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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技术:人的发展的空间
  • 在人的“活动方式”的意义上,技术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的生命空间是人的发展空间的“大限”,不仅作为人的生命空间原初前提的人的初始生成推动于技术,而且技术使人的生命空间延续或扩展获得着现实的历史性。人的生命空间与发展空间统一于由“物性空间”、“赛博空间”、“思维空间”和“意义空间”等整合建构的实践空间。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的发展的实践空间归结向技术。人的发展的实践空问展示着人的存在自由,人的发展的自由空间以自由时间为现实形式。自由时间的占有即人的发展的自由空间的占有,在直接性与最终意义上,赖于技术和技术的发展。
  • 科学技术本质的演化论解读
  • 人类的产生需要自然界提供“常态”环境,宇宙和地球演化所经历过的演化过程对于人类的进化是“非常态”环境,科学技术的本质是指人类对“非常态”和“常态”系统规律的认识和使“非常态”状态引入到人类存在的“常态”状态采取的各种中介、方法、手段等。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及科学技术一体的原因,并分析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及人工自然的关系,从而可以认为,科学技术人类中心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完全一致的。
  • 科学范式的价值规范及其能动作用
  • 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说,范式是指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范式作为观念工具和实用工具,具有推动科学创造和定向聚焦的作用。由于科学革命不是积累性的,从旧范式到新范式,不是后者补充、发展或包容前者,而是旧范式被破坏或抛弃,让位于新范式。科学革命引起范式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科学基本概念的变化。因此,探讨作为一种理论整体框架的科学范式,对未来科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许茨与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比较
  • 阿尔弗雷德·许茨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各个层次的考察和研究,开创了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是近年来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对这两种生活世界观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具有各自理论的特点,这为我们丰富和深化对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的理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 论哲学“终极关怀”
  • “终极关怀”一直是内涵广泛、含义模糊的哲学概念,在哲学史上,对其含义的澄明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当代哲学的生活回归,哲学的“终极关怀”也越来越呈现出其本真的内涵:它是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总体性、精神性和动态性关怀。
  • 进化系统辩证法的演化范畴辨析
  • 进化系统辩证法的演化范畴包括:可逆和不可逆,退化和进化,平衡和非平衡,对称和破缺,合作和竞争,结构和功能,渐变和突变,有序和无序。每对范畴既相互区别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 人的发展研究的交往视角转换
  • 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如何交往,决定了人的发展,交往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的发展也表现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强调交往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个体不能离开群体而生存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为追求社会的发展而牺牲个人的发展。研究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也应该立足于马克思所倡导的交往视角。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它加强了各国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科技、文化交流,使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密切,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 作为道德方案的城市空间生态
  • 在城市空问的规划和配置过程中,国家应将城市化本身建成一种道德方案,作为道德方案的城市空间生态,意味着城市化过程必须从所有城市居民和国家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考虑对城市空间的开发和利用,维护城市空问的生态平衡和城市空间消费过程中的生态道德,使城市主客体之间达成空间的一致与和谐,使之合乎城市整体利益的分配和协调。
  • 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方式
  • 在农转工、农转居和农民工这三种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中,农转工由于体制转型的问题而变得举步维艰,作为其替代办法的农转居虽然正成为许多地区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的首选方案,但许多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城面临着因其素质低下而无法就业只能“吃低保”的困境,因此,农转居不宜盲目扩大规模。与上述两种行政主导型的进城方式相比较,农民工则属于一种个体主导型的进城方式。因而只要加快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其创造宽松的进城环境,则农民工无疑可以成为一种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吸纳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
  • 国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举措
  • 进入2l世纪我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正式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将面临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诸多压力,特别是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生活照料和疾患护理这一目前人口老龄化国家所具有的共同问题。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针对这一问题制定了相应政策和有效措施。我国在提倡家庭赡养为主的同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实施以居家介护为主、社会支援为辅、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介护保险制度,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使当代老年人由此得益。
  • 发挥利益主体在建立信用体系中的作用
  • 利益主体是一个与企业或产业密切相关的群体,每个利益主体是需要管理的信誉风险源,他们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信誉和信用体系的建立。
  •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
  • 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无根性: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的根基。这些根本缺陷使其误导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而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根本超越,确立与新的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新方向:生态计量经济学——在整体上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生态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基础;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一客体一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其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 市场转型期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主体事权划分研究
  • 要解决好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管理。国家通过环境政策的有效介入,在减轻或消除环境资源经济学特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环境保护的帕累托最优;而环境保护的帕累托最优是环境保护投融资主体事权划分的经济学基础,合理划分各主体的事权是提高环境保护投融资效率的关键。以环境保护帕累托最优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主体事权划分的原则是:社会公共物品效益最大化、污染者付费、使用者付费、投资者受益。应当合理选择政府、企业和公众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参与手段以及相应的投融资事权划分。
