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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人性的张力——以“情志”为中心
  • 情志是文论中深刻地体现了人性深层的矛盾内容的范畴。其中情、志相互补充、彼此渗透,并形成张力。魏晋南北朝“个体的自觉”促成情性论的发展,更显露人性深层的矛盾内容。然而“真性情”的充分发展是“情志说”发展的前提。杜诗体现了经整合后“情志”的丰富内涵。
  • 论苏轼的“中国式独立品格”
  • 苏轼在其政治生活、伦理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一种“尊重现实又不限于现实”的“穿越现实”的张力,既区别于西方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区别回避和游于现实矛盾之外的中国道家所倡导的生存观念,是一种未被20世纪中国理论界很好发掘的具有“中国式独立品格”的文化资源。苏轼以对世界的对等性理解、健康自然的生命力、化儒、道、释为材料的创造力来从容面对世界形成的独立人格,对建立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现代主体形象,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
  • 不一样的“性情”——洪亮吉与袁枚“性情”观的差异
  • 洪亮吉和袁枚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袁枚提携、赞扬洪亮吉,但洪亮吉不认同袁枚的性灵说,对袁枚的诗歌批评多、赞扬少。洪亮吉早年沉迷于词章,后来的幕府、仕途生活使他的兴趣转移到经史方面,推崇实学,所提倡的“性情”来自传统经史文献的说法,与袁枚提倡的真实原则很不同。袁枚提倡写诗以“情”优先,洪亮吉则提倡以“性”优先,要求在“性”的前提下言“情”,在真实性之上还有一个高尚性,在袁枚的真实原则上悬挂了一个道德原则。袁枚努力摆脱儒家诗教的束缚,洪亮吉则坚守着儒家诗学的伦理主义倾向。
  • 龚自珍词学研究
  • 阅晚清词坛,龚自珍的地位不可忽视,其独特的词学理念和创作风貌皆可谓彪炳词史。但长期以来,前人对其词的解读尚多执一端,或斥轻薄、粗豪或重微言大义,皆失探讨的客观性和深度性。本文以龚自珍“畅情”词学观为申发,结合“迷离”词风,对其词学价值作一番探讨。
  • 论孙犁散文美学的内涵和逻辑结构
  • 孙犁晚年在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散文关学,内涵丰富深邃,而又具有自身潜在、较为严整的逻辑结构。它以“真情实感”为逻辑基点和中心范畴,以“真情实感”和“文字朴实”为两大主干,以语法修辞、细节真实和“写人不经心的小事”为基本功,以各分支体裁的写作要领为依托,以“自然”为审美取向和美学境界之追求,以现实主义为总的创作原则,构成了一个浑然的有机整体。
  • 手心两忘,技道合一——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兼与邹元江先生商榷
  • 邹元江《必极工而后能写意——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反思之一》一文忽略了徐复观写作《中国艺术精神》有其特定的发言对象,割裂了形似与气韵之间的关系,过于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他对极工与写意之间的关系有技术至上主义的趋向。本文指出:徐复观的发言对象是台湾的现代艺术家,故技术问题无须多誊墨,“极工”与“写意”之间并非因果或条件关系。从艺术家的人格精神的视角去把握艺术精神,这体现了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独到的理解。
  • 有德性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德性——悼念老师王元化先生
  • 王元化先生去世了。 去世前一个月病床上与人聊天:“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一贯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反思。”先生的“反思”,首先是指对自己思想进行反省检讨。
  • 明代诗话中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
  • 明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而就研究规模之大、研究范围之广、史料来源之丰富而言,明代文体学都远在六朝之上。但学术界对明代文体学及文体史料学研究尚缺乏应有的重视。本文以学界较少注意的六部明代诗话为例,从一个侧面揭示系统挖掘、整理明代文体学史料对于推进明代文体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意义。
  •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的文体思考
  • 从情感功能及外在体式两个角度对唐前辞赋的分体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理论与操作层面的矛盾。唐前辞赋创作在题材主题、体式结构与语体风格方面呈现出的类型化特征,揭示了骚体与赋体不同的创作思维以及各异的文学与文化功能。类型化特征不仅可以构成唐前辞赋分体标准,也是唐前辞赋演变的重要因素,同时对唐前诗歌和骈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六朝”风调与“花间”词统——论《花间集》与词体文学特征的历史形成
  • 词体文学特征的理论自觉是明清词学中以《花间集》作为参考标准形成的。明人论述词体起源多追溯到六朝,同时将《花间集》纳入六朝文学的谱系以及词体观照的视野,由此开启了《花间集》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历史。此历史经历了两个阶段:风华情致与深美阂约,前者是在俗世精神熏陶下直面词体,后者则是传统诗教精神渗透到词体认识的结果。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立足于《花间集》,由此最终奠定词作为另一文体所必须具有的文学特征。
  • 南宋“复雅”词论的学术背景及艺术缺陷
  • 南宋“复雅”词论与理学关系密切。从鲷阳居士《复雅歌词》并序到南宋中期词论洋溢的浓厚道统论色彩,无不有着高扬“正统”、排异“非正统”的思维指向。不仅如此,“复雅”词论的理论范畴、词学观念与理学之间也有着深层的连锁关系,其理论模式多如汉儒说经,或如理学讲章,有着相当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和非艺术色彩。而就其理论内涵来看,“复雅”词论的理论体系侧重于理论批判而非理论建设,它的雷同性要大于独思性,教化作用要大于审美作用,因而它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模式有着种种不容讳饰的弊端。
  • 赠序源流考论
  • 本文考察了赠序经由赠答诗序、游宴诗序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赠序的文体形态和发生模式进行探讨,进而对赠序的共时与历时性文体如别序、后序、字序、寿序等作了简单的梳理,最终实现对赠序发生与演进历程的观照。
  • 模拟与汉魏六朝文论
  • 模拟关系着作家个体的成长、文体的定型、审美风尚的变迁等诸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在模拟过程中,模拟者在“知”与“能”的互动中,获得新“知”、发展新“能”。这些新“知”、新“能”,或作为经验背蒂,或以理论形态,间接或直接地推动着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和发展。就汉魏六朝文论的发展实际而言,模拟主要从文体辨析,文体源流、文体分类三个方面促进了文体论;从构思理论、情辞关系、创作技巧等方面推动了创作论;从个体风格、时代风格、风格差异的形成等方面深化了风格论。
