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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郭明义
  • 郭明义同志是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代表。广泛宣传郭明义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郭明义的高尚精神,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与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框架
  • 不管马克思及后代学人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思辨哲学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解释框架:社会构成框架;阶级分层框架;历史解释框架。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在他的叙述中去考察其概念使用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哪个框架下进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对马克思不同解释框架的思想和论述作出具体分析,才能发展和重建马克思学说,从而进一步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 内在化的逻各斯与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革命
  • 黑格尔发现了康德的先验中所隐藏的历史,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变成了自在自为的理念。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对事物思维着的考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生产,于是把黑格尔思想的内部对象变成了思想的外部环境和形式方法,实现了"实践地去思想",从而改造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结构模式。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研究的背景分析
  •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确认不能仅仅局限于经典作家的论说,而是要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出发,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理论根源,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有的科学态度。
  • 人文知识的公共性效度及其伦理价值证成逻辑——卡西尔符号本体思维的文化哲学使命
  • 在欧洲哲学人文理性之确定性寻绎的进程中,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确立的"人类文化哲学"范式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文化哲学真理观的思想旨趣在于,直面文化多元性、多样性之复杂现实,秉承"符号本体思维",睿智地破译文化逻各斯的密码。在反思、批判康德的批判精神的过程中,卡西尔经历了从认识论立场到人类学立场的理论前提的转变,并直接将"人的世界"的理论确立为文化哲学的新的出发点。其符号本体思维的文化哲学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努力探索"世界之真实"和"人性之真实"之间的人文价值真理。在知识经验形态内,其文化哲学建构对于社会历史思考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从社会进化的微观层面上明确了符号思维本位的人类文化哲学的道德价值旨归,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关文明社会进化机制的隐性的纯良道德实践的相对性终极解释。
  •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
  • "公共领域"虽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羽翼下生长壮大起来的话语系统,但却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不仅公共领域理论话语克服了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且,"公共领域"及其理论本身既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规定性和理论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域和学术演变历史。因此,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专题研究并探讨其学术意义,既是完全可能的,又是十分必要的。
  • 泛李约瑟问题:无穷穷举——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
  • 提出"李约瑟问题",乃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典范,考察东方和中国的科学技术。我们以分析、解决一个"泛李约瑟问题"为基本线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由此,"李约瑟问题"形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的结构和模式。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到中(东)西人文社会等等的比较研究,乃是转换和扩展"李约瑟问题"。只要存在中西科技、人文、社会比较,或者任意两个以上的文化和社会比较,"李约瑟问题"就有其意义和价值。只有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真正达到一体化程度,"李约瑟问题"才会真正宣告"终结"。
  • 合理的可接受性——普特南内在实在论真理观试析
  • 形而上学的符合论和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代表了真理理论中的客观论和主观论,作为两种相对的真理观,两者都有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后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普特南从内在实在论的立场出发,既反对形而上学符合论又反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提出真理就是合理的可接受性的中间路线。一方面保留了真的绝对含义,另一方面,要在特定的语言框架和意义系统内无限地接近真理。然而,这也使他的真理观受到广泛质疑。后期普特南转向自然实在论立场,试图为真理观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 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为了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提出的,旨在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变得清楚明白。值得肯定的是,柯亨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来发掘马克思的真义,并由此引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种种表述作了严格、细致的分析和解读。但是,柯亨的重建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方面因为文本的解读本身就见仁见智,另一方面,由于柯亨固守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从而否定了真理的辩证法,使得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难免浅陋。
  •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后现代主义
  • 围绕对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实践与理论的反思批判,作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内涵、行文风格、主题论域、总体谋划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它所蕴涵的解放精神值得高度评价,但抛弃实践而偏重理论、文本、话语、游戏的致命缺陷,注定了它只是一个解放的乌托邦。
