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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言论
  •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根据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系统而完整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在理论体系层面上,人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丰富了研究、考察文学艺术的维度和模式,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不同角度描绘文艺的整体面貌,对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构成、创作、接受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 我本善良
  • 吴美芳在里边服刑不觉已是一年,监狱里的春节也是春节,犯人们也要欢度一下,要会餐,要张灯结彩,还要演出犯人们自己编排的节目。分给吴美芳的任务却是去帮厨,去包饺子,另外几个帮厨的女犯人是有说有笑,而吴美芳却突然落下泪来。
  • 脆弱的道德,或无力的“善”
  • 《我本善良》是一篇关注普通人道德状况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吴美芳本想做一件好事,让自己的儿子翔宝去救溺水的马来亚的儿子,结果马来亚的儿子救上来了,翔宝却被淹死了。吴美芳在悲愤之余,向马来亚索要40万元的赔偿,但卖鱼为生的马来亚却只愿拿出4万,这还需要做通妻子李小榕的工作。在这里,是否应该救人的道德问题转化成了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的经济问题,双方巨大的分歧和一次次的奔波与争吵,让失去儿子的吴美芳陷入了绝望,而李小榕最后的条件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吴美芳一定要40万元,必须退还市里给的奖金与荣誉称号,并向媒体公开说明。吴美芳最后钲而走险……
  • 在天上种玉米
  • 我们的村庄从播州的一个角落搬到北京六环上东北角的一个角落以后,王红旗还想让它叫三桥。他的理由很充分:三桥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搬这里来了,而且团团地住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三桥挪了一下脚。人挪了脚不改名,村庄挪了脚也该一样。儿子王飘飘笑他,这些年,山里的往镇里挪,镇里的往县上挪,你看到哪一个把地名也带着走的?爹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儿子飘飘在外飘了好些年头了,偶尔那舌头也能搅出一句跟文化沾点儿边的话来。飘飘初中没念完就飘出了家门,到大世界里也不务正业,常常有一些不好听的话传回家去,王红旗听了就脸上乌黑。别人给他出主意,让飘飘把名改了吧,叫那名,怎能不在外面飘?看别人眼里充满诚恳,王红旗有点儿信了。王红旗因自己叫红旗,就给儿子起了个飘飘,起名的时候还真没想得很远。
  • 在写意与童话的世界里给人以温暖和感动
  • 读王华早期的几个长篇小说,我眼前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沈从文的身影。沈从文是我最喜爱的中国小说家中的一个,他对那片土地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深厚的情感。我一直在想,也许是那片土地本身有着水一般的清澈柔情,山一样的潇洒俊秀,而那里的人们更是纯朴得像一块用旧的粗布衣裳,那么妥帖,那么温馨,那么家常,所以沈从文才能写出那么美妙那么超凡脱俗的小说。如今,我又读到了有着这种味道的小说,心中自是十分欣喜。
  • 了无新意与缺乏力度的表达
  • 小说《在天上种玉米》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意思。将这个小说的主题抽出来,用一句话概括便是:这是一个“父亲进城”的故事。因为儿子王飘飘是率领全村人迁移到北京城郊的“功臣”,所以在乡下当村长的父亲来到这儿后,一心想将村名改回家乡的“三桥”——可以说,这也体现了这位“父亲”的一种恋乡情结。在百无聊赖的“城市生活”中,这位“父亲”想到了种庄稼,但是城里没有土地,于是想到了在房顶上垫土种玉米,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向度上体现了这位“父亲”向乡土躬腰的表现。而这个看似有点悬的小说题目“在天上种玉米”,其灵感正是源自于“在屋顶上种玉米”,作家王华将其写成“在天上种玉米”,也算是赋予了其几分象征意味。
  • 浮生记
  • 第一章:话头 逃犯说 逃犯说:和尚,我知道你的耳聋,可是你的心不聋。都说你是瞎子,可你的心透亮。和尚,我不想再逃了,明天一早,我就去自首。我就算逃过了法律的审判,也逃不过内心的折磨。何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打工文学:内在超越之路
  • 新世纪以来的文坛,充满了诸多值得关注的新质。如打工文学现象,这一中国特定时期的文学产物,伴随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勃勃生机,它已经由自发的、民间的、分散的、潜在的写作走向了文学的前沿,或曰正式的文坛,成为当下文学研究视野中不可规避的部分。
  • 文学担当与历史建构
  • 一直以来打工文学所承载的就不只是文学意义,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在大部分的打工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对打工艰辛的渲染和对农民工苦难的无休止刻画。不可否认这样的文学作品确实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冲击,也引起了社会对这群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但就文学本体而言,文学性似乎被弱化了。一部部打工文学作品好像每个打工者的自叙传,真实而又缺乏文学应有的想象和虚构,批判现实的力度自然就只停留在了文本表面。因此当我读到王十月《浮生记》的时候备感高兴,我看到了作家在兼顾文学本体和社会意义时所做的努力,在作家刻意雕琢的叙事模式背后,是对现实强有力的批判,更展现给世人一部浓缩了的打工史。
