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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当代课题
  •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而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催生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凸显了实践、文化、科学和发展在当代哲学反思中的重要地位。反思当代辩证法理论的生活基础,把握当代辩证法理论的总体特征,探索当代辩证法理论的主要内容,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基础性课题。
  • 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以西安和青州为例
  • 如果把当下迅速展开的新一轮城镇化(主要体现为大城市的重新布局和中小城市的规模扩张)理解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组成部分,那么,日渐清晰的是,当今的中国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一种较为绿色的城市化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主义向度可以大致理解为:城市生态景观与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持和恢复、绿色可持续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创新和推广(比如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消费等等)、城市社会生活与交往功能而不再是工商业功能的彰显(淡化经济城市或经济中心的理念),而这三重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内涵在城市规划和政府监管过程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责权体现。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山东省青州市为例,如果说西安市大量人文历史遗址复建项目体现的是城市重新布局与功能调整中的生态主义考量,那么,山东省青州市花博(会)园建设所带来的城市东南扩张所体现的就是县级城市规模扩张中的生态主义思维,尽管这其中都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尽人意之处。
  • 论环境伦理制度化的依据、路径与限度
  • 人类道德培育的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控制力的失效,呼吁道德建设走伦理制度化之路。作为道德建设日益重要的部分,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是环境道德建设的未来趋势,也符合环境伦理作为一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伦理的特征,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环境伦理制度化主要有环境伦理基本原则和要求自身的制度化以及环境伦理渗透到已有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当中的两种制度化路径。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既具有一般伦理制度化的普遍限度,也存在其特殊的困境。
  • 从异化劳动到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逻辑
  •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通过控制人的异化劳动和割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最初的对立,并利用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持续地消解着人的总体性和自然的主体性,将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即生态危机,进而将生态危机还原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和制度危机,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平衡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 资本主义“功能性整合”与“补偿性消费”批判——安德瑞·高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探微
  •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确保其资本逻辑也即经济理性的扩张,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采取了功能性整合的策略。这样一种整合是“非自主性”的,超出个体的理解和控制之外的,并将导致社会的分化、理性的分裂、生活和工作的分离以及人的异化。因而这样的整合对于个体而言是异在的,并遭到了反抗。为此,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新的整合模式——福利性的补偿性消费政策。高兹强调,这一策略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展和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新工具,必将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工人进一步物化并深陷于消费主义之中,进而使国家与社会进一步分离.其结果是乔治·奥成尔的恶梦的现代版将成为现实。
  • 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卡尔·施米特与马克思的论战
  • 西方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极为浓重的理性色彩,这可以看做是西方人所具有的思维特质。马克思作为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出于反对不同论敌的需要,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并从经济、技术、历史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剖析。然而,这些批判在片面强调敌友政治逻辑的施米特看来,就是三种理性专政的现实表现,由此就引发了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 自由的可能性之思——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释义
  • 自由的可能性论证首先开始于康德哲学的一个预设——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通过区分,康德提出,自由和自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这样,康德在现象界之外,在自然领域之外,开拓出了自由的可能性。进一步地,通过自由这一宇宙论理念的论证,康德指出,宇宙论理念是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些包含着无条件者的条件序列,始于自由的理性。自由的理性是现象领域的根据和前提。最后,康德证明了自由与自然法则可以共容共存。至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由的可能性论证证成。
  • 道德的起源:经验与超验的两种维度
  • 道德起源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围绕道德的起源,有三个概念需要界定:道德、起源的范畴界定以及起源的历史考察。范畴的界定是道德起源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该问题的研究路径,乃是围绕道德究竟起源于人的经验,还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认知世界之外而展开。道德自产生后,作为一种文化,发挥着自己应有的规范作用。反思道德的起源,在于从道德产生的必要性及规范性中,反思中国现实社会的道德之维。
  • 科学发展与东方大国的崛起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国情。东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对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学习西方和全面变革。大国包含地域、人口两个方面的含义。协调区域发展是疆域大国发展的必然要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走全面、协调、可持续之路,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早日实现东方大国的崛起。
