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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 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 人类学的思想虽古已有之,但现代人类学之形成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现代人类学从其19世纪中后期形成以来,就已经处于一个历史上来说很新近的民族国家语境下,主权国家的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以来的人类学被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对各种传统的、权威的、宏大的叙事提出批判,解构、质疑。这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怀疑理性主义的效度和限度,而日渐强调身体、感官、主体等关键词。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他者”(others)的关注和探求,而人类学的元问题就是要探索文化的多样与人性的普同。人类学是通过探讨和解释人类文化的不同,最终旨在寻求人之为人的本质。
  • 芭蕉箐苗族村民车辆消费生成机制的人类学阐释
  • 经济贫困的芭蕉箐村的苗族村民们形成了车辆的“过度”消费现象。村民们对车辆的集体消费偏好并非经济效用所能有效解释,而是源于想象的生产力、特定的传统消费偏好以及现代性象征价值的获取等动力因素。加之财富的即时转化逻辑,内外两种借贷制度的保障以及抗拒彼此借用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它们所构筑的消费生成机制植根于该族群的传统生计模式,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社会机制的、群体联合的策略化与个体家庭的独立化运作之中。这种消费的实质由此展现为藉由某种物的消耗而表达的,历史进程中特定共同体社会构建要素的结构性运动的产物。
  • “本民族内部事务”提法之反思
  • “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提法根源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民族地区存在“国家-少数民族上层-少数民族群众”的统治结构;这一结构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完成,已经演变为“国家-公民”的模式;各族公民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少数民族公民的状况,因而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缺乏存在的客观依据。从地方自治理论上看,“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族”原是在“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使用的,当它被误用到“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问题时,自然会发生理论和实践难以自洽的状况。
  • 本民族观众与异文化观众的文本解读与意义选择——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 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以异文化观众和本民族观众的文本读解与意义选择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异文化观众倾向于将电影文本当做梦幻性质的虚构文本,选择其娱乐性、审美性的意义,以满足在现实世界被压制的欲望。本民族观众则倾向于进行参照性解读,主要参照自己民族的现实文化来判断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并对文本中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予以宽容和接受。二者力量的悬殊导致了传统的消失和传统的发明,这也是在传媒和旅游背景下,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大趋势面前同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异文化观众与本民族观众的解读及其意义选择是交错互动的两轮。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文本的构建要能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 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
  • 一个企业之所以在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还存活下来,成为了“老字号”企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从两家医药“中华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来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对企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这两家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不同的“庇护”关系,在各种资源和资金的分配、占有和获取中,鹤年堂远不如同仁堂,导致了两者的发展出现了天壤之别:同仁堂成为了“白天鹅”,鹤年堂成为了“丑小鸭”。
  • 社会风险研究的个体视角:风险差异和风险管理
  • 个体风险应成为社会风险研究的重要视角,其中风险差异是个体风险分析中的核心问题。以现实性和群体性为维度,风险可以划分为个体的现实性风险、个体的非现实性风险、群体的现实性风险、群体的非现实性风险四大类,其中群体性程度高、现实性强的风险问题尤其要引起高度关注。风险分配的差异是群体性差异,也是风险伤害的程度性差异。社会所属群体不同,风险认知能力不同,风险承受力强弱有别,表现出来则是理性应对与非理性行为的显著差异。因此,个体风险管理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需强化每个社会个体的风险责任感,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教育,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理性的风险回应。
  •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论软法的力量——基于国际人权公约视角的研究
  • 20世纪90年代,就国际法层面上的软法效力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但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当前,国际人权保护有了新发展,而作为软法的国际人权公约,其效力究竟如何,有必要进行一次定性。作为软法的国际人权公约,其力量在于道德感之上商谈的过程。国家理性驱使国家通过作为介质的道德和商谈达成共识,加入和遵守国际人权公约,进而形成一种称之为软法的力量,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种强大的约束力。
  • 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