  • 帕斯卡概率解释之系列:从主观到客观
  • 吉利斯通过荷兰赌论证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中而使主体交互解释向更为客观的方向发展。同时他把客观解释划分为完全客观的解释和包含某些主观(或人类的)成分的解释。通过这种划分,吉利斯构造了一个从完全主观向完全客观延伸的系列。
  • 语言分析活动与哲学思维的结合——从“语言游戏说”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
  • 现代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趋向于与哲学相结合。语言学利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言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及其运用,结合哲学中的逻辑概念逐渐发展为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语言转折的开拓者,把认识论考察的主体从私有的"自我"扩展为公共的作为人类总体的"形而上学的我",从传统的个人经验和思维推进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和层面,提出认识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关于语言的意义以及怎样理解的语言问题。从哲学观上说,他把语言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活动,把语言的表述与哲学思维相结合,使语言与哲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开拓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 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对当代道德危机的反思
  • 麦金太尔分析了当代西方的道德状况,认为情感主义是当代道德危机的根源所在。情感主义将道德判断视为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因此无所谓真与假,也没有任何合理性的方法来保证道德评判上的一致性,所以道德论争的无序状态是合理的。情感主义的泛滥正是启蒙筹划失败的产物,而正是因为后者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失落了"认识到自身真实目的后可能所是的人"这一伦理学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才导致了自身的失败。所以面对时代的道德危机,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回到前现代,构建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传统。
  • 马克思“新世界观”实质——从“世界观哲学”演进的视角
  • 传统哲学的世界观以预设的"本体"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据、借助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而确立。然而,内在于意识之中的"哲学"所信守的那种不变的"世界观"解释,在面对意识之外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时,客观上必然引发哲学的"世界观"发生变化。马克思"新世界观"超越了传统"世界观哲学"的局限,它从人的自身生存活动中去寻求人的活动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据的理论尝试,是对人与世界存在与变化的现实的、科学的、历史的回答,它实质上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了。
  •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A镇为例
  •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日益凸现"留守妇女"问题。当前社会各界止于关注"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妇女"问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广大农户的家庭生活质量,而且严重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成效。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路径是:完善法律及政策,重视"留守妇女"的权益保护;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丰富"留守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全面提高"留守妇女"的劳动素质;加强互助合作组织建设,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
  • 社会保障国家责任探析
  • 社会保障权与传统的公民权利不同,是一项需要国家积极地履行保障义务才能予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现代国家在公民社会保障实现方面承担着确认权利体系、进行制度设计、提供公共福利的系统供给与服务、司法审查与救济等全方位的国家保障责任。
  • 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保护
  • 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将个人变成世界公民。为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格局中保护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中国须立足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在积极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塑造的进程中,促进世界政治民主化。同时,加强国家形象建设,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来自国家"软实力"的支撑;支持、规范和引导各种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给予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以必要支持,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保护、援助制度建设,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国家制度保障。
  • 跨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 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着跨文化有效传播。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挖掘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源,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传导能力,从而消除误解与偏见,以达到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 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分析
  •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范式也在经历着历史的嬗变,二者的关系由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绝对领导范式,到现实状态的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相对主导范式,最终将走向平等的合作互动范式,这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必然选择。
  • “三个至上”缺一不可——我国法治理念的几点理解
  •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对法治原则的把握一定要清晰明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三个至上"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虽然在解决具体矛盾和制度建设上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三个至上"在法治建设中是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的。