  • 幽微论及其诗学内涵
  • “幽微”是一个与“彰”、“明”相对的哲学概念,作为圣人探赜索隐的对象,“幽微”可谓自然物质性和神秘性两者兼有,易学中的“幽微”关乎人事更替、吉凶变化,佛学中的“幽微”则关乎心性佛理;“幽微”概念进入诗学领域表现为对诗人探测幽微之功的重视,在创作论上,常留心于对时机的把握和对物象变幻的描绘,以彰明奥秘,也常倾向于对玄理意境的留恋。而受“幽微”观念影响,志怪小说将采录或记述鬼神迹象当作一种责任。
  • “复数化”的全球化与文学命运
  •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主张要建构一种多元化的“全球性文学”。所谓“全球化”与“全球性”(globality)并不相同,全球化的“化”说的是一种历史进程,全球性的“性”说的则是特质。这里的“全球性的文学”就是指这样一种多维视野里面的世界文学形态所构成的集合,正因为文化具有在一定“共通”基础上的本然差异性,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必须尊重每一种文学所具有的“文化权利”。这样,由每一种文化出发,都能可能得出自身所见的世界的文学,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如此的。所以说,一种“单数”的世界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复数的”全球性的文学,因为后者是由各种各样的前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拼贴“全球性文学”地图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分别得以展开。
  • 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
  • 女性主义理论隐含了空间方面的诉求。这一点也反映在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中。本文在提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揭示其生存性内涵,辨析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空间生产的相关内容。本文认为,由于对女性空间位置的认知不同,批评话语的方式随之各异。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空间”概念的内涵从根本上说是生存性的。其中一以贯之的线索是女性存在的历史规定性和社会现实性。因此,女性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女性存在的时间、空间互相转换,使得女性空间的变动成为除时间之外规定女性空间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女性空间的生产。
  • 国学人文精神的现代传承
  • “国学”指中国固有的的文化学术。“人文”即人类的文饰,主要指人类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人类思考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矛盾关系获得的公约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公意,因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呈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历史性差异。同时,人类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结构大体相同,人类面对的生存、发展问题大体相同,这种大体相同的生命主体面对共同生存发展问题获得的关于人类行为法则的思维结果也就大体相近,所以人类文明又存在超越民族和历史差异的普适性。因此,国学中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的普适价值体系建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传承意义。
  • 天道与自然——生态美学问题视野中的先秦儒家思想
  • 怎样把“自然”的概念从自然科学层面提升到人文精神领域、怎样把对生态科学规律的类比式借用转变成哲学本体论和艺术本体论领域里的专门研究,是当前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出发论述先秦儒家思想就此问题带给我们的启发:结合先秦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讨论生态文化建设中的信仰问题,从先秦儒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入手思考生态美学的价值基础,思考孔子的诗教理论对生态美学和生态艺术本体论的启示。这三个角度都涉及到当前生态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由天道而行人事的先秦儒家思想则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 音乐的本质与自然之道——嵇康《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研究
  • “自然之道”在魏晋时代包含着浓郁的人文关怀和清明的理性精神。崇尚自然之道对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以理性的科学的态度,推翻了从西周、春秋以来人们对音乐艺术的种种名实不符的定论,否定了音乐移风易俗的政教功能;他把无声之乐的大和境界阐释为万物生命自然、自由、和谐、本真的存在状态,为中国古代审美与艺术活动开拓出新的价值和境界;他把音乐艺术的本体确立为声音形式的“自然之和”,并天才地揭示了这种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这些光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探求审美与艺术活动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 重建中国解释学的起点:走出考据学的局限
  • 西方解释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语文学诠释学,它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当时以语言学为工具的考据法就是一种简单的语文学诠释学。而训诂考据也一直是中国古典学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被视为中国解释学现代重构的直接来源。通过具体的经典解释实践,徐复观提出了的“追体验”的解释学方法,他在继承考据学的诠释方法遗产同时,对其局限进行批判性地反思。而对于中国解释学来说,只有以自觉的人文学观念为指导,通过对考据学的批判性反思,才能真正完成自身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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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艺理论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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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徐中玉 钱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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