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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美国商业秘密法不可避免披露原则研究
  • 不可避免披露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长期司法审判实践中逐步确立的一项防止商业秘密被潜在披露的禁令救济原则。实践中该项原则不仅在美国各州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由于其适用过于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剖析美国商业秘密法不可避免披露原则的历史演变,可以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
  • 从“原理”到“导论”:哲学基本观念的变迁
  • 从“原理”到“导论”的变迁,是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进入“后启蒙时代”的重要标示。孙正聿、王德峰和张世英各自的《哲学导论》,一方面共同构成了“后启蒙”的表征,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对“后启蒙”的不同判断、规划和引领。孙正聿的著作以高度见长,王德峰的著作以力度取胜,张世英的著作以圆润性为重,藉由“互文性”的阅读,哲学对于时代的反思性和引领性得以充分展现。
  • 新时期“讲坛哲学”的哲学观自觉及其解释循环——以前提批判论的哲学观为例
  •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大学“讲坛哲学”对哲学自身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的哲学观到自觉的哲学观的转型过程。区分自然的哲学观和自觉的哲学观的标准是,该种哲学观是否有意识地进入了哲学的解释循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和张世英教授的《哲学导论》等专著性教材的陆续推出是新时期“讲坛哲学”哲学观自觉的重要体现。
  • 《哲学通论》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
  • “通论类教材”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界对自身哲学的反思和对哲学本真状态的理论自觉。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均以论著者自身对哲学的领悟和把握,力图把学生引向真正的哲学殿堂。“通论类教材”在重新理解哲学的过程当中,推进了哲学观念变革,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了中国的现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文仅以孙正聿的《哲学通论》为例,在剖析其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基础上,揭示其哲学研究范式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
  • 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演进轨迹
  • 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是前苏联哲学家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提炼与概括,它经历了发端、发展及最终确立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很多质疑统一教科书的学者,也是从哲学教科书中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国定”的哲学教科书因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程度的匡限,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质疑声迄今不止。这些质疑折射出前苏联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教科书的良思历程。因此研究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演进轨迹,无疑会对我们当下的教科书改革提供些许有益的帮助。
  • 信仰教育及其价值论析
  • 信仰教育既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更具有重要的人生观照意义,二者都是信仰教育的价值所在。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工具性价值是明显的;从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看,属人性亦是不难发现的。二者在信仰教育中是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单纯地强调任何一方,工具化的偏执或属人性的极端都是对信仰教育的误读和对教育规律的违背。鉴于目前我们的信仰教育中忽视和排斥工具性的现象,旗帜鲜明地宣扬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突出信仰教育的社会价值导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探索富有民族特色的教化与修养方式
  • 人类的教化和修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宗教的教化与修炼、发达国家的社会行为规约与心理调适具有启示作用与借鉴意义。我国古代的教化与修养方式应当继承,同时还要根据时代需要和社会主义的特点,探索、创造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教化与修养方式。
  • 批判与超越:后人道主义和谐生态理念之构建
  • 自然环境始终是各种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的破坏最终意味着文明的自毁。后人道主义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上颇有深意:通过对入是“万物的尺度”的批判,消解了人是自然“主人”的地位,确立了入与自然亲密共生的和谐生态理念;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原因,确立了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态理念;通过对“契约伦理”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揭示了人对自然之恶是人类自我认同危机的表现,确立了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便是人对自身关怀的和谐生态理念。
  •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解读
  • 对农村调解机制进行语境化解读,需要结构化地理解村庄社会现象,包括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特别是村庄权力结构、文化习俗及其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以从总体把握农村调解机制的研究。
  • 路径依赖——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制度变迁的方式
  • 劳动力转移是在进行着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受到历史上已有制度(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体系)的影响。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并没有高效率地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更多是被阻滞在差工作市场上这一现象的具体分析,在一般意义上表达出,行动者采取新的行动远离已有制度的影响是渐次进行的,由这些行动促成的新的规范体系的形成遵循着路径依赖的方式。
  • 社会排斥的公共政策机制探源
