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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现代性体验—《共产党宣言》现代性维度之解读
  • 在美国学者伯曼看来,《共产党宣言》表达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蝈消云散了”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展现了资本主义令人兴奋的创造力和令人恐惧的破坏力,凸显了现代性体验的矛盾本性。不过,在笔者看来,《共产党宣言》更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决定此种现代性体验的力量来源,即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正是它赋予了资产阶级摧毁以往一切、创造崭新世界的“权力”,同时也构成资本主义毁灭的“自因”。马克思所幢憬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既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又能不压制它所承诺要解放的现代生产力。
  •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 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民主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来成为东欧等所谓“转轨国家”的样板。这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股份公司固然是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点,但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和平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是必然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社会发展代价思想之关系
  • 马克思在研究异化现象时先后提出了精神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理论,与此相对应,他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也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历程。马克思在创建异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关于社会发展代价的思想;同时,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形成又促进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 后现代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
  • 后现代现实主义是美国技术哲学家艾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针对现代主义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无力提出的。其具体方针是接受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教训,解决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含糊,采取坚韧态度,为建立以共同庆祝活动为中心的公共秩序而努力。它的实质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全球知识经济和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对后现代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信仰的知”的历程及其对象化结构的克服
  • 自康德以来,“信仰的知”经历了三个环节:康德的道德学解决、黑格尔的思辨解决以及海德格尔的“思”的解决。“信仰的知”的历程同时也是信仰的对象化结构逐渐被克服的过程。海德格尔哲学在打破“符合论”真理观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信仰的“思”的知,进而克服了信仰的对象化结构。
  • 论现代社会的意识操纵
  • 以民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要得到民众的认同,往往要借助意识操纵来实现。现代西方政治秩序的建立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强制转变为对思想、意识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操控。资产阶级通过普遍利益的口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效能、科技理性的隐形效力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安抚实现对其意识的操控。
  • 论顺从
  • 顺从是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基于某种情感体验,通过对客体行为或态度的概括、判断和推理,为迎合或适应客体而产生的与客体期望一致的行为或态度。顺从具有社会性、情感性、主观性和悦他性的特点。悦他是顺从的目的,根据顺从行为的悦他对象不同,可将顺从分为美感型顺从、道德型顺从和理智型顺从。与顺从相反的是对立行为。对立以挫他为目标,也分为美感型对立、道德型对立和理智型对立。顺从和对立的本质及其理论能够解释诸多的社会心理现象,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心理学理论、指导和谐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律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人之解蔽:超越工具化的技术宰制之可能
  • 人的个体存在,既是一种自由意志的整全式表达,更关键的是它融合了个性与共性的平衡。人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不仅表现为人之能力的有限,更关键的是人性的局限。人的问题,首先在于自迷,其次在于异化,再者在于自身失去勇气。人与其本质的疏离,更加说明了人的风险生存也在于存在者的蒙蔽状态。解蔽是一种去除风险生存之思路的澄清与贯通,是抵制唯技术主义或技术至上主义的解蔽,是还原人之主体性的解蔽。
  • 现代技术伦理原则间的冲突与整合
  • 现代技术活动在三个层面上与伦理道德发生联系,一是技术与个人,二是技术与社会,三是技术与自然。现代技术区别于传统技术的重要方面就是技术不仅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也使人与自然产生了伦理关系。基于现代技术与伦理道德发生联系的三个层面,现代技术伦理的基本准则应该包括:在技术与人关系层面的人道主义原则,在技术与社会层面的功利主义准则,在技术与自然层面的生态主义准则,三种技术伦理原则既有排他性,又有相容性,形成了现代技术伦理的复杂结构,它们共同作用于现代技术活动中,碰撞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协调和整合又是必须的。
