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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构形与构序:现象学表象的秘密——海德格尔《形式化与形式显示》的构境论解读
  • 海德格尔的《形式化与形式显示》文本,时常被作为他仍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支配的典型例证。其实,在这一文本中,海德格尔已经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架上了证伪的审判台:现象学“形式显示”中隐匿着的构序原则,以及由构序到构形再到表象的形而上学机制被直接暴露出来。
  • 历史主义与历史性
  • 20世纪以来,历史主义的困境成了德国哲学研究的一项主题。为克服历史主义内在的困境,哲学家主要是从两条路径来思考的:胡塞尔等人诉诸超验的形上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历史性”。历史主义和历史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历史性作为本体论的原则,是作为克服历史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困境而提出来的。尤其是,“历史性”的解释学原则解决了历史主义面临的追求客观性的认识论困境。而历史性作为历史主义“深思熟虑的一种形态”,却不足以克服现代生活实践中的价值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困境。
  • 论费希特的先验目的论历史观
  • 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当中,作为根本前提的自立性“自我”具有“本原行动”的力量,它能自我追求其最高的实现。这决定了费希特哲学体系在总体上的目的论解释方式。通过将哲学原则中的目的论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费希特构筑了一个先验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体系,即从逻辑上为人类历史筹划了一幅先验性的“宇宙蓝图”。费希特的先验目的论哲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很多无法克服的缺陷。
  • 从财富到幸福:实践推理的意义扩展
  • 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性能力,推理是人对必然事物和可能事物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人作为面向未来事情的存在物,是必然要进行推理活动的。对必然事物的判断构成事实推理,对所愿事物的判断构成价值推理,即实践推理。事实推理以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基础,实践推理以万物应该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前提。而在实践推理的限域内,有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目的的实践推理,称之为价值性的实践推理;有以考量观念和行为正当性为旨归的实践推理,可称之为正当性的实践推理。不同的社会结构类型决定着价值性实践推理的强弱,也决定着两种实践推理何者优先的客观逻辑。任何时候都有实践推理,但在一个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面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环境下,实践推理又有其独特的功效:对欲望而言,实践推理具有激发效应;对意义来说,实践推理有扩展效应。于人类而言,从有限的价值中扩展出无限的意义来,追求合理而和谐的实践推理才是我们所主张和坚持的。
  • 可、信、能:休谟问题的三重解读
  • 世界自组织演化中的相对稳定性和重复循环运演使事物变异具有必然性和可把握性,因而使世界可归纳,使入形成归纳信念、欲求和归纳能力,以致人必然且必须进行归纳。这是世界客观的格向入的观念世界的格的映射过程,且在本质上一定会达于两种格的吻合。
  • 康德与罗尔斯:从先验道德到经验政治
  • 康德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具有极为紧密的理论传承关系。康德把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先验伦理学之上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无法使其现实化,政治共同体变成了空中楼阁。罗尔斯承继了康德的问题,其理论意图是要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经验化进而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作为公平的正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不仅消解了理性,也消解了道德,其作为“组织良好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却终将成为一种沙滩上的建筑。
  • 论生态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
  • 生态文明是面对当代生态危机而问世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较之工业文明,它在观念和实践等方面都有着后者无可比拟的进步意义。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对工业文明错误价值观的彻底纠正,是对作为工业文明本质特征的物本主义的有力克服,是对工业文明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的揭示和消除,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和肯定。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必将使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异化劳动与理想社会——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科技文化观
  • 现代科技不仅在日常生活方面带来巨大的价值,而且引发了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范式转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惯常认识范式,在“科技文化-社会制度-人类未来社会”系统内建构了科技文化观:本体论是社会现实的人与感性自然物的息息相关性,其具体内容是自然科技文化、人文科学文化、社会科学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其实现途径是在社会系统层面重建社会制度规范,价值指向是追求社会和人类未来的全面发展。要消除异化劳动,人类必须在具有合理生存性能的理想社会保障下建立系统性科技文化观。
  • 《逻辑哲学论》的后因果观
  •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通过自身对世界观的重新诠释形成新的因果观。“后因果观”对于世界的解释并不立足于事件,而是立足于对象、实体,因为在逻辑空间中事件是相互独立、毫无关系的;它否定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将其理解为规律的形式而不是规律本身,由此破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因果认识论,消解其原有的客观性、必然性、确定性;进而将其看做是对世界的认识形式之一,是主观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确定性。维特根斯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多重可能世界的哲学视域。
  • 批判的批判:困境中的超越,超越中的困境——评昂格尔“意识形态理论”
