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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马克思生活世界观的精神实质及价值意蕴
  • 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解决传统哲学存在的问题,走向新唯物主义的开始。然而,仅仅把研究视域从理论转向生活,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实存,它与人的生活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是从现实性的意义上来谈论人的生活的。这样,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世界即是现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特性,并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一现实存在的批判,致力于超越现实不合理生活的应然的、理想的、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公共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 青年马克思的理性概念——兼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性主义的关系
  • 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对待理性概念的“双重策略”贯穿始终并日益明确化。一方面,对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各种类型的“普遍理性”概念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以唯心主义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手段,集中批评其思辩的抽象性质和虚伪的普遍形式;在深层批判逻辑上,马克思与理性主义的另一位批判者尼采殊途同归。另一方面,与尼采试图从根本上拆毁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的颠覆性做法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普遍理性”概念的抽象形式、虚伪本质的同时,又以“实践”概念为新的基点吸收、改造和发展其理论能量和价值内涵,对理性进行重新定位。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既是德国理性主义的强有力的“终结者”,又是其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
  •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化向度
  • “马克思哲学主体化”是一个不同于“马克思哲学主体原则”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思想,研究契机是马克思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在“主体化”理论上的缺席。马克思哲学主体化的结构或进路是由研究者、教育者、学习者和应用者主体化构成的总体化过程。
  • 伦理视阈中的契约正义
  • 伦理视阈中的契约意指“合意”。当契约合意指向生存权、发展权等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时,“契约一般”就体现为契约本身,从而形成契约关系共同体。正义是对人的本质的实现,目前对契约正义进行解读的契约自由理论、财富最大化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分别属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视角的分析。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契约正义,指的是正义共相与契约世界的有机结合,是在由契约意识、契约行为、契约制度所构成的契约世界中所蕴涵的人实现其本质的价值追求。契约主体通过对理性的运用、对公平的追求,最后达到一种实体性的自由境界,实现人自身由单一物向普遍物的统一,契约正义也因此得到实现。
  • 优先性:自由与平等
  • 自由和平等的冲突问题是政治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新自由主义采用优先性原则来解决二者的冲突。但优先性并不是绝对的。优先性的实质是对平等价值独立性的质疑。西方的形而上学、道德权利观念和纯粹程序性原则为平等的独立性提供了理论证明。
  • 试论道德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 道德信仰是个体的终极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是人们超越狭隘自我利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内在动力和源泉。信仰的失落标志着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混乱,导致个体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杂乱和社会生活深层次的无序状态。从本质上看,良序社会的道德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是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应当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在核心价值层面二者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趋同性。问题是,当社会转型使原有价值体系崩坍、道德信仰失落时,依靠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能否重塑道德信仰,并以此弥合二者之间的巨大裂隙。这是现时代我们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
  • 世俗化与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
  • 世俗化时代的精神生活,不再是统一的、整全的,相反是建基于分化概念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事实、价值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分化首先意味着事实、科学、知识等的去价值化,与此同时还导致了制度的去价值化或中立化。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道德意义不再内在于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基于主体的建造或创制。第二个层面是精神生活的自身分化,这一分化导致了真、善、美等不同价值的相对独立与统一性的丧失,同时也导致了诸种价值观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一冲突内在于现代精神生活之中。
  • 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宗教批判的历史作用
  • 黑格尔将上帝视为理性的最高和最后表现形式,从而在纯粹理性领域终结了理性对于信仰的批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将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应用到对现实宗教的批判上,实现了抽象的理性批判啄则与现实基督教之间、基督教的教条批判及教义批判与基督教的哲学批判之间、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之间的衔接和过渡.不仅为费尔巴哈人本学立场上的宗教批判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宗教批判的理论起点。
  • 乡村社区中的法律与秩序——乡镇作为分析的单元
  • 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形态是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立足于乡镇这一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单元,提出与已有文化、组织、个体不同的分析路向,将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丛的集结点,最为充分地展现了结构与个体的复杂互动状况,成为观察乡村中法律与秩序的一个恰切单位,也为展现乡村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提供一种系统的和崭新的认识价值,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的诸多层次谬误问题,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 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
  • 以乡村社区权力关系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村社区中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争夺场景的社会学考察,可勾绘出农村社区小铁矿开采过程中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权力运作系统。在矿产资源开发背景下,以经济链条为纽带的“权力的经济网络”将社区内外的权力紧密联结在一起,逐步构结成一张“总体性”的权力网,主导着当地乡村社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 工作倦怠成因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 个体在社会组织中的工作就是个体在特定的位置按照组织规范、扮演组织赋予的某种角色、以达到组织目标而换取酬劳的行为,所以个体所产生的工作倦怠与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组织内部运作特征有直接的联系。分析工作倦怠成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分析组织运行和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个体行为的特征。组织运作只有符合个体行为特征,满足个体不同层次的需要,才能避免工作倦怠的产生,才能使个体在组织中寻求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 权力尊崇与依赖——辽宁职业声望的调查研究