  •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
  • 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中国特有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必须探讨如何把握中国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对法治过于形式化的批判倾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在自身的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存在着文化的流动,因此,一个国家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其表现为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这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来看,治道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这也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流动中所表现的特殊性。
  •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 低碳经济背景下WTO体系所得税优惠问题探析
  • 所得税优惠在WTO体制下是否构成补贴并被禁止,这既是WTO规则问题,又关系到低碳经济政策、法律的支持。对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是我国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分析美国公司销售案,分析低碳经济的税收补贴怎样与WTO允许的环境补贴联系起来,对DSB裁决的执行问题有很大的意义。作为被执行人,不能将裁决当成至理、至善之言来执行;作为要求执行人,要注意对方是否全面、彻底执行了裁决,如有问题,应及时申诉。
  • 《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自由法律问题研究
  • 批量合同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十分盛行,主要原因是批量合同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给托运人保证足够的运力,也能给承运人保证足够的货源。海上货物运输中赋予批量合同一定程度的自由有利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交流,批量合同主要出现在班轮运输领域,而且是大批量货物长时间进行的一种运输合同模式,改变了以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倾向保护承运人的情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我国既是货主大国,也是船东大国,相比而言,我国航运业和其他航运强国比差距大些,不能满足很多国际航线运量的要求,因此,我国的大货主在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国外船公司进行班轮运输,此时,批量合同自由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我国货主和国外大船东可以进行平等地协商,更加有力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应在我国《海商法》修改之际,增加"批量合同"一节。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
  •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是否坚持及如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一项较新的国际环境法原则,由于各国对本国短期利益的考虑不同,对该原则的实施存在不同看法。应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律约束力,建立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制度;在实践层面多方促进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评析
  • 荷兰涉及农业的税收法律制度以减税和政策协调为主要特点,以供应学派和中性税收作为理论支撑,其先进性还表现为与欧盟及WTO相关规定的一致性。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对荷兰创造其农业奇迹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税收优惠有待于完善、整体政策效果有待于提升、生产率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税收联系有待观察等困境,分析与比较别国涉及农业的税收法律制度,尤其是荷兰涉及农业税收法律制度的特征对我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分析国际金融危机
  •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进一步深化的体现,从表面现象上看,这次危机是由美国的过度消费、举债消费、金融体制监管不力等引发的,但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从危机的根源上说,这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必须要摒弃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 回顾、反思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前危机进行分析,可以科学地揭示出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这一论断为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讲,中国需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兼顾公平与效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降低实体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培育科学合理的消费模式。
  • 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昭示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重大意义,也迫使人们对于当前EWS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产生质疑。回顾国外金融危机预警研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EWS使用的模型及方法、监测内容、金融危机定义及度量是该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三个主要方面,其背后驱动力量来自于金融危机实践、理论、数理统计方法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呈现出许多新特征,这必将会带来金融危机理论的重大变革,无疑也会导致EWS研究再度创新。
  • 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
  • 中国"早熟"的纸币制度是惟一有别于希腊贵金属铸币惯例的"重大例外;"美洲金银流入中国之所以没有引致"价格革命",则根源于"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与特定储蓄偏好的交互影响;晚明以来的(白银)货币需求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当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而就其内质而言,一度被国人引为自豪的纸币制度其实是货币制度"内生转型"受挫以及"外生货币革命"的结果。
  • 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利用我国装备制造业1996—2007年间的分行业数据,用Pool数据模型对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公司治理水平、产业竞争度、产业人均GDP水平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银行贷款、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回归系数不具备显著性;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我国应完善企业研发的激励机制和增强研发投入能力,来快速有效地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 基于DEA的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以辽宁省为例