  • 昂格尔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之时试图超越其固有之困境:以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彻底解决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困境中的超越”必然遭遇“超越中的困境”,因为法律异化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法自身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其物质根基在于社会资源配置状况,不改变现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就无法触动意识形态的根本,故而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以确保超越的真正实现。
  • 电子政府内涵的演进及其界定
  • 从1993年电子政府概念首次被提出至今,其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虽然人们对其理解各异,但依循认知范围和深度递进的顺序将不同观点归纳整理会发现,从工具说、系统说、能力说、机制说、模式说、形态说、服务说、改革说、过程说到政府说,看似强调重点不尽相同,整体却表现出要点的交叉重复或彼此近似,认知成果的递进态势亦有高度的同向性,反映出诸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同时,对电子政府内涵的更为宽泛和明确的界定,即电子政府指的是政府机构全面应用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等信息服务设施,在进行组织变革和内、外部关系转变的基础上,将其信息和管理服务职能移到网络中去运行,以改革行政体制,构建更好的政府。
  • 农村“留守妇女”维系婚姻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 离散的生活现状会加速婚姻家庭的解体,但在我国农村并没有因为离散现实的存在而导致大量家庭婚姻关系的结束。经济因素在维系农村“留守妇女”的离散家庭婚姻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建构主义视阈中的仿真教育技术研究
  • 仿真技术与建构主义认识论在认知领域中的融合,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成为必然,且将产生较大的教学生命力,甚或颠覆传统认知方式。两者发生关联,当可迈向融合共生之路,仿真教育技术由此发挥出技术知识获得、创新的中介作用,获得技术知识与技能一体化培养的功能,并客观上呈现出仿真教学模式的意义和价值。
  • 传统工业区改造中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为例
  • 城市社会空间主要通过对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和其在空间上的表现进行分析,揭示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在城市中的时空过程和时空特征,揭示城市的社会分化。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中,单位制的解体、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重组和搬迁、旧城区改造等都塑造出了独具特殊印记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模式。
  • 诠释学与法律科学的内在逻辑
  • 作为实证主义在法学中的理论形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都要求在观察法律现象过程中秉持价值中立和排除主观预断。而语言哲学的诠释学转向证明,对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的理解无可避免地带有解释者的前见,前见中包含着传统、权威等因素。解释既是一种创造,也受被解释的文本约束。法律是阐释性概念,法律的确定性是因为前见的先定性,解释者对此不具有可选择性,而法律的不确定性是因为解释的主观性,解释者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前见。实现法制统一性的理论探索需要考虑实证规范本身的严密性,也需要考虑规范文本之外的人文因素。
  • 当下刑事诉讼法研究范式的哲学视角与维度
  • 我国既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因与现实状况日益呈现断裂而越发陷入困境。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尝试,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应当以刑事诉讼现代化如何实现为视角,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按照哲学的思维方式对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探讨,应当坚持历史维度,将以往研究从侧重于制度层面的结果考察,拓展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过程考察,将制度背后的支撑理念或诉讼文化纳入到研究范围。
  • 燃油污染损害责任承担的国际条约冲突与协调
  • 《燃油公约》自2009年在我国生效后,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公约以及确定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等问题国内存在很多分歧。应从燃油污染损害的角度,以燃油公约为基础,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对适用范围、燃油污染责任赔偿、责任限制类型及强制保险金额确定等问题进行论证和分析,厘清《燃油公约》与其他条约的关系,找出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
  •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 在当前中国的法制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无法与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顺利对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面临诸多困境。适当借鉴外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经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管辖及审理方式等的制度设计,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司法救济的必然选择。
  •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
  •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从司法权中分离伊始,便是带着维护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使命。遵循权力运行规律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权力配置,才能为司法行政权的践行之路提供保障。目前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分别归属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政府综合部门,导致了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符合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理论和权力运行规律,借鉴国外的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结合现实国情,我国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可进行二元化构架:大部分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外部管理执行机关予以管理;少部分需便捷、专业的管理形式的行政事务由法院内部自治管理。