  • 白刘庄与夏家庄位于河北广宗县东北部,紧密挨傍但长期互不往来。这种另类村际关系的建构,是在“村运不合”这一传统叙事框架下,村民以村落信仰为基础,以村庙为工具,以口述记忆中的村落历史为依据而形成的。它是村民为防止恶性冲突而主动采取的疏离策略,体现出特定情境下社区和谐共处的另类智慧。
  • 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困局之破解探究
  • 我国生态文学日渐繁荣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一些不利因素,无论是生态文学本身的内涵建设还是生态文学创作环境的营造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影响生态文学良性发展的弊病。中国生态文学要走出当前的困惑局面,一是要尊重文学规律,通过拓展生态视野、开放生态题材、深化文化批判、突出审美意识、强化文学意味等途径,加强生态文学的内涵建设;二是要加强外部引导,通过重视生态批评、加强理论指导、完善激励机制、强化出版平台、拓展宣传渠道等方式,优化生态文学的创作环境。
  • 对我国长期失业现象本质的再认识
  • 我国的失业问题长期与经济增长相伴,而且越来越严峻。现阶段我国长期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而总量性失业在长期内将不断消失。政府需通过政策层面的总量因素配合,以结构性调整的措施来解决此类失业问题。其中,地方政府还需进一步关注对于企业和就业者的行为影响。
  •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 乾嘉汉学的解释学反思
  • 在中国的经典诠释谱系中,“实事求是”乃是在乾嘉时期才真正转换为经学诠释性命题的。对此命题,以往多是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进行探讨,然而在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中,“实事求是”如何可能却仍是问题。由此,首先就要进行认识论、方法论的反省,探讨“实事求是”的限度问题;继而在解释学、存在论的启示下,分析“实事求是”的理解问题;最后,在实践哲学的导向中,展望“实事求是”的归属问题.
  • 中国经济转型与文化产业兼并重组
  • 如果说中国经济转型根本任务是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一环,在于文化产业的兼并重组。文化产业兼并重组是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不仅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这场产业变革不仅要冲破产业发展的瓶颈,转变传统消费观念,重塑“消费拉动”的市场机制,还需要给社会嵌入健康的文化心理,打造产业链价值,形成文化产业的协同效应。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文化理念成为普遍生活方式,并在动漫游戏、影视娱乐、旅游演艺等领域提高集中度和竞争力,打造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使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不论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上,都能成为实实在在的国家能力。
  • 西部民族历史文献多元性研究
  • 西部现存民族历史文献极其丰富,并具有档案、古籍、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属性,从而带来管理体制不明、管理机构众多和损毁流失严重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通过探究我国西部民族历史文献多元性这一特征,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促进其管理实践。
  • 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文化保护:类型与逻辑关联
  • 随着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探讨的逐渐深入,社区参与作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族群文化保护的二元对立难题,提供了一个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透视视角。基于社区参与的不同层次,通过对国内六个不同参与程度的案例社区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证明社区参与层次和族群文化保护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强度与族群文化保护的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社区参与中“文化自觉”将成为族群文化保护的合理支撑,为目的地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 旅游数字足迹:在线揭示游客的时空轨迹
  • 信息与通讯技术(TCTs)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泛在网的普及,使旅游信息化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必然取向,利用旅游数字足迹研究游客行为成为了可能和趋势。在研究旅游数字足迹时。数字足迹的内涵、旅游数字足迹及其特征、旅游数字足迹的数据源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旅游数字足迹在未来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方向,应主要集中在游客时空行为的数字足迹模型、游客的旅游行为的时空规律、高效的旅游行为智慧化支持机制和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优化研究等几个方面。
  • 国外线性文化遗产发展历程及研究进展评析
  • 线性文化遗产是一种大尺度的线状而非点状的文化遗产类型,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生态、文化及旅游价值。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是线性文化遗产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两者在发展历程、范围尺度、内涵主题、应用目的及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国外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较国内开展得早,相关研究也较深入。
  • 注意力经济研究的新视角
  • 进入21世纪,西方对注意力经济的研究异彩纷呈,西蒙、高德哈伯、达文波特和高斯坦因等学者,在注意力经济研究中多有建树。然而一方面“注意力”是一个心理学概念,难以被量化、难以被直接交易,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另外一方面注意力经济研究中存在泛化倾向,模糊了注意力经济的研究范畴。从网络经济的视角,通过对注意力经济重新界定,使注意力经济的研究回归到“交易”中来,能够为其提供了一个更符合经济学惯例、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框架。