  • 优化思维方式与构建和谐社会
  • 思维方式既是决定人们认知方式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关键要素。为了积极优化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确立优化的思维方式,从而保障人们认知活动和行为过程的科学集成性、有序性和创造性。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人们优化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的社会优化状态。因此,深刻把握优化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确立并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优化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建议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且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广泛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或制约,还存在着诸如资金不足、生存能力较弱、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太严格、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够重视等问题。其原因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诸多制度性的障碍:现行法规和政策制约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发展先天不足;非政府组织定位不明确;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此,我们须进一步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政府提供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不断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
  • 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抗议的影响研究
  • 互联网对于社会抗议像是一把“双刃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互联网使社会抗议话语的迅速传播并获取广泛的同情、认同或支持成为可能,但又很大程度上使舆论分割,抑制了社会抗议话语对舆论的定义;其二,社会抗议组织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对公众进行广泛的动员,但与此同时,抗议信息也必然置于公开状态,使得社会抗议必须面临被抑制的风险。另外,互联网也造就了社会抗议的新形态—网络抗议。
  • 论社会保障制度对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
  • 经济均衡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然而,当前我国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误配置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平健全的教师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因此,探寻合理的政策措施以完善教师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实现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成为当前教育均衡发展的当务之急。
  • 辽宁省社会风险管理能力评价研究
  • 从对辽宁省社会风险管理能力评价的结果来看,辽宁省的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总体来看,几个方面已经达标,但只处于最低能力要求,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完全具备此项目的能力要求,在应急管理体制、应急运行机制、基础调查工作、救援力量、专家咨询制度等诸多方面都亟待改善。
  •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刑事诉讼生态
  •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程序理念与诉讼结构上都具有诸多共通性特征,从而呈现出与民主政治及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现代刑事诉讼生态,具体表现为:诉讼目的复合化、诉讼结构立体化、诉讼主体多元化及诉讼程序理性化。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律环境问题探究
  •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和着力点在于改善东北老工基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分析东北振兴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的法律问题,总结和借鉴国内外老工业基地振兴成功范例的基本经验,提出制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基本法—《东北经济发展协调法》以及制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特别法,如《东北发展银行法》、《东北投资促进法》、《东北产业调节法》等具体的立法建议,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科学、系统、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 论一般人格权的法益性质
  • 一般人格权虽在立法和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权利,但从其历史产生过程以及其与权利的特征比较之中可以得出结论,一般人格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法益。
  • 论宪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对宪政提出诉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宪法的指引下进行。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宪法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宪法所承载的价值体系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坐标,衡平自由与秩序是宪法的规范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理想。为此必须切实实施宪法,弘扬宪法精神。