  • 中国开发区过热现象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 开发区过热是目前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开发区过热的主要表现:开发区数量和“圈地”规模超常发展;开发区整体质量不高,发展前景堪忧;开发区政策优惠攀比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巨大;开发区重复建设不断,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出现开发区过热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无序竞争不断升级、调控机制弱化、用地制度不完善与政绩考核制度滞后以及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等。应当开展法律保障机制建设、整合发展机制建设、政策体系建设和管理考核体系建设,以消除开发区过热现象.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
  •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 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对手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高度集权并且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导向涵义。肯定20余年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我国应将财政分权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并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而应该是规范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各项制度安排。
  •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适应性分析及优化策略——兼评以通胀定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可行性
  • 在传统理论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常在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选取,然而由于我国利率管制所引致的金融指标体系的扭曲,使得利率在中介目标上的作用难以评价。在目前我国特殊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是不可取的,而选择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我国存着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差、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不理想、公共市场操作等手段难以奏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虽然近年来通胀定标的兴起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我国尚未具备实施通胀定标的条件.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并结合发达国家施行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目前只能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前提下的渐进优化.
  • 产业融合识别的理论探讨
  • 产业融合是发生于产业之间的技术、业务和市场的融合,当今产业融合发生的主要现象:一是信息产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融合,即以计算机、通信和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内容的融合;二是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通过改造传统产业使之获得生机;三是信息技术与其他高技术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新兴的边缘产业。产业融合可被划分为完全融合、部分融合和虚假融合三种类型,以此来区分不同类型产业融合的特征。产业融合识别的三原则,即产业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的技术基础或技术平台、产业之间是否经历了从技术融合到市场融合的整个过程、原有产业之间的界限是否被打破而导致了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等等,并以此来对产业融合是否真实发生以及发生的程度等进行识别和判断,从而为从事产业融合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分析范畴。
  •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战略
  • 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获得和利用技术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企业的技术战略是影响和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获取和技术竞争的范围扩大到了国外,企业技术战略的含义和任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技术战略的任务包括三方面,即技术获取、技术利用和技术管理,其展开范围和实行方式,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 装备制造产业R&D投入强度、创新动力及合作趋向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和国家的战略性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辽宁装备制造业门类齐全,基础雄厚,R8D投入强度高于全国平均值,但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资金缺乏和技术落后是阻碍辽宁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战略实现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目标和创新战略带有一定的市场被动性,致使创新效率低下。然而,当前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趋向是,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在增强。因此,增强辽宁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树立协作性竞争的新观念,不断培育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构建完善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 辽宁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研究
  • 辽宁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建设,要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率为核心,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通过机构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优化和配置农业科技资源,逐步建立起机构布局科学、学科结构合理、队伍精干高效的农业科学研究开发体系。
  • 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
  • 在商先起源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与推测,笔者认为现有诸说在具体论证上上存在较大缺陷,对于其中的商先源于东北乃至辽河源之说,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玄鸟生商”与上巳节时间上所传达出的物候信息可以推定商先之主体应在辽河源地区;而《史记》所载纣王的酒池肉林沙丘之戏也应该是代表了商人对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忆;另外,先商在许多经济、文化制度上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色彩,结合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商先源于东北辽河源的可能性更大。
  •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 论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
  • 关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形成的时间,学界曾有“秦朝专制说”和“先秦专制说”,但考察先秦、战国和秦代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实践与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对于先秦时代,商代只是方国联盟,周代也只是初步形成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君主专制政体应该说正式形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各国的改革都有加强王权的直接目的(以便于实现富国强兵的国策需要),思想界虽有百家争鸣,但即便儒家学派的孟子,其根本思想亦在于为君主专制张目,而郡县制、官僚制、将相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更是战国时代君主制制度确立的最重要标志。而对于秦朝来说,秦始皇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最大贡献在于取消了政治制衡,从而将君主权力发挥到极致。