  •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及其应对
  •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公众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的不畅和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与公众良好互动、政府对公众利益需求及时作出有效反应和回复、搭建制度平台,是畅通政府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音乐文化发展——基于辽宁的阐释
  • 区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这一区域各民族共同发展创造所得。通过对辽宁区域音乐文化的深度关注、发掘与传扬,充分利用区域音乐文化资源深入开展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音乐创作与科研实践,推动区域音乐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高等音乐教育资源与区域音乐文化资源的对接,实现两者的功能转换,进一步促进辽宁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
  •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若干思考
  • 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坚固屏障。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和斗争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走向终结,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中国“西化”、颠覆的图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日益显现出复杂难控的局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大众乐于接受和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构筑起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体系。
  • 论管理学的人文属性及研究方法
  • 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管理学是不是科学以及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而展开的。从管理理论的演进或者从管理学发展的整个轨迹来看,可以从人文的层次来认识管理学:管理学是关于人的学问,管理理论经历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变,管理研究方法呈现出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趋势。
  • 论第三部门与服务型政府内在逻辑的契合
  • 政府与第三部门是公共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二者既不相互对立也不相互取代,而是逐渐走向合作。其合作的基础是因为它们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为在行动起点、价值理念及行动目标上的逻辑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也存在着对抗性的一面。第三部门的存在当然不是为了与政府斗争和反政府,而是为了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补充政府在履行社会职能方面的不足。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离不开第三部门的充分发展与不断强大。
  • 法人名誉权侵权法保护的实证研究
  • 与自然人相比,法人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法益关系更为紧密。明晰法人名誉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不仅涉及法人名誉的保护,亦有利于维护其他法益。鉴于我国法人名誉权法律制度规定简略,以司法实践为视角分析我国法人名誉权保护现状及不足则尤为必要。现行法将法人名誉权保护诉诸于侵权责任法。司法实践中,法人名誉权侵权责任构成、抗辩事由、责任承担是廓清其与其他法益边界的主要工具。对法人名誉权保护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对法人名誉的非财产利益损害缺乏关注。扩展法人名誉权损害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救济方式,能实现侵权法在保护法人名誉利益方面的补偿及预防功能,从而周延保护法人名誉权。
  • 人事保证制度合理性质疑
  • 人事保证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乱象,内射出人事保证在实践中被用人单位所滥用,偏离了制度内在的目标和应有的价值,走向了制度异化的误区。在当前劳动力供求失衡的严峻事实面前,人事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劳动者就业权实现的藩篱和屏障。鉴于人事保证制度与弱势劳动者权利保护基本精神存在内在冲突,有违民事担保法的基本原理,无法回应和满足现实的诉求,我国劳动法不宜确立该制度,而应该采取其他替代方案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隐名出资行为的法律规制: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之理解
  • 隐名出资可以基于不同的形成原因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隐名出资所涉法律问题不同,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采用“平面型”思维,仅对隐名出资中典型形态即当事人通过明确隐名出资协议确立的隐名出资行为进行规范,存在一些隐藏型法律漏洞,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若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是应当采用“立体型”的思维模式,即应当从隐名出资人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视角来思考相关问题,唯有如此,司法解释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
  • 从引注看民间法研究的新趋势及科际整合
  • 以《民间法》第八卷为考察对象,从引注的角度考察民间法研究的现状及民间法研究中的科际整合问题,可以发现和揭示目前民间法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现象,从而推动民间法的研究:第一,民间法研究呈现出“流派化”的倾向,研究视角、使用的理论资源等都体现了不同学科对民间法的关注,民间法研究体现多元化的趋势,第八卷中粗略的分类就展示了民间法研究的法律史进路、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以及法理学进路。第二,几种进路之间的比重是不均衡的。大体上法理学进路是民间法研究主流,法律史进路也较多,而人类学/社会学进路相对较少。
  • 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诉讼的理论基础及立法逻辑建构
  • 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行使中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法院在设立责任基金的程序审中认定责任限制权;其二,以抗辩权界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律属性。应以形成权界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律属性,以形成之诉界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诉讼类型。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诉讼的规定。要构建这一诉讼制度,必须突破现有的立法结构,并且协调好新设制度与现有法律之间的衔接关系。
  • 中俄传统婚姻法文化比较研究