  • 中国与朝鲜双边贸易的发展特点、比较优势及问题分析
  • 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双边贸易增长的同时,波动性、不平衡性和风险性日益上升。两国双边贸易具有转型比较优势,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在内部约束日益放松的同时,外部约束和风险也日益上升;应把两国双边贸易关系纳入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考虑。
  • 我国地区工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及分析
  • 根据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统计资料,从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投入、自主创新活动的产出、相关技术的获取以及自主创新载体层次等四方面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工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将各地区综合评价结果与地区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进行相关性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工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格局稳定,沿海地区工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强于西北等内陆地区,自主创新综合评价结果与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显著正相关。
  • 开发创建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的价值分析及建议
  •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了关于加强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部署。必须充分认识开发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的区域价值,科学确定开发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的推进方向,具体廓清开发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面临的问题,才能正确地为加速开发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进行对策创意,使创建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沿着重点开发方向,逐步打造成东北优化开发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引擎,发挥联动效应,承担起区域使命。
  • 社会成本与会计成本关系研究—以科斯理论为基点
  • 社会成本与会计成本有着本源的一致性。科斯理论因其独特的会计背景,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以此为基础深刻理解成本观念的社会化扩展,是研究和解决未来资源及环境等诸多现实问题的重要基础。
  •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后果
  • 会计准则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不同的会计程序导致各个主体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转变过程中既有正面的经济后果,也有负面的经济后果。国际会计趋同已成大势所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另一方面又要小心谨慎,趋利避害。
  • 财政均等化的理论分歧与现实选择
  • 财政均等化是中央政府以减轻各级政府通过自身收入工具取得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为目标,对低级次政府提供资金的过程。尽管财政均等化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但也可能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在中国的国情约束条件下,采用能力均等化模式有利于使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资金,提供国家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在考虑税负输出和税收努力的前提下,建立以地区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为基础的公式化转移支付,加强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绩效的监督,将有助于财政均等化的实现。
  • 财富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兼论缓解当前分配矛盾
  • 围绕价值的形成和财富的分配的争论在历史上已经持续了很久,出现了诸多流派和观点,尽管阶级立场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其中有一些也能有助于缓解目前的收入分配矛盾。根据当前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适当掌握按劳分配原则,通过劳动量的衡量来确保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物质资本维持人力资本的生存,而是人力资本保证了物质资本的保值增值,应实现人力成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应尽快建立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减少制度性腐败。
  • 促进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 资源再生产业是“资源生产-产品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废弃-资源再生产”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财税政策对于促进资源再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关于资源再生产业的财税政策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亟需调整和补充,应制定统一适用的、专门针对资源再生产业特点的财税政策,鼓励资源再生技术进步和装备更新,鼓励资源再生产品生产与消费,从财政税收角度为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技术支撑、硬件支撑和市场支撑。