  • 社会排斥的实质是公民权利的缺失,而公民权利只有对应着公共政策的确认与保障才有真实意义。国家(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主体,其自身具有的二重性,使公共利益成为统治集团利益与其支配的社会利益的混合。而混合的程度又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功能是社会整合还是社会排斥。转型条件下的中国政府,既是改革推动者又是改革对象的角色悖论,导致政策封闭、政策变通或政策失范机制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公共政策社会排斥功能失调,即造成社会排斥功能超出了合理限度。
  • 从汶川大地震看信息公开与谣言的社会控制
  • 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心理的谣言,对社会稳定、社会健康及社会发展构成了潜在危害,甚至会引发政局失稳。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期间,由于信息公开,不仅谣言没有弥散于社会,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可见,信息公开是谣言控制的唯一有力武器。
  • 解读文化情境中的家庭行为
  • 文化情境对家庭行为的影响虽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但却具有很强的塑造功能。剖析现代中国家庭行为的内涵以及文化情境对家庭行为的型塑功能,探寻建立良好的文化情境与家庭行为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方式,对培育和谐的文化软环境大有助益。
  • 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与选择——基于辽宁问题
  • 进入21世纪以后,生育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30年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后果,以人口变动的合理化和人口变动与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为转移。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以辽宁省计划生育实施效果及2000年辽宁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为基础,调整的步骤和政策内容应当是:以搞清辽宁省真实的生育水平、为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前提,采取"小步走与快转弯"相结合的战略回升生育水平,从2015年开始,凡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另一方是非计划外生育出生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并且不分城乡和地区地普遍实行;从2030年起,辽宁省普遍实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但夫妇中有一方是计划外生育的则只能生育一孩。同时,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规划,确保人口的健康、持续发展。
  • 公共行政民营化与传统行政法危机
  • 公共行政的沉重负担以及竞争优于垄断的天然合理性为民营化赢得了正当性,但民营化也暴露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以及行政救济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代行政法的困境也意味着新行政法的机遇,一种新的后现代话语引领着行政法理念的升华,在价值理念、规范体系、规制方式等方面推动了新行政法的建构。
  • 论刑法谦抑性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契合
  • 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包括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最后性、刑法的有限性和刑法的宽容性。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权保障和社会秩序保护的统一,一方面,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刑法保障;另一方面,和谐社会是一个人权保障的社会,因而刑法在介入时必须适度。刑法谦抑性理论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契合表现在价值理念上的一致、内涵上的一致和刑事介入上的一致。
  • 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立法
  • 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继税费改革之后备受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应当综合考虑失地农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及承受能力,区分失地农民的不同类型,分类分层次地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进行立法,建立既统一又有区别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以保证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 法治建设的普世价值与本土资源
  • 法治的普世价值指那些基本的精神、原则、原理,是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具有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价值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律规则、法律组织架构、法律行为方式等。本土知识或本土化的要求是必须使法治适应该国、该地方、该时间的社会文化,并使法律的发现和生成对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和实践做出回应,才能拓展出制度衍生的新空间。
  •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立法协调问题研究
  • 长三角地区为了开展统一环境监管,需要从制度上实现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的协调和统一,使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上能够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但显然,经济发展与行政壁垒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障碍。目前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现状存在重复性立法现象、立法形式不协调、法规内容存在冲突等诸项问题。协调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的路径应为:建立长三角地区立法协调机制;整合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法规;推动地方环境保护执法合作与协调
  • 基于流动性过剩的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选择研究
  • 基础货币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其可控性一直受到质疑,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弱化了这一可控性。研究表明,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在关联性、可测性、可控性方面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超额准备金的调控空间不大,未来应减少对这一指标的频繁政策调控。
