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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项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难点问题和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正确指引,是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解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些基本要求,对于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必然与现实推进
  • 党的建设科学化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建党思想,蕴含在中国共产党人不倦的理论思索和实践探求中,是中国共产党冷静面对各种挑战、破解党内现实矛盾、引领中国长远发展,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把握中做出的必然选择。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在高度政治思想认同的基础上,确定基本原则和评判标准,以科学的理论、思维、管理、技能推动和促进。
  • 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
  • 深入把握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是依循这一主旨被规定的。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涉及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由之而来的研究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它突出地体现在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本质要求中。这一要求在对主观思想一外部反思的批判中展现其基本意义——“现实”不是单纯的实存,而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不仅如此,这种本质性和必然性,还是通过特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充分具体化而显现出来的。
  • 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
  • 两极分化、权钱崇拜是“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驯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样本,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寻求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从精神一文化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从政治一法律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应当建构一种控制和驾驭资本逻辑的政治与法治体制。只有从这两条路径同时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成为可能。
  • 当代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
  •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重要学派。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共同体观念的丰富图景。首先,这些社群主义者深入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次,共同体概念的多样性体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理论创造力。第三,当代社群主义者把国家与共同体概念相等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理论转变。第四,尽管这些思想家的共同体观念有如此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共同体观念有着共同体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就是公民或其成员所共享的共同善。
  • 经济人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及其达成——基于人和社会行为机制的分析
  • 按系统理论,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必然且必须追求自身利益和多样需求。从人的社会存在性考察,人的每一利益或需求都是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下实现的。这种制约关系使社会成员都互为目的和手段。这种社会关系的逐渐展开和人们对此种关系的认知及自觉践行,使得人之经济人本诖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趋向一致。明确这一点并力促其达成,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深刻理解我国选择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社会民主
  • 在学界,一种流行的观点指责社会民主是改良主义,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民主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所持的态度并非如此简单化和单向度。恩格斯对英国社会民主制的展望、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共和国”理想之实现的判断,拆射出他们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原因,则需要进一步辨析。后来苏联政治模式的缺陷充分地表明了简单化地断定马克思反对社会民主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这一点已为卢森堡和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示。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民主概念的误解,有助于深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
  • 从“孝”与“Eros”的比较看中西传统伦理共通之可能性
  • 中西传统伦理之可能的共通性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人的生命价值动力之源;二,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构建社会价值秩序的基点;三,无论“孝”还是“Eros”都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为目的。尽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柏拉图的思考方式迥异,但他们都坚信从“孝”或“Eros”出发的人生终究归根于“道”或“相”,生命也就在差异中走向同一。由此,中西传统哲学殊途同归。
  • 离婚救济法律制度的创新思路
  • 2001年我国修正《婚姻法》后,确立了家务有补偿和无房保护等制度,但有关离婚救济制度的某些法定条件过于严格,导致被适用于救济离婚当事人的较少。在经济救济和离婚赔偿制度上应借鉴外国立法经验,适当放宽法定条件,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确立新的举证标准,在经济制度上考量多方因素,确立新的救济条件。
  • 非典型就业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以平衡保护理论为视角
  • 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非典型就业劳动者的关注不足,既影响了非典型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又阻碍了非典型就业的促进和发展。应以平衡保护理论作为指导,完善非典型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确立非典型用工代替全目制用工,退休工和在校生等情况应依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确立保障受派遣劳动者权益的相关制度,保障非典型就业者在劳动关系上的合法权益。
  • 家政工人休息时间的法治化
  • 家政工人的休息时间制度往往被遮蔽在传统认知之中。为了保障家政工人休息权,实现家政劳动人性化,无论是从家政工人身心健康角度考察,抑或是从国际公约中国化角度分析,都必须制定国家强制性的休息时间规则。基于“家庭关爱型”利益衡平的逻辑,家政工人休息时间制度应当具有基准性、连续性、确定性和灵活性。就我国具体制度而言,体系化的立法应确保家政工人每日至少连续8小时的休息时间,每周至少连续24小时休息时间。对于每周至少一次24小时连续休息时间,立法应许可雇主同家政工人自行协商,于当月内集中休息或分散休息。