  • 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中的财政政策研究
  • 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时,政府执行宏观管理职能应强化对高技术产业的预算约束,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强化政府采购政策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以此增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带动我国经济长方式的快速转变。
  • 从三次分配看转型时期有效保障劳动者收入问题
  • 转型时期我国劳动者收入分配的现状是:初次分配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第三次收入分配体系还远未发挥其作用。因此,为了有效保障劳动者的收入,应当通过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调节,加快收入分配的制度层面改革。具体措施如下:初次分配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公平性;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第三次收入分配体系。
  • “创意阶层”人力资本的“硬核”孵化
  • 创意也即人类的天赋、灵感、智慧、创造性思维、思想、知识等人性化特征的观念形态的存在、整合与创新构成了创意经济的“信念硬核”。在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竞争力围绕创意人才聚集而成的“创意阶层”展开。凝结创意的特别创造力构成“创意阶层”专有人力资本的内核。“创意阶层”的崛起表征创意人力资本的巨大潜力。
  • 农业经济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 农业经济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热点。计量分析表明,农业内部各部门的作用并不一致,这是由农业部门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倾向于物质资本,在此情况下,易形成“被迫型”城镇化。因此为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具体考察本地的比较优势再采取相应的政策是必要的,不应一味强调大型物质设备投资。
  • 城市化人口迁移与农村教育发展
  • 城市化人口迁移导致了我国农村教学资源的一定程度的浪费,也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亟须农村教育发展的推动,转移人口思想素质的提高亟须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亟须农村教育提供前提保障,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完善农村教育信息反馈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源,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有效开展农村人口的思想素质教育。
  • 品牌忠诚度及其形成过程探析
  • 成功的品牌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宝贵的资产,而在品牌资产中最重要就是品牌忠诚。如果没有忠诚于品牌的消费者,品牌不过是一个仅用于识别的符号。品牌忠诚度是一项战略资产,它可以给企业创造多项价值。
  • 汉代郡域监察体制研究
  • 汉代郡域监察长官—督邮是由汉初的都吏发展而来的,负责监察行政。督邮所发挥的作用基本取决于督邮本人的素质及郡守的意旨;督邮与郡守除了社会公认的“君臣”关系外,还形成了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督邮与刺史虽然同为监察官员,但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刺史能够调动乃至制约督邮。总之,汉代郡域监察制度与刺史监察制度是二元制度,督邮监察郡属诸县,对郡守负责;而刺史监察诸郡,对中央负责,二者所维护的利益是矛盾的,因而存在着相当的冲突,这是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故其后郡域监察体制逐渐被改造过来。
  • 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和巩固
  •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西北地区边防军大规模内调参加平叛,吐蕃则乘势将河西、陇右之地侵为己有,并一度侵占唐都长安,唐朝原先构筑的京西北边体系彻底崩溃。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朝重新构建京西北边防线,形成了以神策军为主力的京西北八镇防御格局。这一格局在代宗时期艰难重建,德宗时期初步巩固,宪宗至穆宗时期在巩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
  • 明代传统的女性观念及其历史转向
  • 自汉代确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下所养成的女性观念,其中的潜势力相当之大,究其实不过是替统治者张目并藉此维系传统的纲常伦理而已。自明代中期以后,传统的女性观念产生了诸多改变,进而形成了一股新思潮,诸如肯定妇女见识,对世情之偏加以纠正,肯定妇女之“刚”,倡导“义夫”。作者指出,传统女性观念出现的历史转向,大抵可以说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礼教制度在明代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松懈。
  • 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
  • 满族崛起的主要文化因素有四:娴于骑射的尚武精神、以民为本的天命思想、主动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开放意识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综而言之,即积极学习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依然保持满族文化中的优势部分,不全盘汉化,实行“强强联合”,为己所用,这是满族从崛起到成功的最根本文化原因。
  • 中国历次赋税改革的社会效应研究
  • 从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建立,到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的近4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田赋制度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改革,几乎每朝每代都对田赋制度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改革,但主宰中国田赋制度改革方向的改革,重大的有8次,即人们常说的“赋税八变”。回顾历史上田赋制度的改革状况,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改革重蹈覆辙。