  • 明清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
  •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益繁荣。传统男耕女织模式中的女织与市场联系更加密切,这在江南地区最为明显。女织激活了地方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开始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与之相伴,纺织已成为女性必备的生活技能,成为其终身维持家庭生计的职业。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份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普遍性。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女性就业更多地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女性职业逐渐多元化和商业化。女性也开始在与旅游业相关的饮食、住宿、交通、娱乐、商品销售、祀神等行业中大显身手。尽管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在许多方面与男性相比较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毕竟改变了传统男女职业分工的僵化格局,女性为自身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就业空间。
  • 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
  • 南京是历史名都,且为朱元璋定鼎之地,洪武、建文两朝和永乐前期均以此为首都。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是两京制度下的陪都,一切中央机构设置完备,南明政权成立以后,这些机构完好无损,加之有长江天险以为屏障,占有地理和战略优势,对南明政权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
  •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有过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转变。此后经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统治,国家结构形式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表明,中央集权缺乏相应的权威,地方分离割据势力是中央政府无法消除的心痛;地方自治举步维艰,往往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僚政治所利用。以独裁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都是一种官治,而官治则是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实践中的病原。
  • 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演变
  • 从1925年到1926年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这是苏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内外政策的结果。
  •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23年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这是第一阶段,杨虎城因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与中共相互信任与合作,堪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1927年7月至1935年初,这是第二阶段,杨虎城顶住冯玉祥“清党”的极大压力,继续与中共合作往来,在规模和层次上也有扩展,难能可贵,“九·一八”事变后,他与红四方面军私订协定,和而不战,表明他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作用与斗争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935年8月至西安事变前,这是他与中共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共通过三条渠道与杨虎城联络停战与合作事宜,杨虎城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示接受,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西北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 审视西方的另种目光——从梁启超著作中的外国人名谈起
  •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粱启超以“为我所用”的心态转道日本引介西学,其兴奋点始终在政治,晚期著作《欧游心影录》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被遮蔽的西方世界,从而失去了整体把握西方的可能性。从梁启超著作中的外国人名回顾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这种方式来审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粱启超眼中的西方,不仅再现了“五四”启蒙先驱眼中的西方世界,也破解了近百年来被理论家和研究者们美化和称颂的西方神话,为我们透视新文学的西方精神资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给我们发掘新文学本土精神资源的路途以理性的照耀。
  • 胡适眼中的西方——从胡适文中的西方人名谈起
  • 作为一个曾留学西洋并为新文学运动张帜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是否汲取了西方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话题。他在1910-1927年的早期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不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但这些人物或者被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被他用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即便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极力推崇、大肆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他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胡适为我们呈现的西方,已经过他自己的判断、选择和改装。他身上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导致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与阐释形存而神失。
  • 皎然《诗式》与盛唐诗学思想
  • 皎然《诗式》是唐代重要的诗学论著之一,历来论者大多因皎然主要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而将其归到中唐来讨论。本文认为,皎然一生的大半时间在盛唐度过,其诗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在盛唐后期,而《诗式》一书实际的写作时间远在其编定成书之前。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将其与殷瑶《河岳英灵集》、
  •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 论唐法曲与法乐之异
  • 唐法曲与法乐存在某些共同特点.所以当唐法曲日益衰落并几近消亡时,人们对唐代法曲与法乐的关系便产生了误解,从宋代起就出现了将唐法曲与法乐相混淆的观点,直至当代而不衰。其实,从起源、地位、功用与含义等方面作以比较,唐法曲与法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
  • 在后现代文化境遇中,迥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后乡村叙事不仅在暴力张扬中消弭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界限,而且主体正在由沉重走向轻佻。由于对平面幸福的过度追求,命运主体已由抗争转为顺从。在城乡冲突中,背离了传统乡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正在成长。
  •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 左翼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和演变
  • 从普罗小说开始,到1936年左联解散,作为30年代小说主潮的左翼小说,其叙事模式有着独特之处。其发展流变中不同阶段存在着有代表性的几个叙事模式——“革命加恋爱”、“速写式”小说及社会剖析小说,从叙事学角度探寻其社会文化意蕴,有益于重新认识左翼小说的价值之所在。
  • 论韦伯科层制理论及其在当代管理实践中的运用
  • 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经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科层制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制度创新,同时也是一种强调效率的管理制度。在建立现代科层制组织过程中应该培养理性精神,树立尊重法律和秩序的价值观,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
  • 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探析
