在于作者大胆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透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深刻揭示历史典籍中高僧形象的本真面目,从而使佛教让位于情欲,佛性还原为人性,实现了佛教文化在艺术上的“还俗”和对现实人性的回归。这既蕴涵着作者对佛教的深刻理解,也显示出作者对人性的执著追寻和对宗教历史文化的探索精神及主体态度。
  • 《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1~6期总目录(总第144-149期)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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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徐中玉 钱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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