  • 辽宁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 融资困难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当前辽宁省科技创新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融资明显不足。同时,辽宁省内区域科技资源和研发能力不平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在目前国内的制度环境下,解决辽宁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问题应该注意融资方式的市场化、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以及融资手段的规范化。实行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行为的税收政策,拓宽银行服务领域,建立面向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社区银行,拓展政策性银行融资功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扩充资本来源,强化科技投入的监督管理,提高科技投入使用效率。
  • 产业成长阶段的产业组织政策有效性分析——以日本代表性产业组织政策为例
  • 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与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每一阶段中企业的行为取向密切相关。以产业组织政策为例,在政府政策目标与企业的自主发展意愿相吻合的情况下,政策大多可以顺利地达到政府的初衷,反之,则大多失败或不了了之。而这种由企业主导的产业组织政策效果,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看,并非总是理想的。产业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作用的理想模式应该根据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企业的行为取向或发挥企业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辽宁装备制造业与国内同行业竞争力比较分析
  • 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的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发现辽宁装备制造业中各类行业在国内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竞争力,但是普遍缺乏效益竞争力,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三大行业具有规模竞争力,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具有效益竞争力,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三大行业具有相对劣势。
  • 产业结构变革中的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研究
  • 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结构问题包括:经济总量和结构质量的“非对称性”、产业结构内部转换中的“非均衡性”、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区域生产协作体系的“非完备性”,和谐发展、科技创新和动态优化是化解上述矛盾,进一步转变辽宁经济增长方式,促进辽宁省经济结构升级的基本着力点。
  • 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关于辽宁经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 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不断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实现辽宁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构建动态复杂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动态战略系统模型分析方法
  • 在对竞争优势理论丛林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动态系统模型分析方法,分别从形成基础、跃迁动力和跃迁路径三个维度来解释动态复杂环境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进而对模型中基础要素间的协同互动、跃迁动力要素间的耦合性及跃迁路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提供了在动态复杂环境下分析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系统、整合的分析方法。
  • 竞争范畴的变迁与价值链理论的拓展
  • 价值链理论是全球化——多国家经济整合与产品过程分解并存体系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竞争范畴是价值链理论拓展的基石和逻辑基础,它由细分范畴、纵向范畴、地理范畴以及产业范畴四个层面构成。根据这四个层面演变方向,将竞争范畴简化为地理层面和维度层面。据此可以发现价值链理论的演化路径,地理层面上价值链理论的研究对象从企业、产业、国家拓展到全球;维度层面,价值链理论研究角度从一维、二维、三维到多维,基于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价值链理论拓展的综合态势。
  • 欧盟东扩后的税收政策取向与启示
  • 2004年5月欧盟成功实现东扩,扩大后的欧盟税制体系更加复杂。虽然新成员国在过渡期内对本国税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但到2004年加入欧盟时,原欧盟15国与新10国由于经济上的绝对差距,两者间的税制仍差别很大,这不但反映在总税收负担上,也反映在税收结构和不同经济类型的税负差别上。从FDI的流向来看,虽然近年来新成员国的FDI增长很快,但并未发生从欧盟15国向新成员国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这说明实际公司所得税税率虽然对FDI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因素。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缩小税制之间的差距、实现更高层次的税收协调仍是新成员国税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借鉴欧盟东扩后税收协调的经验对于我国参与国际区域性税收协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对大禹治水的再认识
  • 大禹治水的地域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即河、济之间,兼及南方的几个部族。大禹治水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洪潦为主要对象,通过实地勘察、测量,整体规划治水方案。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科学的治水方法、领袖人物的率先垂范和治水大军的众志成城,是治水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在此前后气候条件的整体好转则是治水成功的外部原因。大禹治水的成功,也标志着华夏先民具有了一定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礼法合流与唐宋礼制的推行
  • 礼法合流的局面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和推进。在制度条文层面,以礼入法,不仅是律一准于礼,也是礼以令、式、敕等方式直接成为国家法制内容。以法入礼,则是朝廷诏令制敕中渐趋明确的以加重刑罚为手段的强制推行礼制的政策趋向,法律对礼制的支持呈现出违礼即罚的明确态度。在司法审判层面上,唐宋君主“伸礼屈法”的审判模式的渐趋稳定,而地方官逐渐明确起来的“教化为先”、“惩恶本欲人惧”的态度,则反映了礼法威慑在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展。
  • 皇太极佛教政策探研