  • 村镇银行内生化服务“三农”的制度创新——来自美国社区发展银行的借鉴
  • 村镇银行作为一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按照村镇银行设立的相关规定,其首要支持与“三农”相关的、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金融需求。然而相关证据表明,村镇银行的追求利润增长的商业化需求与其有效支持“三农”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从而也使村镇银行本身失去了其独立、有效供给金融服务的功能。从银行内生货币理论出发,分析我国村镇银行商业化经营与其服务“三农”之间的矛盾及问题,借鉴明斯基社区发展银行的经验,认为要使我国村镇银行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应采取相应对策:对村镇银行合理定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村镇银行联盟,并与当地实体经济密切配合.等等。
  • 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障碍——从区域合作的视角
  • 东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并预计于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实现区域服务的自由流动,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值得商榷。从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视角来看,东盟区域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规则、机制、模式和成员国的合作态度等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是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前景并不乐观。
  • 云南民族地区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机制的建构
  • 云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症结集中表现为这些地区的金融排斥态势日趋加剧,进一步使其金融发展从宏观到微观都呈现出弱势格局。表现为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金融机构供给不足、金融资源流失严重。因而其金融普惠机制的建构就显得急切和必要。
  • 中国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
  • 县域经济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才能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并做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呈现出明显二元经济结构,这导致农村金融资源普遍匮乏,金融基础薄弱,与城市金融存在巨大的差异。
  •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探析
  • 一、用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 用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相互作用的严密而完整的组织体系。在此体系中,基层组织是基本的细胞。我们党的8300多万名党员,活跃在40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靠的就是我们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它使我们党意志统一、组织严密、行动有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存在一些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严重影响党的战斗力和执政基础。
  •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 资源型城市是作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类型之一,主要是指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支柱产业的职能性城市。例如云南省的曲靖市,以煤炭产业为主的二产生产总值占其生产总值的60%左右,其经济几乎依托于资源产业而发展。资源型城市因所依托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导致资源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其兴衰与资源存量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开发的初期。资源存量比较丰富且开采难度小、成本低、利润较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
  •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 一、我国外汇储备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积累,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1994年1月1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
  • 清末民国时期云南沿边地区民族教育与边防近代化
  • 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努力是在清末边疆危机背景下发轫的,而沿边地区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则滞后于靠内地区,直至民国时期才得到一定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云南教育近代化的评介、近代云南教育与社会变迁等领域。我们认为,沿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与边防事业巩固、国家认同强化等问题关系密切。
  • 善意救助的窘境与出路
  • 一、关于善意救助良知的反思 自古以来,助人为乐、帮扶弱小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2006年“南京彭宇案”、2009年“天津许云鹤案”,以至2011年“小悦悦事件”,极大地触动了社会公众的良知神经。在这些案件的背后,更多的是衬托出一个社会良心所遭受的质疑。
  • 独立学院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生事物,迄今为止全国已有319所独立学院,在校生已逾百万。伴随着扩招后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独立学院与公办院校之间,以及独立学院之间的竞争态势日趋激烈。随着独立学院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独立学院已经逐渐意识到学科建设对提升学院办学实力与水平的重要性。
  • 试论民族文化商品的“品牌化”发展