  •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以十月革命前法典编纂为视角
  •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深受东西方文化共同作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法典编纂作为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外部载体,深刻地反映和展现了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的多重特点,即重视成文法的罗马法律传统、崇尚法权神圣的宗教色彩以及强调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多角度研究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欧亚合作背景下中俄两国开展更为密切的法律合作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专利权客体范围的制度创新
  • 以应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其科技优势对俄国实行的专利遏制,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专利战略。从法理学和法经济学角度分析,提高我国专利法保护的程度,扩大我国专利权客体的范围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自主创新专利战略的实施。其中增加转基因动物品种、植物新品种、商业方法作为知识产权客体,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动。
  • “一刀切”政策不利于缩小我国区际收入差距——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启示
  • 如果区际贸易自由度高,则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此时区际非均衡力的存在会使得企业选择区位时更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适度降低区际贸易自由度对于降低区际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在一国内部,区际贸易和自由度取决于区域实行政策的一致性程度;区域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则区际贸易自由度越高;区域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越低,则区际贸易越低。全面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也就是实行“一刀切”的政策,不利于缩小区际收入差距。要缩小区际收入差距,则在区际政策上需存在适度的政策梯度,而区域之间应实行差别化的政策而不应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 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财税改革路径
  • 随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资金缺口问题日益凸显。保障性住房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应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主体,并应以财政和税收作为筹资的主要工具。而弥补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主要突破口应在于对现行财税体制的改革。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住房保障的财政补贴模式及相关税收政策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
  •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 增长的超越——基于技术和制度的思考
  •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成就了增长奇迹。但是,环境污染、资源浩劫等问题却也将增长推向困境。增长的超越在于技术和制度的超越,在技术上,实事求是,推进模仿创新;在制度上,强化激励,营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技术和制度的超越,相互成就。从增长的持续性来看,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 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协同机制研究
  •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间关系呈现出从分隔到相互联系、从竞争到合作,从初级合作到高级合作、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规律。地方间关联度、依赖性不断增强与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运用协同学的临界点涨落、序参量、役使原理等,可以构建起协同机制模型,探索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必然性、偶然性等问题,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地方政府间关系必然在时机适合的情况下,走向功能整合、利益共享的协同局面。为此,地方政府领导者应着力培养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与决断能力,并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辽宁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适度保障水平分析——基于生存公平的思考
  • 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改革正在辽宁逐步展开,已经成为保障农村居民老年生活的基本制度。然而,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比较,辽宁“新农保”实际保障水平明显偏低。结合辽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恩格尔系数等收入分配理论为基础,根据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目标来分析辽宁“新农保”适度保障水平以及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可以发现,辽宁农村养老保险低于适度保障水平,需进一步从制度改革入手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辽宁城乡社会和谐。
  • 基于目标象征的消费引导问题研究
  •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消费相对不足。就居民消费行为而言,其又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即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消费目标,消费升级过程呈现分段上升趋势。因此,通过消费引导为居民设定消费目标可以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