  • 皇太极统治的18年间,皇太极对于战争中的僧人、寺院给予保护同时也加强了日常活动的佛教戒律管理和后金(大清)的法制约束,其要旨在于防范于未然,对于有错、有罪或者不尊重王室的僧人,或宽或严,处置一般都以适中为准,但绝少徇情枉法。对于佛教寺庙,皇太极强调主要由官方实施修建寺庙与保护寺庙的职能,而禁止私自建造。在此基础上,皇太极积极利用僧人从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公共事务:对那些从事政务活动的外来僧人给予普遍的优渥和尊崇,常加赏赐,同时也信用并多次派遣己方僧人从事外交、政务活动,为后金(大清)的现实利益服务。因此,皇太极所确定和推行的佛教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服务于现实利益诉求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政策倾向进而对后世清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汉人满化”现象研究
  • “汉人满化”现象其实在中国东北地区比较普遍,其表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东北地区保留较多的满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地域文化;二是自清朝初年开始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就已经开始满族化,他们后代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自报为满族,成为满族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八旗制度的建设和旗人社会集团的长久存在,以及“旗人”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制度的影响,使八旗汉军旗人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心理意识更贴近满族。与八旗满洲共同的“旗人身份”,促使他们在八旗制度消亡之后,对满族产生了明确的民族归属感,即便在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祖先是汉族的时候,这种民族意识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与延续性。
  •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与1960年代的对华政策——对19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公开研究成果的解读
  • 20世纪60年代中国问题之所以引起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格外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在冷战背景之下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出现新迹象。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顺应历史潮流,召集当时最为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如文革、军事力量如核项目的发展和外交如中苏分裂等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华政策设想,即“两个中国”与“遏制而不孤立”。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研究及其政策设想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主流智库的对华声音,体现出非政府机构与政府的积极对话;而且它也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指导,之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脱其政策设计的窠臼。在19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之所以达至其影响力的顶峰,是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使然。
  • 汪中、章学诚交恶初始时间及原因考辨
  • 以往学人认为章学诚所谓与汪中曾为“畏友”的说法是有意捏造,这一论断值得商榷。汪、章二人确实曾为畏友,并经历了向交恶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始于两人共事毕沅武昌幕府之时,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夏之际,在会面中,汪中对章学诚的狂傲态度是促使两人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章学诚对汪、章之争的态度亦经历了由孤愤向自悼转变的过程。
  • 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舆论推动
  • 在新时期初改革开放方针确立之前的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倡导改革开放,并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前后开始,历经起始、突破和高潮三个发展阶段,全力进行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与推动,由此与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准备形成强大合力,逐渐破除改革开放的阻力,最终推动改革开放方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确立。
  • “科玄”论战及其当代启示
  •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建立在“西方科学技术破产和物质文明失败”的认识基础上发起的,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这场论战涉及众多学派,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科玄论战”对当今社会文化交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社会思想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等方面仍具有重要启示。
  • 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原因新探
  • 移民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惯用手段。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政府对我国东北推行了移民侵略政策,其移民共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期移民、武装移民和百万户移民。加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统治、解决日本国内的“农村问题”与“人口压力”、推行“大陆政策”,无疑是日本政府实施移民的三个重要原因。
  • 文艺学的处境与进境
  • 近年来,文艺学在学理研究上已经有了与时俱进的变迁,有了若干具有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理念的著述与教科书,有了许多独抒己见的文章,但这不意味着文艺学到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反倒是更说明了这个领域的生机和不确定性。近年来很多文艺学学者以文化研究作为主业,使文艺学的“疆界”显得更为漶漫不清。我们无意于恪守“疆界”,但是我们必须思考文艺学在现实的文化生态中的现状与命运。文学在当今的图像环绕的生态环境中,是以新的样态存在着。文学研究不仅不能废弃,而且要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研究文学在现阶段的变异及其与大众传媒各种样式的内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研究文学的本体规律和审美特征,除了文艺学,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担当;同时,在文学之外,大众传媒中与文学有着内在联系的各种样式及其关系,都应该进入文艺学的研究范围。文艺学不宜掏守原有的疆界,不宜被动地处在文化研究的笼罩之下,而应该积极地建构其在大众传媒环境中的学理框架。