  • 大老板阿其
  • 现在我说的这个人叫游其仁。我们相识该有二十年了。一般说来,这是被叫做“朋友”的。但我有时候思忖他到底算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是一个熟人。说只是一个熟人似乎疏远了点,我们曾经交往频密。要说是朋友,我们之间又互不关情。因为今天我又接到他要跟我见面的电话,这样才认真思考了一下我跟他的来往是人际关系中的哪一种。想来想去,找到一个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可用“比熟人多比朋友少”来说。
  • 梦幻与现实(评论)——读陈善壎的短篇小说《大老板阿其》
  • 短篇小说的生产和消费似乎都进入了寒冬,新年伊始,部分重要文学杂志的首期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刊登短篇小说,即便是纯属偶然也会引发出必然的联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生活号称工作繁忙、节奏加快、业余丰富、时间紧缺的今日,没完没了的长篇依然统治着文学市场。与此同时,人们对文学在生活死角、无足轻重的细部死死扎堆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财富吞并八荒的世界既爱又恨的情绪也在叙事中不时流露。知觉经常是种错觉,现实的行动包括着梦幻的无能,认识经常包含着谬误。无论是虚幻的世界抑或是真实的梦幻,既是生活之水的流淌,也是小说意识不合时宜的美学流露。
  • 劳动美
  • 《上海文学》,陈善螵短篇小说《大老板阿其》,转载自《文学界》2009年第1期,并配有程德培评论《梦幻与现实》。至少最近几年里,这家刊物很少刊登此类作品。而程文又分明写着“推荐”,阐述着推荐的理由。自己没有,就转载,这也显示着宽宏和眼力。转载而配发推荐文章,尤其让读者不得不追寻其间的深意,抑或对生活进程中某种光亮的敏感的捕捉。
  • 吴冠中的“艺术之路”说
  • 著名画家吴冠中近日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大河报》2009年3月2日)
  • 说机趣
  •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上·词采》中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无疑,他是很看重机趣的。不过,最早提出机趣一词的,是明人陈汝元,他在《金莲记·构衅》里写道:“太极图中生意好,鸢鱼机趣滔滔,渊源夙仰泰山高。”李贽、袁宏道等人对机趣也颇有建设性议论,均有独到之处。
  • 钱钟书先生是否真的看走了眼
  • 在这个大师满街走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些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工夫在诗外”,即巧妙的包装和常人难以企及的作秀能力。他们或者把自己包装成一肚子苦水的农民,或者把自己打扮成站在历史的废墟上,整天与小人作斗争的文化斗士,或者把自己吹嘘成“文学就是我,七情六欲皆有,强烈度超过一般人。多梦,神驰八极,喜欢自由自在,第六感觉特别敏锐”的鬼才。
  • 作家们都怎么了?
  • 我喜欢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或许是过去有很长时间在农村生活的原因。我评价小说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真实、感人。怎样才能真实、感人,那就要看作家们的本事了。
  • “批评家们”都怎么了?
  • 今年2月5日《文学报》“争鸣台”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作家们都怎么了?》。文章批评一篇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不忠实生活”,不仅整个故事情节“怪诞”,而且有些情节纯属“完全杜撰”,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说”。
  • 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误区
  • “美女作家”的标签、“身体写作”的概念成了世纪之交文坛最热闹的风景。随着沸沸扬扬的争论,女性写作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一时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似乎成为同义词。短暂的热闹之后,“美女作家”成为明日黄花,女性写作也陷入沉寂和困境。在这场热闹中,“女性经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其含义的歧异和暖昧,曾使女性写作的声誉蒙羞受损。反思“女性经验”不断地被误读、挪用的事实,对认识当下女性写作的困境和问题尤其必要。
  • 毛泽东化用《锁南枝》和《我侬词》
  • 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为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做理论准备。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的锛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以下简称《教程》)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时,在批注中引用了明朝初年的民间散曲《锁南樾中的“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两句话,以新鲜活泼、耐人寻味的民间笔调独特地说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则的理解。
  • 雕塑作品
  • 《作品与争鸣》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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