  • 利用DEA方法对2009年辽宁24家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在对比分析中发现辽宁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综合技术效率偏低,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科技人员数量少、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现象,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应将辽宁省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视作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政府应鼓励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以技术成果及管理入股,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自身应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全社会多渠道投入。
  • 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绿色贸易壁垒分析
  • 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呈现出逆差差额越来越大的总体趋势,且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程度低,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重视环境与健康等外部因素,也存在着农产品质量卫生问题、交易过程中的劣势等因素;建议通过发展有机食品产业、建立出口预警机制、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实施绿色营销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增强农产品品牌意识等措施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
  • 对外贸易与区际贸易协同发展:一个分析性框架
  • 通过构造贸易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总产出的均衡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演进,区际贸易,引进、消化吸收及模仿先进技术的效率,以及时间贴现率大小。对外贸易与区际贸易发展相互促进,不可偏废,对外贸易发展有利于国际高新技术溢出、吸收、再创新与国际产业转移,区际贸易发展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区际间转移,二者协同发展,共同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 企业雇佣关系模型探析
  • 企业雇佣关系的形成是雇佣关系多方参与者之间协商、施压、冲突、妥协的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平衡过程,其权力来源于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程度,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由于雇主控制了市场经济生产的核心,权力平衡更倾向于雇主。而面对雇主的强势权力,员工只有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作用,并通过谈判和协商,在双方权力趋于平衡的条件下,互相妥协、合作,从而达成一致意见。政府则应该通过法律和政策,制定和维护雇佣关系的基本原则,撤出对劳动关系的直接操纵和管制。
  •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现状、问题及管理创新
  • 受分税制财政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增长迅猛,同时非税收入管理也面临法制体系缺失、规模无序膨胀、体制机制欠佳、监督管理失范、技术手段落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创新,必须以正本清源、纳入预算管理为基础,以强化管理和监督为手段,以充分利用信息化为支撑,以治理乱收费为突破,综合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提高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
  • 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新动态及评论
  • 目前国内学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意义、作用等方面已形成共识,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应当注意的事项等方面还存在着若干争论,对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更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实践中,应跳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的产业定位思维,突破短期和单一的产业发展的目标,防止各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复选择和低水平无序竞争。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方案要多样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上要注意规避风险。
  • 从“亚核心”规律视角观照东北东部边境县(市)域经济发展
  • 以东北东部边境22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东北东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东北东部边境县(市)经济发展应遵循县域经济的"亚核心"发展规律的结论,立足资源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最终形成产业集聚和极化作用,促进东北东部边境地区县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 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实证研究(1980—2007)
  • 对1980—2007年辽宁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知,农村居民消费对辽宁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为0.890042;财政支农支出对辽宁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为0.305216;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弹性为0.364024。在此基础上应制订出促进辽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措施:增加有效需求的财税政策;增强财政转移性支付力度;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 2005—2009年辽宁省县级政府间可支配财力分析
  • 政府间财力差异是一个长久的经济研究话题。通过对辽宁省44个县2005—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尽管全省各县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仍然偏高。一个可行的优化调整方法是,将分配模式中的宏观税负、财政供养人口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的权重降低。
  • 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