  • 从根本上讲,以识别一个或一群卖主的商品或劳务的名称术语、记号、象征或设计及其组合,并用以区分一个或一群卖主和竞争者的品牌,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品牌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表现在这种符号对于人的文化意义的追求具有区隔、定位以及标识等作用。
  • 城市旅游形象及其标志性节庆活动主题创新研究——以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
  • 一、城市旅游形象与标志性节庆活动 城市旅游形象是指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对旅游城市的总体认识、评价和印象。形象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被欧美企业界正式应用和系统化,后为日本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企业形象设计理论。
  • 云南少数民族“非遗”的太极形态及发展研究
  • 一、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种子”的构成形态及衍生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有形和无形两类非物质文化资源构成,如同太极中的阴鱼和阳鱼,共生形成“太极种子”。两者交感化和、辐射渗透到文化、艺术等领域,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众多人群的注意力,最终形成其独特的注意力经济。
  • 商人社会流动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影响
  • 一、商人积极人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 清代云南人口分类中“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考察
  • 云南民族构成复杂,生活着许多世居民族,清代有关文献常笼统地称之为“夷”或“彝”,当这些人口列为国家户口的一类时,即称之为“夷户”,与“民户”并列。“夷”或“彝”固然是指当地世居民族。那么“民”的涵义是什么呢?就云南这一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省份而言,对人口分类中“民”与“夷”的民族性质的廓清,有助于深化对清代人口分类管理及赋役制度的理解。
  • “文勋书屋”揭牌暨《张文勋文集·续集》赠书仪式在云南大学举行
  • 张文勋先生是全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文艺理论家、中国古代美学专家、文学史家、民族文化学家、诗人,在全国文学研究界和高校中文学科中具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诗词审美》、《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刘勰的文学史论》、《张文勋文集》等。
  •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 [特稿]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杨敏[1] 杨玉宏[2])
    [人类学与民族学]
    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黄剑波)
    芭蕉箐苗族村民车辆消费生成机制的人类学阐释(郑宇[1] 王昊英[2])
    “本民族内部事务”提法之反思(沈寿文)
    本民族观众与异文化观众的文本解读与意义选择——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片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杨静)
    [社会学]
    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张继焦)
    社会风险研究的个体视角:风险差异和风险管理(张萍)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牟军 苏斐然)
    论软法的力量——基于国际人权公约视角的研究(张永和 严冬)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张士闪)
    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困局之破解探究(刘文良)
    对我国长期失业现象本质的再认识(汪戎[1] 薛军[2])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王建民)
    乾嘉汉学的解释学反思(崔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与文化产业兼并重组(李贤)
    西部民族历史文献多元性研究(华林 姬兴江 王晋)
    [旅游问题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文化保护:类型与逻辑关联(孙九霞)
    旅游数字足迹:在线揭示游客的时空轨迹(李君轶)
    国外线性文化遗产发展历程及研究进展评析(陶犁[1] 王立国[2])
    [经济与金融]
    注意力经济研究的新视角(徐光远 王旭海)
    村镇银行内生化服务“三农”的制度创新——来自美国社区发展银行的借鉴(刘新华)
    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障碍——从区域合作的视角(邹春萌)
    [学术要览]
    云南民族地区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机制的建构(章林[1] 何晓夏[2])
    中国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张佐)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探析(徐昕)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谭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刘高秀)
    清末民国时期云南沿边地区民族教育与边防近代化(孔令琼)
    善意救助的窘境与出路(高崇慧 张江华)
    独立学院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张杰)
    试论民族文化商品的“品牌化”发展(楼艺婵)
    城市旅游形象及其标志性节庆活动主题创新研究——以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郭巍)
    云南少数民族“非遗”的太极形态及发展研究(吴晓亮)
    商人社会流动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影响(冯芸)
    清代云南人口分类中“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考察(彭洪俊)

    “文勋书屋”揭牌暨《张文勋文集·续集》赠书仪式在云南大学举行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李智环)
    《思想战线》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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