  •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国有企业如何改革,是近年来讨论的重点。现时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建立健全现代产业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 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 根据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该类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采取措施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成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 试论当代中国的决策模式转换方向
  • 中国以往的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精英模式,精英模式有其优点与合理性,但其突出缺点是决策过程较为封闭,不利于社会愿望的表达与吸纳,特别在市场机制下精英决策模式不利于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因而急需转交决策模式,由精英决策向多元参与决策模式转变,具体方向是政府决策、民主党派、行业协会和公民的多元参与。
  • 跨文化适应:异域文化中的“二次成长”
  • 全球经济时代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适应问题因此凸显出来。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成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其实就是异域文化中人的“二次成长”。与人的“首次成长”一样,“二次成长”同样需要社会环境和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
  • “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 “扬”“抑”策略在汉语交际中的运用十分普遍,对这种交际策略的偏爱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文化内涵。“扬”“抑”策略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方式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等级尊卑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新奇之美和一波三折之美审美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折光反映。
  •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未脱“不”字考——兼论《论语》中“患得之”的义训
  •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中未脱“不”字,通过对《论语》中出现的所有“患”字用法的分析可知,此处的“患得之”意为“以能否得到为患”。
  • 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财政政策体系上制定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树立财政支持政策的新观念,建立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收入政策体系,实现思想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 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
  • 黑格尔的美学体系是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理性内容这一基本原则推演而来的,他把艺术放在绝对精神之内,认为“美的艺术”是绝对精神的感性形式,他对艺术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提出了“艺术终结论”,而“终结”后艺术发展趋势则指向日趋生活化。
  • 科学发展观探析
  • 科学发展观是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基础、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进步的历史性标志。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与“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紧密结合起来,必须要深刻理解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 当代学者
  •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技术:人的发展的空间(尚东涛)
    科学技术本质的演化论解读(郑文范)
    科学范式的价值规范及其能动作用(王立新)
    [哲学研究]
    许茨与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比较(何林)
    论哲学“终极关怀”(王会平)
    进化系统辩证法的演化范畴辨析(李香晨)
    [人学研究]
    人的发展研究的交往视角转换(刘明合)
    [社会学研究]
    作为道德方案的城市空间生态(潘泽泉)
    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方式
    国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举措(高飞)
    发挥利益主体在建立信用体系中的作用(胡伟)
    [经济研究]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张连国)
    市场转型期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主体事权划分研究
    中国开发区过热现象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王家庭)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王玮)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适应性分析及优化策略——兼评以通胀定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可行性(刘俊奇)
    产业融合识别的理论探讨(马健)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战略(崔雪松)
    [东北老工业基地研究]
    装备制造产业R&D投入强度、创新动力及合作趋向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辽宁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研究
    [古代史研究]
    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艾春明 傅亚庶)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曲德来)
    论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辛田)
    明清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刘正刚 侯俊云)
    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刘中平)
    [近现代史研究]
    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侯德泉 侯晚梅)
    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演变(吴九占)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张伟)
    [反思“五四”新文学]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宋剑华)
    审视西方的另种目光——从梁启超著作中的外国人名谈起(曹亚明)
    胡适眼中的西方——从胡适文中的西方人名谈起(马骋)
    [学术传真]
    皎然《诗式》与盛唐诗学思想(张海明)
    [中国文学与文化]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曾军)
    论唐法曲与法乐之异(袁绣柏)
    [20世纪中国文学]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周景雷)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胡玉伟)
    左翼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和演变(牵华)
    [学人论坛]
    论韦伯科层制理论及其在当代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宇红)
    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探析(李秀云)
    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王青)
    试论当代中国的决策模式转换方向(魏淑艳)
    [文化研究]
    跨文化适应:异域文化中的“二次成长”(董萃)
    “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刘萍)
    [学术短论]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未脱“不”字考——兼论《论语》中“患得之”的义训(高云龙)
    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侯振明)
    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孙丽姝)
    科学发展观探析(贾科)

    当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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