  • 坞堡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北朝学术、士风及文学的影响
  • 北朝学术的传承及士风、文风的形成,都离不开坞堡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北朝学术的路径选择,也培养出不同于南方的士风、文风之好尚,从而影响到北地文人的创作实绩。坞堡之于北朝汉文化之传承,既有其呵护的一面,亦有其制约的一面,前期的保护功能对于汉文化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后期,坞堡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北地文化的发展。
  • 科学技术与城市化进程
  •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的发展水平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体现。人类历史经历了古代的农业城市、封建时代的集市城市、工业化时代的近代城市、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城市和信息化时代的当代城市五个城市化发展阶段。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城市化是相互推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城市的功能,扩大城市的规模,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创造新的城市类型。同时,城市化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必要条件。城市化暑人类历出发展的重善绡成都分.
  • 论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在日军的残暴进攻下,大量儿童陷于困境当中,举国上下众多有识之士参与了儿童保育运动,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参与其中。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儿童保育工作,通过推动成立边区儿童保育分会,设立保育院收育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工作,颁布相关政策法规将保育儿童与保护母亲结合起来,取得了卓著成效。
  • 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
  • 在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无论是悲观地判定文学正在走向终结,还是乐观地预言文学正在创造图像时代的辉煌,都是缺乏根据的。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是经由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而生成诗意,而这样的诗意创造,数字技术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诗意创造”角度可知,数字技术对文学的冲击,又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促使人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文学艺术的特质,使文学进一步走向“文学”。
  • 网络自我认证悖论的审美反思
  • 网络通过虚拟性建构和时空结构改变等技术手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即时、直观地达成自我认证的环境。由于屏蔽了特权者的强制干预,自我的多重性得以不断地去蔽、澄明。但同时,语符性构造和多窗口操作也令自我认证的范围、程度、效果更多地受到网络框架力量的控制与支配,从而使自律的审美主体面临成为裂变的符号形式的危机。面对网络日益暴露出的“为人”和“非人”的双重向度,提出网络自我认证的审美化建构这一设想,其核心要义在于,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协调人一机关系,努力使科技之真与生存之美达成和谐统一,并将之嵌藏于人与网络的连结和互动中,方可尽量遏制网络技术的异化因素,最终实现“我一你”相遇的理想境界。
  • 建构与消解:古典诗学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
  • 我国古典诗学对政教审美原则的论说,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对中和之美、微婉合度、温柔敦厚政教审美原则的不断建构;二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教、中和之美、温柔敦厚理论批评内涵的消解。这样两条线索,它们在理论发生上一前一后,在表现形态上一粗一细,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构,由此,古典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由单向度一味建构走向建构与消解双向度并置,从而呈现出二元并存、二律背反的特征。
  • 清代对试律诗艺的探索
  • 诠题、限韵、君权在场三要素决定着试律性质与特征,清人以解析试律体制为前提。以应试为旨归,对试律技艺进行了探索,其间夹杂世俗与高雅追求的不同。起承转合结构法向试律的普遍推广,是八股文盛行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必工诸体诗而后可以工试帖”命题的提出,则具有试律品位的提升与诗学传统的关怀两个维度的指向功能。
  • 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关系略论
  • 意象概念的形成发展遵循两条途径并因此具有宗教哲学与艺术审美两种含义;这两条途径相互交叉,两种含义相互交织,使诗学意象与佛教意象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既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别的特征;从意象的层次分析可以发现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相互影响关系中的规律:诗歌意象对佛教意象的影响主要在言语层和形象层,佛教意象对诗歌意象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意蕴层,因意蕴层是意象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所以佛教意象对诗歌意象的影响是强烈的、值得深入研究的。
  • 左联成立前后“新兴作家”的姿态与心态—由周毓英、潘汉年的论战来看