  • 文学理论:徘徊于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
  • 20世纪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审美或文学独特性为本位的,二是以意识形态或政治性或社会文化一般性为本位的,三是以对话或主体体验为本位的。在承认文学独特审美价值的前提下,那种以把文学视为人的某种存在方式,把文学性或美视为人的本真存在之敞开状态的观点为基本预设,以对话为文学阐释基本原则,以建立新的意义空间为阐释目的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语境中的哲学阐释学乃是最有生命力的批评理论。
  • 喧闹语境中的矛盾整合——新世纪以来文艺学建构态势
  • 中国文艺学经过前几十年文艺学体系的解束期、解束后的仍然受束期,已进入新的时代语境,其特点是全球化进程进一步铺开、物欲大潮冲击更加有力、文学正在文坛与市场间挣扎。当下文艺学多元建构在时代语境中形成的时代理性突出体现为接受西方理性与坚持民族理性、随顺大众理性与坚持超越理性、出离家园与固守家园的矛盾,这构成近年来文艺学领域的争论热点。一是对待中西方理论成果的态度问题,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是争论的两极取向,试图调解两极者时时都有;二是受大众趣味影响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形成强烈的大众趣味关注,顺应与超越的争论在文学边缘化处境判断与文学经典重估等问题上展开。三是文艺学研究领域之争,争论围绕文艺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与任务展开,集中体现为坚持文学研究对象还是转而以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 文学批评:重建中的困惑——以一种文体的批评为例
  • 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大众文化,是相当表面的。传媒的发达和市场化的运营,必然要出现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 “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途径”——近年国内都市文化研究述评
  • 在引进国外都市文化理论的过程中,都市文化研究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在都市文化研究的意义、范畴与方法、都市个案、文化现象与比较研究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总体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重西方理论的借鉴、轻中国理论的建树,重理论的宏观研究、轻现实的微观探索,重国内都市研究、轻世界都市的观照,期望都市文化研究有长足的发展与深入,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尽心尽力。
  • 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 我国当代国学的兴起,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环境变迁”与“心理感召”积久之进发:从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文革”的彻底打倒,造成文化传统缺失、民族精神否弃、集体无意识飘忽无根,从而产生文化上的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受突袭,民族心理惶恐失据,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反思中呼号“回眸东方”,从而产生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商场与官场应用儒学与传统文化,以资金与权力助长了国学的兴盛。国学之兴起,其表现有数种:精英文化层深入研究、中间层正宗研读、民间国学自发与旧模式学习、个体领会式快餐阅读。既反映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向现代的转换,又突现世俗化商业化传播等弊病;既取得通俗化普及效果,又存在驳杂弱化现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文化运行的淘洗、自整顿与主流文化的引领,国学将得以复兴,并以新生命形态延续。
  • 南宋乾淳词坛的词学观论略——以“诗词”“词人”概念的流衍等为观照对象
  • 乾淳期是唐宋词史上词创作的新高峰,也是唐宋词学观念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这一发展变化可以具体从“诗词”、“词人”等概念的流衍、词集的编刻以及词人的实际创作等诸多方面得到真切体现,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词在乾淳词坛时人的观念中,已经逐步和诗走上了同一。
  • 人类审美活动发生的时间维度
  • 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即产生理性,二是具备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三是情感的产生与发展。只有进入文明社会,人类才有可能从事真正的审美活动。
  • 生态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
  • 基于20世纪以来全球生态危机而走向热潮的生态文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其批判性,它以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为出发点,对人类的活动、思想乃至既有文化力图进行深刻反思,在倡导伦理重建中对有悖于生态和谐关系的人类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行道德的和审美的叩问,这种批判性与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批判性,虽然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但都是针对人类不和谐的生活而发出的,都旨在改善人的生存关系并具有“善”的道德立场。从学理上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潮流的批判性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对两者特征的理论认识,对推动不断趋于热潮的生态文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话剧语体与话剧对戏曲的偏离
  • 话剧不论是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与传统戏曲具有承继关系,但是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二者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话剧语体是决定话剧偏离戏曲的重要因素。话剧对戏曲的偏离主要是语言在起作用,是语言的根本变化才产生了话剧这一新的剧种。
  • 网络语言——语言变化的新思潮
  • 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与网络有关和“在线”流通的语言,具有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双重优点,简单易掌握,可以表达更多样化的感情,是支撑网络世界的基础。网络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网上交流的需要、网民身心的特点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使“网络语言”得以迅猛发展。目前网络语言还是新生事物,它的目前人们看来还是“非规范的用法”从某种程度说就是语言运用中的变异或创新,它还存在一定的需要规范与改进之处。
  • 从阐释学角度透视庞德中国诗歌翻译中的误读
  • 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中,庞德所运用的创意翻译法受到了国内外译评界褒贬不一的评论。在阐释学偏见和误读理论视角下解释庞德中国诗歌翻译的误读现象,探讨庞译的误读在文本选择和意象派诗歌翻译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内外在原因,可见庞译的误读是社会文化因素和译者翻译目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应从促进文化交流、加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融合的角度肯定庞德的创造性误读。