  •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是否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对于探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四个非缔约国的核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因此判断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包含条约是否具备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和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即条约规则是否具备“规则创立性”,以及是否符合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依此两标准分析,条约中的和平利用核能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但由于条约本身的契约性和属于军控与裁军领域的特殊性,不扩散仍然只是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而核裁军成为习惯国际法则遥遥无期,二者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在“通例”和“法律确念”两个方面进一步形成共识。
  • 刑事诉讼核心证据问题探析
  • 刑事诉讼是证据的诉讼,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审判是如何认定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据的法律认定与司法运用是该两项原则得以实现的根本诉讼保障。《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间所积累的诸实际问题,主要涉及证据的收集、判断和适用。公、检、法三机关对证据的认定标准不一致,认定的证据标准达不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与要求,必然导致案件错误。核心证据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客观与真实的统一,证据原始性与直接性的统一,法定证据与再生、派生证据的统一。
  • 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
  • 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需要加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道德至上的良好风尚,是消弭社会负面情绪、增加人们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加快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信仰极地、道德高地、法律基地、文化阵地,在逐步形成橄榄型社会物质形态的过程中,筑立起社会意识形态的金字塔。
  • 论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公共政策公信力的提升
  • 随着公共利益的多元化发展和网络媒体作用的凸显,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公共焦虑”折射出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正面临着严重挑战,也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和透明的强烈期盼。研究发现,以公众参与和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政策公信力的提升存在价值契合,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理论和决策方式,对公众政策参与途径的探索和政策公信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 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作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与政府路径、市场路径以及第三部门路径等三种传统模式相比,协作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具有更好的绩效。协作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受参与者结构、制度平台、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类型以及关键影响变量等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协作治理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具有一定的限度。
  • 中国俄罗斯族文化形态演化研究
  • 作为中国最为“年轻”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国俄罗斯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历经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多次变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势态的日益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也在遭受着文化强权的浸染与侵蚀。文化形态关乎民族认同、民族情感以及民族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因此,从中国俄罗斯族文化形态的演化入手来把握饿罗斯族文化生成、发展、成熟甚至衰落的脉络,从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同质化的危机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自我保护策略,为构建民族文化的共生体系寻找新进路。
  • “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目标、关键及重点
  • 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要深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明确“发展与和谐并举”的改革主题;要科学确定深化改革的目标,建立三个“三位一体”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新格局,即“主导——主体——大量存在”三位一体的所有制结构格局、“政府——中介组织——企业”三位一体的经济协调运行模式、“按劳——按资——按劳动力价值”三位一体的收入分配方式;要把握好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深化改革的关键;要抓住深化收入分配方式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四方面的重点。,
  •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 社会价格论:对价格形成理论的重新思考
  • 社会价格论是以全社会存在的各种价格为研究对象来揭示价格成因及其合理性的价格形成理论。现实的市场价格直接形成干垄断和竞争,最终形成于价值,且价值不但决定各类价格的本质差别,而且决定各类价格的合理性。但价格只能衡量商品交换关系的量,不能衡量商品交换关系的质,只有依据劳动价值论,才能对价格的合理性做出科学的判断。衡量单个价格合理性的标准是价值,衡量价格关系合理性的标准是等价交换,两者都是劳动价值论作为衡量价格合理性根本标准的体现。
  • 国有企业性质新论:基于交易费用的视角
  • 比较政府运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市场合约三种形式实现自身目标的交易成本可以发现,当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的交易成本最低时,国有企业就会出现;如果这三种交易成本相等,那么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政府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只有国有企业而没有非国有企业;一国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和范围会随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能增加,也可能会减少,只增加不减少或只减少不增加都是不正常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既具有互补性,也具有竞争性。人为地排斥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都是不理性的行为。
  • 如何调控房价?