  • 左联成立前后,曾同为创造社“小伙计”的周毓英与潘汉年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实质上是普罗“新兴作家”对自身备受压制地位的激烈抗争。对它的解读可以使我们走进那个年代“新兴作家”的心灵深处。他们对自身的弱者身份认同和在理论上的强者姿态,都使他们对既有文坛和作家采取了拒斥和抨击的态度。但这样惟我独尊的态势并没有使他们的普罗文学理论的正宗性和权威地位得以确立,反而使他们滑入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机会主义者”的泥淖。周、潘之间的论战显现出左翼文学建立初始就缺乏兼容并蓄的气度,它所具有的党派性和排他性无益于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发展。
  • 关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的思考
  •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复杂性和十七年文学自身的争议性使十七年文学在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十七年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将其逐出文学史都是不理智的,也背离了文学史写作的本义。对这段文学史的“重写”,旨在颠覆以往的文学史观,而非基本的文学史实,所以,颠覆基础上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非其他。
  • 反现代性叙事:废名的乡村文学想象
  •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中,废名的书写是另类而寂寞的。他背对众声喧嚣的现代性文学主题,顾自吟唱着和谐宁静的田园牧歌,与启蒙立场下的中国乡村文学叙事判然两路。这种与视文学为历史工具的创作理念相抗衡的努力,构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乡村叙事中独特的反现代性主题,成为一道独具价值的文学景观。
  • 浏览疼痛—毕飞宇小说印象
  • 人在种种生存困境问错综复杂的心理反应,是毕飞字转离历史与传奇题材后擅长的写人视角。毕飞宇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他对现实精神执拗的个性探求成就了他的部部“够看头”的作品,它们让读者从现实中读到浪漫,不断创新超越从前的自己,更起到不断巩固自己精神的作用。
  • 浪漫主义文学发轫的哲学背景
  • 浪漫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思潮,其发生发展有着广泛的文学、哲学及社会背景,而古典主义体系的瓦解、启蒙主义的怀疑精神、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支持几个方面构成浪漫主义文学发轫的哲学背景,使其发生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 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透析
  • 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 唐《倾杯乐》考论
  • 《倾杯乐》产生于北周,历经了由初始雅乐乐歌到唐代俗乐乐歌的变化,最后在宋代得以成为一个固定的词牌。其由雅入俗的变化主要是在唐代。这种变化体现了唐代燕乐的丰富繁杂的特点。而《倾杯乐》在曲题音乐特点、曲辞的齐言与杂言的变化中,反映了燕乐对其的影响。
  • 能知天地理善晓鬼神情—唐代“鬼诗”创作初探
  • 鬼诗即唐人小说作品中鬼形象所作或是与鬼相关的诗。《全唐诗》在按人编排的诗歌之后专收鬼诗2卷,这些诗是由唐人的志怪小说中勾辑出来的,它们不仅作为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的结合形式具有特殊性,其本身也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形式多样、体式丰富、内容广博、抒发着各种各样细腻的情感。唐人小说中的鬼诗表现的无非是人事人情,相形之下,李贺的鬼诗描绘的完全是一个异类的鬼蜮世界,制鬼境,有鬼气,实至而名归。
  • 论苏轼的“三良”诗及其意义
  • 苏轼两首歌咏“三良”的诗歌主题大相径庭,反映了苏轼忠君思想的转变:由单纯的“忠君”意识转到以“忠社稷”为前提的理性忠君意识,标志着诗人独立人格意志的高扬,在中国思想史和诗歌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 论明代散文的范式转换
  • 明代散文的范式转换不仅背离了唐宋以来建立的道统,而且能够从逸出于道学之外的思想资源中吸取成份,自成其“道”。明初文坛承宋元之论,坚持文统、道统的合一;台阁派在提倡学欧、曾之文的基础上,完成了文统、道统、政统的统合;前七子倡导以秦汉文特别是史传文为经典范武,具有突破文统的意识;唐宋派重提欧、曾之文,但更强调“洗涤心源,独立物表”的精神境界;后七子突出对史传文的学习,而且提出以诸子之文为典范,完全打破了六经论的迷局;苏轼在晚明作为具有新的范式意义的作家,以其人格魅力和精神超越得到认同,突破了文统和道统局限。
  • 海上乌托邦:一个时代幻梦的终结— 一笠园主旨新论
  • 《海上花列传》中,一笠园叙事别具意旨:在创作主体情感呈示方面,它的出现是作者在红尘浊世中寻求心灵净土的形象隐喻,表达了作者对当下现实的拒斥与逃离;在小说叙事方面,小说家在一笠园叙事中尝试着由男性来重新主导小说的叙事进程;而一笠园最终的崩塌是传统文明在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文化的夹击下日趋颓势的形象表征,寄寓了创作主体在历史文化转型期的深刻体悟与思索。
  • 蔡邕的碑文创作观—由《郭有道碑》争议谈起
  • 蔡邕的碑文作品为碑文创作树立了典范,被誉为表墓之作的正宗。《郭有道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蔡邕曾有“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之语,此语往往成为人们批评他碑文创作失实的佐证。将蔡邕的《释诲》篇与《郭有道碑》结合起来看,并将郭有道的立身行事与蔡邕碑文的其他碑主相比较,蔡邕此语可理解为对郭有道人品与立身行事的赞美与认同,而非后人理解的为蔡邕反省自己碑文创作失实之语。造成这种误解.源于人们未能从蔡邕对碑文创作的理解与认识出发来考察他此语的本意与他的碑文创作。蔡邕的碑文观主要体现在《铭论》中。他认为碑是继承铭文发展而来的,具有“昭德纪功”的文体职能,并要遵守一定的等级性。从蔡邕的碑文作品中也可抽绎出他的碑文观,这与《铭论》中所体现的碑文观具有一致性。
  • 金文“在”字词性初探
  • “在”是古今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且出现时间很早,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有大量“在”字出现,但关于其词性问题尚存在不同看法,或视为动词,或视为介词。对金文“在”字应用情况的详细考察,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金文中“在”的整体应用情况,理清关于“在”的词性问题存在的一些争议;另一方面可借此了解上古汉语早期“在”字应用的一个侧面,并藉此探讨“在”由动词向介词转变的原因、过程以及其中的规律。金文中“在”字的大量出现、用法上的变化以及相关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亦以之补传世文献相关用例及相关研究之不足。