  • 明代辽东共考出72名进士,任京官者自尚书至行人共30名,占总数的41.67%;任地方官者自布政使至知县共42名,占总数的58.33%;入仕率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辽东进士在任职后绝大多数都能恪尽职守,不少人成为勤政恤民、公正执法、清正廉洁、刚直敢言等方面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宁远进士陈寿、沈阳进士范!、东宁进士周正、辽阳进士顾能表现最为出色。在文化方面,他们不仅是辽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对任官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贡献;至少有13人留有著述传世,主要集中在经学、诗歌、史学三个方面;经学以义州进士贺钦最具代表性,诗歌以广宁冯裕、冯琦成就最高,史学则以广宁冯惟讷、冯琦贡献最大。
  •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 国家祭祀体系下的镇山格局考略
  • 镇山作为与五岳并称的名山,是远古山川崇拜的产物。五大镇山格局的形成经历了由多镇山、四大镇山至五大镇山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各大镇山间地位的动态变化。镇山祭祀作为我国古代岳镇海渎的山川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国家祭祀的中祀,其本身亦承载了相当的政治意义。
  • 战后初期美英在使用核武器协商权问题上的争议
  • 美英在使用核武器协商权问题上的纠葛源于二战时期罗斯福与丘吉尔所签署的《魁北克协议》。战时由于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问题上两国立场一致,并未因协商权问题引发矛盾。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的日益深入,美英依然保持了亲密的盟友关系,但在使用核武器的协商权问题上两国却由于不同的立场引发多次外交争议与矛盾。在驻英战略空军基地与朝鲜战争使用核武器的协商权问题上,美英政府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与斗争,但美国一直坚持其总统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行动自由权与最终决定权,英国所获不多。
  • 论明代前期朝廷对经义文书写规范的改革与推行
  •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在政权高效运转的情况之下,朝廷对科试经义文书写规范进行了改革,并辅之以完善的保障措施予以推行。从维护朱明王朝稳定的角度来讲,此种做法应该是积极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实施的这种苛刻行为,使得科试经义文自身的发展失去生机,失去了思想的创造力与审美的多样化特征。
  • 论1976—1982年中国历史转变的时代价值
  • 1976—1982年中国历史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开启了以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时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世纪。这次历史转变使中国确立了走符合共和国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改革开放之路的方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了全新的历史乐章。
  • 艺术与人生的现代美学阐释
  • 中国古代艺术以咏叹人生、描写人生为根本主题,神话故事、宗教题材占极次要的成分,艺术—审美境界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精神世界,与西方古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旧体诗堪为的例。这种民族艺术传统到了现代,由于美学家的阐释和倡导而得到新发展,内容得到充实、具体化,题材有了新的拓展,突出了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生题材,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但艺术—审美境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艺术的人生观"成为一种新的人生理想,美育和艺术教育得到重视,并认为是健全人格、提高精神生活、进入人生理想境界的最佳途径。
  • 梁启超趣味人生思想与人生美学精神
  • 梁启超将美学思考与人的建设、生命创化相统一,从生活艺术化、不有之为、生命春意、情感与趣味教育等方面建构了趣味人生的美学命题,突出了肯定情感趣味生命、关注人格精神完善的生命实践意向和以积极创造、融身大化为至美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趣味人生范式成为中国现代人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范型,对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的建构与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人生苦难与审美拯救
  • 人在经验性日常生活中对理想人生的永恒追求,形成了人生中当下与永恒、经验与超验的张力结构;对人生活动中经验与超验的对立与统一这一辩证关系,人生美学应当从"天才美学"的角度进行把握。艺术天才通过理性直觉实现了对日常生活中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对立的审美扬弃,而这一审美扬弃的本质仍旧是理想性的,这决定了人生苦难与审美拯救之间特殊的本质关联:审美拯救既是人生苦难的结果,又是对它的超越的。
  • 美学伦理化与“人生论美学”的两个路向
  • 西方伦理学在从传统理性化往现代审美化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路向:尼采之路与柏格森之路,前者高举无道德自我,后者颂扬开放的博爱,可惜西方后现代伦理学彻底走上了尼采之路。这给美学研究两点有益的启示:其一,理性化、知识化的伦理学难以适应时代潮流,因此正逐渐走向伦理审美化,同样,美学研究也应摒弃传统的纯知识论方法,走向美学与伦理相结合的价值——人生论美学;其二,人生论美学有两个路向,一条是走向消解价值的消极人生论美学,一条是走向高扬超越性人文价值的积极人生论美学。针对价值颠覆、浮躁浅薄的当下社会,为了凸现美学的意义,我们应当大力弘扬积极人生论美学。
  • 跨文明文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
  • 跨文明文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是异质文论交流、对话的基础和催生新文论话语的动力。利用"文论的他国化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文化的适应性和需要的适应性。西方文论"中国化"至少有两条可行的途径:一是异质文论相似,互相启发阐释;二是对异质文论的创造性"误读"。异质文论的对话能够相互激活与启发,从而促使文论新质的产生。
  • 丹托“艺术史叙事”的一种解读——兼及对艺术终结命题的理论反思
  • 艺术史观是丹托艺术终结命题构架的基础。聚焦丹托的艺术史叙事,通过对其所认为的艺术的哲学剥夺问题的研读,可以加深和补充目前学界对艺术终结命题的讨论。在丹托看来,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仍然没有获得对自身的意识,而是处于哲学的压迫之下。他把这种压迫描述为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在这场剥夺运动中,柏拉图庚其始,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续其后。这些哲学思想通过有预谋的构建,把艺术从现实中剥离了出去。而恢复艺术自我认识的本性,摆脱被剥夺的境遇,是丹托艺术终结命题的重要理论指向。
  • 大众传媒批评的话语霸权
  • 大众传媒在当下文化视域中形成了话语霸权。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形成强势,不仅和传统文学批评相抗衡,而且呈现将传统批评淹没或挤到"边缘"的趋势。大众传媒的多样性为传媒批评的开放格局提供外部客观因素,传媒批评自身的文体优势则为扩大读者覆盖面提供必要的内在因素。由于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批评事件化、新闻化趋势愈加明显。批评家不甘寂寞,为争夺话语霸权,争先恐后地对一些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命名。但有些命名并没有得到具体的深入论证和理论提升,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话语狂欢特点。
  • 清末小说中的女权乌托邦
  • 始于晚清的女权运动是当时维新思想家出于保国强种的目的所推行,受到西方女权思想很大影响,因此,其始"女权"只是一种概念的演绎,而不是从女性实际生存状态和经验中由女性自发提出女性存在的问题。由于缺少现实的根基,女权常常导向乌托邦想象。小说在清末作为想象新的国族形象的手段,成为承载各种女权想象、表现女性乌托邦的重要载体。清末乌托邦小说反映了女权运动在清末由思想文化运动到现实层面推进这一过渡时期的困境,虽然有对女权简单化的理解、逃避现实的倾向,但确起到了鼓动民气的作用。没有清末对理想女性的乌托邦塑造,很难想象现代女性形象在五四后的横空出世。