  • 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的思想密码
  • 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的思想密码主要包括方法论个人主义、契约主义视角、“经济人”假设和规则至上。其理论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逻辑分析起点,以契约主义为视角,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石,以规则至上为核心。这些思想密码贯穿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始终,是打开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迷宫”的钥匙。
  •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实证检验
  •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研究命题之一,科学探究这一问题不仅能为客观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未来财政政策抉择提供全新思路。财政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常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虽然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均为非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并不一致。其中,财政支出在扩张时期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时期的总效应则无法确定。
  • 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
  • “九边”特指有明一代先后设置于北边地区的九个重要军镇,它们所组成的防线直面北方各少数民族,对保卫京畿及内陆地区起着重要作用。但靖难之役后,随着北边防线中段的内缩,明廷不断增兵加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代的九边军费包括常例粮饷、临时战费与军事工程费用这三大部分,其数额的不断激增成为明王朝的巨大负担,甚至一度占据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究其原因,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岁入结构的单一性及僵化的财政体制则是明帝国财政长期赤字、枯竭的三个重要根源。
  •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
  • 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过程中,临时政府的政体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基本的法理依据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并不是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而“对人立法”。孙中山在极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忘情于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意在建立大政党,参与国会选举,以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孙中山因主要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在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对此虽不甚热衷,但亦深表赞同和支持,正说明其宪政思想也有与时代相契合的一面。然而,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最终使其难免失望与无奈。
  •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
  • 北宋徽宗朝首任书学博士考
  • 书学滥觞于晋,成熟于隋唐,而终乎北宋。徽宗朝的书学多存悬疑,相关细节有待深究,其中以首任书学博士问题为最。通过对徽宗朝首任书学博士兼及崇宁书学的建制、人物、职官及相应诗文书法作品的系年和真伪的考辨可知,米芾任书画博士为崇宁四年;崇宁书学初建之时,米芾、董衡皆有可能首任书学博士一职,他们可能同时初任,也可能是董衡在先;至于李时雍,首任的是书学谕,而任博士是在米芾之后。
  • 清代惩治朋党律例探析
  • 《大清律例》中制定“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及“上言大臣德政”律例,其立法动机是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朋党乱政行为有所约制,彰显出清代君主加强专制与集权、防止威柄下移的用心。从司法效果上看,朋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正常秩序,减少朋党争斗的内耗和损失,但是,也经常成为官吏之间相互攻击、派系之间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
  •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 当代数字媒介场中的文学生产方式变革
  • 在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演进变革和积累叠加之后,今天“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已经生成。“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依托于当代数字媒介场而运作,它既受一般媒介场生存法则制约具有他律性的一面,又遵循文学性生产原则而保持着生产的相对自主性。新媒介文学生产力在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技术和生产者生产能力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被当代媒介建构的特点。新媒介文学生产关系主要展开为当代媒介参与形成的打破传统垄断性的文学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去等级化的文学分配关系和当代媒体组织的文学交往关系。
  • 新世纪十年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热点分析
  • 新世纪十年,中国电视内容生产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激烈的竞争,呈现出异常焦虑和匆忙的状态。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中国电视人不畏艰难,依然做出自己独特的新的探索,创造了众多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栏目、节目,包括虚构类节目、非虚构类节目以及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节目等。除了中国电视人主观努力之外,客观上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复杂的动因。十年的探索和成绩必将为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 文化产业的主体规制与发展策略