  • 文体学与出土文物综合研究的新收获—评黄金明博士《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
  • 悼祭文学研究向来是古代文学与民俗关系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20世纪的后20年里,虽然也有些许探讨,但是将文献之外的材料,尤其是地下出土的材料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做得很不够,如十年前面世的拙著《中国文学主题学—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即然。近来,我们高兴地看到,
  • 吉林大学文学院承担课题介绍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排律文献研究”(06BZW022)负责人沈文凡,男,1960年生,吉林和龙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兼及汉魏六朝及元明清文学。“排律文献研究”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中国排律。关于中国古代诗体的研究,历来只注意乐府、
  • 《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总目录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现代性体验—《共产党宣言》现代性维度之解读(汤剑波 谢坚)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陈文通)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社会发展代价思想之关系(邓喜道)
    后现代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傅畅梅)
    “信仰的知”的历程及其对象化结构的克服(吴宏政)
    论现代社会的意识操纵(张丽玲)
    论顺从(宋官东 张雷)
    人之解蔽:超越工具化的技术宰制之可能(周国文)
    现代技术伦理原则间的冲突与整合
    优化思维方式与构建和谐社会(庞跃辉)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建议(李红艳)
    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抗议的影响研究(唐杰)
    论社会保障制度对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孟辉)
    辽宁省社会风险管理能力评价研究(魏淑艳 尚蕾)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刑事诉讼生态(张能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律环境问题探究
    论一般人格权的法益性质(李岩)
    论宪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喻少如)
    [区域经济与贸易]
    中国与朝鲜双边贸易的发展特点、比较优势及问题分析(保建云)
    我国地区工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及分析
    开发创建东北东边道沿线经济带的价值分析及建议(李靖宇 于潇)
    [经济学的会计视角探究]
    社会成本与会计成本关系研究—以科斯理论为基点(宋小明)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后果(纪楠)
    [财税理论与政策]
    财政均等化的理论分歧与现实选择(谷成)
    财富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兼论缓解当前分配矛盾(孙浩进)
    促进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李晶)
    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中的财政政策研究(苏冬一)
    从三次分配看转型时期有效保障劳动者收入问题(谢琦)
    “创意阶层”人力资本的“硬核”孵化
    农业经济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刘玉良)
    城市化人口迁移与农村教育发展(郭存芝 凌亢 白先春)
    品牌忠诚度及其形成过程探析(周玫 王乐飞)
    汉代郡域监察体制研究(姜雏公)
    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和巩固(邵明华)
    明代传统的女性观念及其历史转向(陈宝良)
    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廖晓晴)
    中国历次赋税改革的社会效应研究
    坞堡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北朝学术、士风及文学的影响(赵雷)
    科学技术与城市化进程(王铭)
    论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网络时代的审美建构]
    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杨守森)
    网络自我认证悖论的审美反思(王卓斐)
    [诗学新义]
    建构与消解:古典诗学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邱美琼 胡建次)
    清代对试律诗艺的探索(陈志扬)
    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关系略论(刘艳芬)
    左联成立前后“新兴作家”的姿态与心态—由周毓英、潘汉年的论战来看(李跃力)
    关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的思考(杨利景)
    反现代性叙事:废名的乡村文学想象(谢锡文)
    浏览疼痛—毕飞宇小说印象(韩喆)
    浪漫主义文学发轫的哲学背景
    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透析(杨松芳)
    唐《倾杯乐》考论(张开)
    能知天地理善晓鬼神情—唐代“鬼诗”创作初探(沈文凡 彭伟)
    论苏轼的“三良”诗及其意义(罗莹)
    论明代散文的范式转换(张德建)
    海上乌托邦:一个时代幻梦的终结— 一笠园主旨新论(仇昉)
    蔡邕的碑文创作观—由《郭有道碑》争议谈起(李贵银)
    金文“在”字词性初探(武振玉)
    文体学与出土文物综合研究的新收获—评黄金明博士《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王立)

    吉林大学文学院承担课题介绍
    《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总目录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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