  •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过计划经济体制的洗礼,在应然性上应当表观出与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不同的职业价值观。对辽宁职业声望的调查,以2006年的937个辽宁城镇居民的调查样本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相关调查的比较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度密集的辽宁的职业声望评价已经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特点,特别是在职业声望评价中行政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折射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对社会心态的深远影响。
  • 员工、内部沟通与企业声誉
  • 企业声誉在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价值日益被肯定。但是在企业声誉管理的过程中,对员工这类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却不够。事实上,员工对企业的感知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企业声誉,而企业声誉对员工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因此,以员工为主要沟通对象的内部沟通成为企业声誉管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行政立法模式的变革
  • 我国现有的分片分块、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立法模式已不能适应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客观需要,因此,变革地方行政立法模式、协调地方行政立法冲突就成了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借鉴欧盟法在其成员国中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的法制协调成功经验,可逐步构建能在区域内各行政区划统一适用的区域行政立法体系。它是一种介于国家行政立法与地方行政规章之间的中间层次的行政立法模式,其不仅是适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佳选择,也填补了我国行政立法层次中的断层和空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应通过完善立法法和修改相关法律条款的方式明确区域行政立法是地方立法的合法形式,使区域行政立法合法化,并明确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规定行政立法程序,解决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等。
  •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
  • 基于社会转型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具有人权保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多维价值和功能。以利益参与、制度创新、文化约束为切入点对社会性规制的功能进行应然分析,归结出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的保障力、源动力、和谐力。以宏观上鼓励培育、中观上规范管理、微观上监督约束为逻辑进路,建构了制度化保障机制、规范化管理机制、社会化制约机制的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的实践机制体系。
  • 利益冲突与衡平: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环境法律规制
  • 立足于我国环境法律规制的现实,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可见利益失衡是环境法律规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而利益衡平的关键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应完善环境规制制度,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增加环境规制强制执行措施与完善相关程序,以及理顺环境规制机构的领导体制等等。
  • 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比较研究
  • 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在其诉讼中有着基本相同的要求,起着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在产生背景、指导理念、反映的诉讼关系、质证模式以及法律性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应该顺应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在我国的证据法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
  • 论我国城市规划的审批决策以及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重构
  • 规划审批决策是城市规划的关键,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总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关系到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整个城市公众福利的充分实现。我国城市规划的最终决策权专属于行政主体的法律规定,既不正义,也不效率。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作为一种革新城市规划审批决策体制的有益尝试,目的在于以城市规划委员会集体决策的方式取代过去行政首脑个人决策的方式。但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委员会还名不副实,尚须在性质定位、人员组成与公众监督等方面进行重构。
  •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互动关系——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随着新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发展,我国土地资源的约束日益明显。通过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厦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农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还存在很多摩擦和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对农地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的步伐。
  • 试论我国政府规制自然垄断行业的“囚徒困境”
  • 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市场难以有效调节;政府通过一定形式的干预,导致政府规制的几种“囚徒困境”。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手,寻找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行性路径。
  • 中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比较
  • 比较中英两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体系,可以看到中英两国都已经初步建立了财税和金融支持体系,但英国的体系更完善,支持的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宽,操作性更强,形式更丰富,效果更明显;在协同创新支持体系建设方面,英国的显著特点是以项目为载体,促进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中国主要通过行政机制来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缺乏自主合作、市场化推进的协作机制;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英国建立了从政府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到高校创新服务机构在内的联系紧密的服务体系,而中国相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 欧盟经济制度异质性整合及对我国的启示
  • 欧盟东扩过程中的新老成员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欧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金融市场、税收制度、福利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经济整合。这种异质性整合的内容与过程,对我国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借鉴。
  • 科斯问题、新古典主流思维及其方法论谬误
  • 新古典理论中的“市场有效”假定是著名的科斯问题——即所谓的市场与企业的替代问题——的出发点。“市场有效”命题中的“市场”概念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都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而正是这个高度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市场概念为偏爱使用数学方法解决概念性问题的新古典思维奠定了基础。当科斯试图解释真实世界中企业的存在但叉不准备偏离新古典思维时,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古典的“市场”所解释不了的“余值”。