  • 对抗与和谐:生态意义上的矛盾与统一——论麦尔维尔《白鲸》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 人与自然,谁为胜者,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虽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的恩赐,但是,在“人类沙文主义”谬误思想的驱使下,大自然却一直被人类看做是征服的对象。只有在生态学理论诞生以来,人类才开始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白鲸》作为生态批评的一部力作,从人类悲剧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人与大自然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人与大自然之间并非是对抗性的关系,人类只有增强生态意识,保持生态平衡,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相处的关系,才能最大程度地受惠于大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两者之间的对抗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而只存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 生存危机与道德拯救——《项链》中玛蒂尔德人格精神分析学解读
  •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项链》一直以其精湛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着读者,而主人公玛蒂尔德的人格形象分析多年来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采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解读玛蒂尔德的人格,借以重构玛蒂尔德具有生存危机与道德拯救丰富人格内涵的艺术形象。
  • “迷惘的一代”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
  •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这一创作群体厌恶战争,对未来感到迷惘彷徨,其作品融入了反战和对资产阶级失望的情怀,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一派,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
  • 图片新闻
  • [教科书变革与哲学观念的变迁]
    美国商业秘密法不可避免披露原则研究(祝磊)
    从“原理”到“导论”:哲学基本观念的变迁(张立波)
    新时期“讲坛哲学”的哲学观自觉及其解释循环——以前提批判论的哲学观为例(高云涌)
    《哲学通论》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王庆丰)
    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演进轨迹(黎学军)
    信仰教育及其价值论析(吕红霞)
    探索富有民族特色的教化与修养方式
    批判与超越:后人道主义和谐生态理念之构建(张首先)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解读(丁建军)
    路径依赖——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制度变迁的方式(马红光)
    社会排斥的公共政策机制探源(李保平)
    从汶川大地震看信息公开与谣言的社会控制(张昭国)
    解读文化情境中的家庭行为(龚红月 罗吉平)
    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与选择——基于辽宁问题(武萍 白长剑)
    公共行政民营化与传统行政法危机(敖双红)
    论刑法谦抑性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契合(熊永明)
    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立法
    法治建设的普世价值与本土资源(韩月香)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立法协调问题研究(孟涛)
    [金融问题研究]
    基于流动性过剩的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选择研究(孙小丽)
    辽宁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刘丽巍)
    [产业经济学实证研究]
    产业成长阶段的产业组织政策有效性分析——以日本代表性产业组织政策为例(白雪洁)
    辽宁装备制造业与国内同行业竞争力比较分析(王青 刘美泽)
    产业结构变革中的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研究(佟岩)
    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关于辽宁经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韩东太 杨扬)
    构建动态复杂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动态战略系统模型分析方法
    竞争范畴的变迁与价值链理论的拓展
    欧盟东扩后的税收政策取向与启示(常世旺)
    对大禹治水的再认识(李亚光)
    礼法合流与唐宋礼制的推行(王美华)
    皇太极佛教政策探研(刘庆宇)
    “汉人满化”现象研究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与1960年代的对华政策——对19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公开研究成果的解读(王娟娟)
    汪中、章学诚交恶初始时间及原因考辨(倪惠颖)
    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舆论推动
    “科玄”论战及其当代启示(李妍)
    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原因新探(石艳春)
    [文学的当下状况与提升理路]
    文艺学的处境与进境(张晶)
    文学理论:徘徊于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李春青)
    喧闹语境中的矛盾整合——新世纪以来文艺学建构态势(高楠)
    文学批评:重建中的困惑——以一种文体的批评为例(孟繁华)
    “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途径”——近年国内都市文化研究述评(杨剑龙 王传习 赵鹏)
    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彭定安)
    南宋乾淳词坛的词学观论略——以“诗词”“词人”概念的流衍等为观照对象(李静)
    人类审美活动发生的时间维度(燕世超)
    生态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温越)
    话剧语体与话剧对戏曲的偏离(王景丹)
    网络语言——语言变化的新思潮(张焱 赵丹)
    从阐释学角度透视庞德中国诗歌翻译中的误读
    对抗与和谐:生态意义上的矛盾与统一——论麦尔维尔《白鲸》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胡铁生 常虹)
    生存危机与道德拯救——《项链》中玛蒂尔德人格精神分析学解读(雷小青)
    “迷惘的一代”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张欲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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