  • 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
  •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的历史写作本身是通过叙事构成的,叙事的过程也是选择、建构叙事结构的过程。历史存在于叙事之中,对历史的分析阐释即是对历史叙事的分析阐释。具体的历史叙事阐释模式主要包括情节化模式、论证式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不同的历史叙事阐释或者同一个历史叙事阐释,往往是用一个模式为整体,综合别的模式来化解历史叙事系统中的各种张力关系。
  • 宋代美学推崇审美人格之成因
  • 宋代再发现和再突显了原始儒家的对于理想人格的推崇和道德化的美学思想。这源于中唐以来蔓延至宋的特别是士大夫群体的普遍信仰价值体系的危机,源于由社会失范所致的士大夫群体精神生命赖以生存的终极关怀的失落与终极依据的崩溃。宋代美学对于理想人格极为推崇和强调,其最终目标是宋社会特别是宋士大夫群体信仰价值体系之重建。
  • 清代弹词文本的多元特征
  • 清代弹词文本集诗、词、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特点于一身。作为一种独特的、糅合多种文体特点的写作方式,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多种优秀文体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弹词文本,既有文学的特征,又有着说唱表演的痕迹,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多种文体的演变,也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学中雅与俗的转化与结合。
  • 文学史·文体·时代的理论建构——评王晖的《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
  • 继《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和《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版)之后,青年学者王晖最近又奉献出他的学术新著《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近30年中国写实文学观察》(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郭明义(鲍振东)
    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与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框架(刘同舫)
    内在化的逻各斯与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革命(杨晓)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研究的背景分析(傅国强)
    人文知识的公共性效度及其伦理价值证成逻辑——卡西尔符号本体思维的文化哲学使命(袁祖社)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杨仁忠)
    泛李约瑟问题:无穷穷举——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程广云)
    合理的可接受性——普特南内在实在论真理观试析(史清竹)
    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孟庆龙)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后现代主义(陈培永)
    帕斯卡概率解释之系列:从主观到客观(李旭燕)
    语言分析活动与哲学思维的结合——从“语言游戏说”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时贵仁)
    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对当代道德危机的反思(李娜)
    马克思“新世界观”实质——从“世界观哲学”演进的视角(陈丽杰)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A镇为例(王俊文)
    社会保障国家责任探析(康健)
    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保护(潘晓珍)
    跨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刘乃歌)
    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分析(赵敬丹)
    “三个至上”缺一不可——我国法治理念的几点理解(孙国华)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李瑜青)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蒋德海)
    低碳经济背景下WTO体系所得税优惠问题探析(那力 王淼)
    《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自由法律问题研究(王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姚天冲[1] 于天英[2])
    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评析(任际 刘畅)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卫兴华[1] 孙咏梅[2])
    回顾、反思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何自力 冯新舟 阎维洁)
    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解凤敏 何凌云)
    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张杰)
    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唐晓华 赵丰义)
    基于DEA的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以辽宁省为例(付野[1] 张广胜[1] 田慧勇[2])
    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绿色贸易壁垒分析(王绍媛)
    对外贸易与区际贸易协同发展:一个分析性框架(刘兵权[1] 柳思维[2] 文凤华[1])
    企业雇佣关系模型探析(孙兆阳)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现状、问题及管理创新(聂少林)
    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新动态及评论(郭连强)
    从“亚核心”规律视角观照东北东部边境县(市)域经济发展(于天福[1] 张琳[2] 王亚丰[1])
    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实证研究(1980—2007)(关慧[1] 王光宇[2])
    2005—2009年辽宁省县级政府间可支配财力分析(刘娇)
    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郭培贵[1] 于秀丽[2])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刁书仁)
    国家祭祀体系下的镇山格局考略(王元林 张目)
    战后初期美英在使用核武器协商权问题上的争议(王娟娟)
    论明代前期朝廷对经义文书写规范的改革与推行(刘建明)
    论1976—1982年中国历史转变的时代价值(王金玲)
    艺术与人生的现代美学阐释(聂振斌)
    梁启超趣味人生思想与人生美学精神(金雅)
    人生苦难与审美拯救(郑玉明)
    美学伦理化与“人生论美学”的两个路向(朱鹏飞)
    跨文明文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靳义增)
    丹托“艺术史叙事”的一种解读——兼及对艺术终结命题的理论反思(张冰)
    大众传媒批评的话语霸权(吴玉杰)
    清末小说中的女权乌托邦(周乐诗)
    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李秀金[1] 吴学丽[2])
    宋代美学推崇审美人格之成因(苏畅)
    清代弹词文本的多元特征(童李君)
    文学史·文体·时代的理论建构——评王晖的《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孙德喜)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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