  •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才能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是统一的。科技进步对人的劳动方式具有强烈的影响,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多方面知识,才能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发展生产力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重视生产力的社会结合方式;一是发展个人生产力,强化文化教育,充分发掘个人生产力即智慧生产力。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目标来看,全面充分地发展个人生产力,恰恰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途径:
  • “两权分离”与“缺位”或“错位”——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思考
  • 所有权与其具体权能二者不可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提法不科学。“两杈分离”思路下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或“错位”。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应改变两权分离的思路,应在维护所有者财产权利的前提下,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促进权能结构的合理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宏观交易费用测量的障碍、突破与展望
  • 交易费用的测量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学者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测量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但已打破交易费用不可测量的认识,尤其宏观交易费用的测量,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Wallis和North(1986)采用交易行业测量法,得出美国自1870—1970年交易费用占GDP的百分比及变化状况。当然宏观交易费用的测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要想准确的测量,必须改革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
  • 辽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创新
  •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无论是在工业时期,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都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任务。但辽宁在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增长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工业和资源型产业比重大、就业问题突出等。新经济时代辽宁老工业基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创新包括:从政府主导型改造向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因地制宜选择接续产业,培养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把握发展机遇,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
  •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 新政时期清政府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
  • 清政府在新政时期为了摆脱内忧外困的局面,在文化社团政策方面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时期,清政府制定了《结社集会律》,企图对文化社团活动进行规范,因之,各类新式社团,如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文艺团体等得到一定的发展,对开通社会风气、改变人们思想、推进文化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清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地位,其文化社团政策调整中设置了许多限制性政策,妨碍了近代文化的发展。
  •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歧路
  • 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思潮历时久远,影响较大,其思想家研究国学,反对西化,呼吁现代化建设应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其发展也陷于困境,如保国与卫道的顾此失彼;“卫道”与“开新”的事与愿违;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尖锐对立等。由此使思潮出现某些歧途:开始脱离社会,走入象牙之塔;思潮作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的倾向初现端倪等。应该指出,这也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加之外患的急迫和传统积淀的深厚,思想家难以深思熟虑,细心建构,总体来说,思潮的理论贡献是主要的。
  •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欧盟体制的演变与未来
  • 从静态的角度看,欧洲的国家体系或欧共体体制存在四种模式之争:大西洋欧洲模式、联邦式欧洲模式、邦联式欧洲模式和无政府主义欧洲模式。从动态的角度看,欧共体/欧洲联盟体制的形成有着欧洲体系、冷战体系和全球体系的三重背景。其体制的发展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冷战阶段的欧共体体制中超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冷战阶段的欧洲联盟则开启了政治上的一体化。欧盟的体制具有超国家的联邦性质,同时具有联邦与邦联的双重特征,是一种多元复合、多重治理的体制。尽管欧盟体制的未来发展具有体现超国家的联邦主义和体现国家主权的邦联主义的两个不同方向,但毫无疑问.欧盟的体制未来更具有宪政主义的特征.
  • 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 科举制度作为联系教育与权力的纽带,是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它的废除为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催生了近代民主政治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体;另一方面,开辟了近代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路径。
  • 关于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
  •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作为对于社会结构中所有具有上层建筑功能的观念层面的东西的概括,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主要指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也包含着表现这些思想和观念的物质材料和方式,是以观念属性为主导的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统一体;同时它也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种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认为只有纯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才属于意识形态,而文艺不是纯理论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看法,并无理论依据也与实际不符。审美的本意是感性学,说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强调了文艺的感性特征,强调了文艺与其他纯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区别,这种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对文艺的社会性质加以概括和界定的方法和思路有助于深化对文艺的认识,不会造成以审美消解意识形态的后果。
  • 《文心雕龙》势论解析
  •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定势》一章以论“势”,但对“定势”的理解,自来意见纷争。“定势”即为确定文章谋篇布局之术,势具有方法、技巧的含义。势是一个游荡干气、神、韵与形、象、辞两个层面的概念,刘勰在《定势》篇中谨慎地回避了“气”这一层面,将势纳入术的范畴,而后世论文势则更多地标举作为美学风格的“气势”,这正是势论一直争讼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 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们从最初的经济批判发展到大众文化批判;由最初的激进思想批判转变为温和的思想探索。其中日常生活批判是他们理论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
  • 论阿多诺对自然美的张扬
  • 阿多诺意识到以往的一些美学研究为了强求完备的体系,不得不面临诸多难以避免的牵强与抵牾,他试图通过对自然美的张扬,标举自己义无反顾的反体系主张。自然作为合适的载体,倾注了阿多诺改造社会的理想。阿多诺代表的现代艺术与传统美学差异巨大,他对于非同一性思想的不懈坚守,却显然得益于马克思倡导的全面发展观。
  • 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