  •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交叉融合的新型产业,是保持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平衡发堤的新兴业态,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经济竞争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当下文化产业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感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对文化产业的本质内涵认识含糊,缺乏鲜明的产业主体意识;产业类别划分缺少行规依据,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性强的、分类精确的科学管理;政策性支持体系十分薄弱,全局性宏观管理措施不力。当代文化产业必须树立文化本体观念,坚持创意核心思想,不忘产业主体意识,这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史柱性产业的正确选择。
  •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冲境界的超越。
  •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
  • 无论作为一种美学概念还是一种艺术类型,悲剧都是转道日本进入中国的。王国维的悲剧学说是在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提出和建构的,推动和深化了悲剧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哀情小说”的流行、大量悲剧作品出现在近代戏剧表演中,表明近代国人审美趣味上的重要变化和对悲剧艺术的接受和认可。日本在促进近代中国悲剧理论的传播和悲剧艺术表演形式的确立中起到了触媒性质的重要作用。
  • 七月作者群与七月诗派
  •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七月作者群,显示出强劲的创作阵容与文学影响,由此而促成具有鲜明流派特征的七月诗派产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提供了从作者群到文学流派的双重动力,两者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战时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学进行现代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
  • 清人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仿效及其意义
  •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在清代受到极大的重视,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效仿。这些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仿效之作,丰富了论诗绝句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了其形式,拓展了其生存空间,推动了清人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接受,促进了元好问论诗绝句的经典化。
  • 宋初百年诗歌的礼仪载体功能及其诗学品格
  • 推行礼乐教化,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是宋初百年北宋政权的重要举措。在践行礼乐教化和构建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演唱或者诵读诗句成为此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此期士大夫为了满足礼仪行礼的需要,写作了大量与行礼相关的诗歌。研究表明,这些诗歌在形式、内容、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礼仪内容、行礼程序以及礼仪功能的影响和制约。礼仪诗歌创作的兴盛,对提升彼时诗歌文化品味起到了重要作用。
  • “画法入诗”与诗中情画——论宫体诗的绘画笔法与娱情主题
  • 梁代宫体诗为满足齐梁时代诗学新变的“短咏需求”而采用“画法入诗”手法,借鉴“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等绘画笔法刻画日常生活的诗意与圆融之美,艺术地将音乐、绘画、戏剧式的美集中凸显于诗歌语言形式、意象构成与审美意境中,使审美主体对诗中情画所传达出的审美情趣获得愉悦感知,开唐人“诗中有画”之先河。此时宫体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目的已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教化功能无关,与永明诗人将隐秀情思作“情在词外”的隐性表达也不相同,其诗作目的就是为了吟咏日常俗世生活的常态之美,以此获得审美娱情,建构快乐人生,也因此构成宫体诗声色审美的娱情主题。
  • 试论《史记》对女性人物精神生态的观照
  • 对历史人物内在精神生态的拷问与追寻,着力于“自然人性”的探求,是司马迁在《史记》文本建构过程中努力的方向和良愿所在。《史记》中登场的女性人物近四百个,构成了宏大“历史场域”中独特的女性形象景观。司马迁精心描述了和谐的精神生态和失衡的精神生态两个层面的女性人物,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精神生态的关切和忧思,对建构理想的精神生态范型的期盼。
  • 双重文化下自我认同的嬗变轨迹——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男性形象解读
  • 美国华裔生长在美国,又有着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背景,双重性的特点极易引起两种文化或两个世界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在这其中,华裔妇女受到两种文化夹击的程度更重,在中国伦理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相融相斥的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寻求自我认同。通过对华裔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和写作技法改变的解读,可以了解华裔女性对两种文化的“螺旋上升”的再认识。
  • 智性升华:贝克特戏剧的否定美学意蕴
  • 在迄今为止的塞缪尔·贝克特戏剧研究史上,关于其戏剧艺术的否定美学特征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贝克特作品单纯描写晦暗,是消极的艺术;男一种则认为贝克特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艺术的对抗,是否定之否定。鉴于贝克特戏剧作品的复杂性与歧义性,否定之于贝克特与其说是一种美学自觉,不如说是其抵达诗化艺术效果的美学手段。否定主义特质使剧作家超越了有限的生存现实,获得精冲与艺术上的智性升华,因此,否定是贝克特对现实与艺术认识论的核心范畴。
  • 论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奥威尔
  • 奥威尔文学创作围绕人道主义思想,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作为人道主义者,奥威尔在其作品中通过关注贫穷、质疑殖民话语、反对极权主义、反对舆论独裁、强调生态保护等主题体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 20世纪辞规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自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以来,修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殊性修辞特别是辞格研究上,而对一般性修辞则仅仅提出了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匀、安排稳密等标准,着重于词语的锤炼、句式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像特殊性修辞研究那样深入、系统,因而造成了修辞学体系的严重失衡。20世纪80年代,在吴士文的倡导和带领下,进一步开展了对一般性修辞特别是辞规的研究,探讨了辞规建立的理论基础、事实依据及目的,提出了辞规的定义及特点,区分了辞规与辞格,明确了辞规建立的途径等,拟建了50多个辞规。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修辞学,使其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但辞规的研究还处在草创期,在辞规的定名、定量、定性及分类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 关于建立两岸四地案件言语识别网上会检机制的构想