  • 针对房价调控所采取的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大小不一,任何一个外生变量对房价的影响都有两条途径,一是它本身对房价的直接影响,一是它的变动通过影响人们对房价的预期对房价上涨率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各外生变量对房价上涨率的影响可能大于各外生变量自身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率。政府可用于调控房价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住房供给政策、住房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行政或法律手段和调节持有住房的机会成本的政策等。同时,在适度的条件下,采用征收物业税也可以调控房价。
  • 关于我国企业无效交易成本的探讨
  • 在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分工越来越细、全球化趋势凸显的现代社会,企业用于处理和协调内部及外部关系的费用即交易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不断提高。其中有的交易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属于有效的交易成本;而有的交易成本就是企业的损失,属于无效的交易成本。要提高企业交易效益和效率,减少无效的交易成本,必须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
  •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一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商业情报活动初探——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 重视商业情报的搜集和利用是外国企业能够适应近代中国陌生的异域文化和商业环境并垄断市场的重要因素。英美烟公司的商业情报活动具有内容多样性、渠道网络化和活动制度化的特点。积极获取和利用商业情报,不仅使外国企业适应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实现了销售本土化,也是外国企业了解、渗透进而控制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
  •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对于康德的接受与改造
  • 蔡元培大力提倡教育,其中又特别重视“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最为推崇美育,认为欲从现象世界到达于实体世界,不可不用美育。蔡元培关于“两个世界”之说来自康德,康德学说给上帝的存在留下了很大的一块地盘,最终走向了目的论,走向了宗教神秘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蔡元培与康德存在着重大分歧。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既有对于康德的接受,又有对于康德的改造。
  •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 通书是旧时民间通行的一种历书,其中载有吉凶宜忌、祛祟镇邪等方面的知识,为古人从事“择吉”、“祛祟”等民俗事象提供指南,是当时民间常备常用之工具书。明清小说中多有关于通书的描写。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民俗事象在当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又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其中,《玉匣记》是比较突出的一种。
  • 创造机制与文学传统的嬗变
  • 时间意识与变体链是文学传统的双核,其如水随形的生成与嬗递处于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中。在有形与无形、过去与未来之间,伴随传统的是异质与多元并生、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合形态。传统背后是作家个体各自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创造机制的激活则是文学传统得以流动的真正推力。与其说继承与唤醒了文学传统,不如说创造与发明了文学传统。
  •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 吕天成“当行”观探微
  • 吕天成《曲品》中的“当行”观兼具“填词”与“作法”的双重意涵,二者相辅相成,但在具体阐释中以“填词”为主,以“作法”为辅。就“作法”而言,他反对“组织伍订学问”的做法,提出“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的主张,体现出对戏曲的关目、结构等叙事要素的重视,但未遑详论。就“填词”而言,他反对“工藻绩以拟当行”的做法,提出“果属当行,则句调多本色矣;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即不当行,其华而撷;即不本色,其质可风”的当行本色一体观,强调文华与质朴的深层融会,既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趣尚偏雅的文词派和彻底求俗的本色派,又隐约传达出对当时并陈形态的雅俗兼济观的不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融合形态的雅俗兼济观,为传奇戏曲树立起与其文体特质最相契合的审美理想。
  • [中共十八大报告解读]
    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鲍振东)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必然与现实推进(储霞 唐晓清)
    [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
    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吴晓明)
    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王庆丰)
    当代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龚群)
    经济人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及其达成——基于人和社会行为机制的分析(倪荫林)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社会民主(林育川)
    从“孝”与“Eros”的比较看中西传统伦理共通之可能性(罗兴刚 刘鹤丹)
    [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离婚救济法律制度的创新思路(陈苇 石雷)
    非典型就业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以平衡保护理论为视角(李坤刚)
    家政工人休息时间的法治化(胡大武)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丁祥高)
    刑事诉讼核心证据问题探析(钱建平)
    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韩学军)
    论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公共政策公信力的提升(孙萍 许阳)
    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作治理:一个研究框架(邓念国)
    中国俄罗斯族文化形态演化研究(李启华)
    [经济理论前沿与热点]
    “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目标、关键及重点(白永秀 吴丰华)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纪玉山 滕菲)
    社会价格论:对价格形成理论的重新思考(闫春英 赵玉琳)
    国有企业性质新论:基于交易费用的视角(程承坪)
    如何调控房价?(苏剑[1] 林卫斌[2])
    关于我国企业无效交易成本的探讨(张雪艳)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王彬)
    [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唐启华)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李细珠)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商业情报活动初探——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的考察(王强)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对于康德的接受与改造(姚文放)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方锡球)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赵毓龙[1] 胡胜[2])
    创造机制与文学传统的嬗变(颜同林)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周维东)
    吕天成“当行”观探微(李亦辉)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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