  • 林语堂强烈批判将孔子神圣化的做法.认为孔子并非是政治思想代言人,而是一个具有民间精神的“思想艺术者”;主张还原孔子本来面目,艺术化地将孔子书写成幽默、近情的常人;在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中,孔子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既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又彰显人性价值的中国人。林语堂通过发掘孔子这个儒者的道家气质,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泼的、不同于以往的孔子形象,鲜明体现出他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与崭新理解。
  •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香港“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身份建构
  • 三批“南来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所受文化教育各不相同,因此其创作心态、身份建构有着不同的内涵。总体来说,“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基本上遵循从中原过客心态到中港双重意识再到认同香港的属民意识,直至超越中原和香港面向人类的总体心态的发展过程,其家国想象越来越弱。它不完全是循序渐进的,其间交叉反复,呈螺旋上升的态势。
  • “交流的无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困境与突围
  • 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着对外传播的困境,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比例相差悬殊。运用传播学视角阐释文学的传播意义,揭示了文学的意义是因传播而得以生成,因此传播学的某些规律不仅适用于众多现代电子媒介,同样适用于传统的纸质媒介——文学。对文学传播全过程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学在传者、信息和交流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十分无奈的交流景象。中国文学要在创作、翻译以及畅通传播渠道等方面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开疆拓土。
  • 从传播工具到功能主体——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
  • 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不仅以工具的形式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文本的转换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进入文学内部,以自己的市场化为特征的运作理念、运作方式和审美导向、评价标准影响文学,干预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促进文学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文学则以开放的意识、亲和的姿态和积极的选择,表达了对大众传播时代文学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同。这既是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转向。
  • 宋玉研究的新高度——评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
  • 屈原与宋玉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辞赋创作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历来屈宋并称,他们对后世文学都起到了久远而重大的作用。但是,人们对宋玉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的认可,却远在屈原之下。后世眼中的屈宋差距,不仅在创作中,亦在人格中。
  • “案头戏剧”的案头式研究——读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
  • 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明清杂剧相对于元人杂剧及南戏、传奇等而言相对薄弱。其所以如此,或主要因为在许多人眼中明清杂剧乃是一种。案头戏剧”。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角度言,。案头戏剧。总带有一丝否定的意味。在许多剧评家那里,戏剧非被诸管弦、奏之场上不为功,一为案头,定非善剧。此种观念自有其合理性。
  • 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启事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角]
    马克思生活世界观的精神实质及价值意蕴(贾英健)
    青年马克思的理性概念——兼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性主义的关系(郗戈)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化向度(李晓元)
    [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
    伦理视阈中的契约正义(赵一强)
    优先性:自由与平等(王立)
    试论道德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管爱华)
    世俗化与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陈赟)
    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宗教批判的历史作用(叔贵峰)
    [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形态]
    乡村社区中的法律与秩序——乡镇作为分析的单元(焦若水)
    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
    工作倦怠成因的组织社会学分析(包艳)
    权力尊崇与依赖——辽宁职业声望的调查研究
    员工、内部沟通与企业声誉(和芸琴)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行政立法模式的变革(王春业)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张锋 胡婉峰)
    利益冲突与衡平: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环境法律规制(谢东鹰)
    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比较研究(鲁杰)
    论我国城市规划的审批决策以及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重构(刘丹 唐绍均)
    [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互动关系——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王家庭 张换兆)
    试论我国政府规制自然垄断行业的“囚徒困境”(吴元波)
    中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比较
    欧盟经济制度异质性整合及对我国的启示(丁凯 王晓畅)
    [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科斯问题、新古典主流思维及其方法论谬误(莫志宏)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许崇正)
    “两权分离”与“缺位”或“错位”——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思考(张亚)
    宏观交易费用测量的障碍、突破与展望(张雪艳)
    辽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创新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史革新)
    新政时期清政府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歧路(喻大华)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王惠宇)
    欧盟体制的演变与未来(宋全成)
    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李曼)
    关于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谭好哲)
    《文心雕龙》势论解析(陈汉萍)
    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韩穗信)
    论阿多诺对自然美的张扬
    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赖勤芳)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杨晶)
    香港“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身份建构(计红芳)
    “交流的无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困境与突围(马琳)
    从传播工具到功能主体——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宋玉书)
    [辽海书镜]
    宋玉研究的新高度——评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方铭 唐无)
    “案头戏剧”的案头式研究——读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解玉峰)

    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启事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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