  • 目前言语识别技术面临研究成果创新不足;具备语言学知识功底的专业研究人员少;缺乏与基础学科的交流,研究人员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不及时;两岸四地语言使用状况复杂多变,研究工作发展状况不均衡;现有工具书针对性差,自行独立开展全国调查难度大;能够受理言语识别案件的机构少等制约其发展和推广的瓶颈问题。在两岸四地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为依托,依靠本省方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研究机构建立起一种案件言语识别网上会检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两岸四地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台理配置人力物力资源、高效利用言语识别技术为侦查破案服务。
  • 现代性预案:一种当代文学史的阐释空间——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可谓是开篇明义:面对一种隐忧,建构一种预案。他在2009年推出的这本当代文学史,带有总结自己近年来研究成果的色彩,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将之前的文学批评导向历史化之路的意图。他说:“历史并不是因为久远才使我们的理解具有特权,当代人对当代史的理解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种亲历性和真切的记忆,是事过境迁所不具有的优势,可以为即将消失的历史留下更鲜活的形象。
  • [德国哲学再审视]
    构形与构序:现象学表象的秘密——海德格尔《形式化与形式显示》的构境论解读(张一兵)
    历史主义与历史性(宋友文)
    论费希特的先验目的论历史观(吴海龙[1] 许恒兵[2])
    从财富到幸福:实践推理的意义扩展(晏辉)
    可、信、能:休谟问题的三重解读(倪荫林)
    康德与罗尔斯:从先验道德到经验政治(王华)
    论生态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毛世英)
    异化劳动与理想社会——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科技文化观(程宏燕[1] 杨怀中[2])
    《逻辑哲学论》的后因果观(王英)
    批判的批判:困境中的超越,超越中的困境——评昂格尔“意识形态理论”(马金芳)
    电子政府内涵的演进及其界定(张锐昕)
    农村“留守妇女”维系婚姻关系的经济学分析(钟春华)
    建构主义视阈中的仿真教育技术研究(杨明)
    传统工业区改造中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为例(董经政)
    [法学方法论与部门法应用]
    诠释学与法律科学的内在逻辑(徐亚文 伍德志)
    当下刑事诉讼法研究范式的哲学视角与维度(孙记)
    燃油污染损害责任承担的国际条约冲突与协调(郭萍 吴煦)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赵素艳)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宗会霞)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以十月革命前法典编纂为视角(李琳)
    专利权客体范围的制度创新(杨海瑶)
    [经济理论前沿与热点]
    “一刀切”政策不利于缩小我国区际收入差距——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启示(安虎森 徐杨)
    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财税改革路径(谢地 孟勐)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朱富强)
    增长的超越——基于技术和制度的思考(郭将)
    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协同机制研究(李辉[1] 全一[2])
    辽宁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适度保障水平分析——基于生存公平的思考(刘海宁)
    基于目标象征的消费引导问题研究(肖军)
    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的思想密码(尹长海)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实证检验(童大龙 储德银)
    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赵毅[1] 范传南[2])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李细珠)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石静)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吴树国)
    北宋徽宗朝首任书学博士考(王力春)
    清代惩治朋党律例探析(高进)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程龙)
    [新媒介中的文化创造]
    当代数字媒介场中的文学生产方式变革(单小曦)
    新世纪十年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热点分析(胡智锋[1] 周建新[2])
    文化产业的主体规制与发展策略(甫玉龙)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杨剑龙 王童)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李群[1,2])
    七月作者群与七月诗派(郝明工)
    清人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仿效及其意义(张静)
    宋初百年诗歌的礼仪载体功能及其诗学品格(王培友)
    “画法入诗”与诗中情画——论宫体诗的绘画笔法与娱情主题(韩仪[1,2])
    试论《史记》对女性人物精神生态的观照(王晓红)
    双重文化下自我认同的嬗变轨迹——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男性形象解读(郑光锐)
    智性升华:贝克特戏剧的否定美学意蕴(刘秀玉)
    论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奥威尔(王晓华)
    20世纪辞规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唐厚广[1] 车竞[2])
    关于建立两岸四地案件言语识别网上会检机制的构想(王虹)
    [辽海书镜]
    现代性预案:一种当代文学史的阐释空间——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刘芳坤[1] 罗文军[2])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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