  • 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到本国民族精神、风俗习惯、宗教渗透和法律传统的影响,具有各自丰富的内涵和特征。中华法系的“婚姻门”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婚姻观念和伦理特征。俄罗斯传统婚姻法受到民族习惯法、拜占庭教会法以及世俗法典的多重影响,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和民族性。从结婚的程序、条件以及婚姻的解除和离婚三个方面,历史地考察中俄婚姻法文化的内容和特点,更为生动地展现两国文化特征和文化差异。
  • 文化中的法治要素探析
  • 文化建设从学理上划分大多与政治学挂钩,实际上,文化的独立性与法治的价值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现在,文化中还有很多非法治因素,只有去除这些因素,才能规范文化行为和思想,这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的体现,法治要素在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文化管理和文化交流方面分析法治所发挥的规范性作用,对文化的开放性和交流的顺畅性是十分必要的。
  • 法律的效力与实效概念辨析
  • 法律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是法律的拘束力,而是法律成其为法律的资格。因此严格和正确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和实效的关系,并非指法律的拘束力与其实效的关系,而是指一条规则是否具有法律的资格或身份与它是否得到实际遵守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一条法律是否具有效力取决于它所属的那个整体法律制度是否具有实效,即整体意义的法律实效是法律效力的基础和前提。但另一方面,一条法律在具体层面是否具有实效,则不影响它的法律资格,即具体意义的法律实效则与它的效力互不相干。
  • 论我国行业协会产品责任基金制度的构建
  • 行业协会具有会员自律职能,是解决产品责任事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在现实中,行业协会的传统责任承担模式无法将会员利益与行业协会利益相统一,难以实现自律职能。构建行业协会产品责任基金制度,可将会员与行业协会的利益、会员与会员的利益有机结合。若因有会员违规需行业协会承担侵权责任时,赔偿金从产品责任基金中支付,而基金来源于会员提供的保证金。据此,以行业协会为纽带在会员与会员间形成自律监督机制。
  • 从经验到原则:解读信访工作新理念
  • “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是基于信访实践提出的信访工作的全新理念,涵容着关于信访本质、信访价值的时代性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给出了解决社会转型期间诸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本体论承诺。这个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信访工作将把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和社会发展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贯彻作为自身的努力方向。
  • 关于保障性住房出售政策的初步构想
  • 随着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会不断增长,因为结构以及资金和财政负担等问题,保障性住房的出售会成为必然的选择。保障性住房的出售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性住房出售的目标、原则、阶段安排、房源、对象、主体、方式、价格、收益分配、程序、管理,明确这些问题是制定科学的出售政策的前提条件。
  • 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oECD成员国的经验与启示
  • OECD成员国在创新方面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一系列保障劳动者社会经济权利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研发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保障。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发展遭遇刘易斯转折点,更需要从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健全政府的间接干预机制和加大就业扶持等方面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 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与评价方法研究
  • 经济安全与独立的经济主权相联系,我国的区域经济安全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区域因素。当地区经济自身安全防范能力薄弱,或受到国外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外部冲击影响而面临经济风险,并能够威胁到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时,就存在地区经济安全问题。因此,需要从影响我国经济安全能力与条件的内外安全维度出发,构建度量国内区域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 住房公平与政府正义
  • 住房公平是政府正义的旨归,住房政策公共性缺失是住房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窄、对象偏离和目标背离等引发了住房不公平现象,应在政府正义的基础上,树立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培育住房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切实促进住房公平的实现。
  •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与机制
  •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决定了矿产资源是今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瓶颈性制约因素,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所面临的基本形势是矿产资源总量大、人均少、禀赋差、供需矛盾突出、利用水平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存在着粗放开采、效率低,浪费与破坏严重,技术落后,矿产品深加工不够,综合利用率和附加值低,监督治理不到位,矿产资源开采秩序及市场竞争混乱等问题。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实行“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互通有无,确保安全”的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战略,同时要进一步落实节约、绿色、和谐与可持续战略,并尽快建立完善矿产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能源需求动态计量分析
  •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测算价格、经济增长、人口、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技术进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能源系统的动态变化,为能源规划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市化对能源需求有正的冲击;人口、产业结构对能源需求有负的冲击;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对能源需求的冲击并不显著。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能源需求的贡献度最大,人口和城市化对能源需求的贡献度次之,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对能源需求的贡献度最小。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规划是实现中国节能目标的重要路径。
  •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 晚明儒家传统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重建
  • “忠臣”、“孝子”、“义士”、“烈女”之类的儒家传统模范,是一种模式化的范型人格。明朝廷藉旌表、从祀两途树立“先进”遗风,塑造为时人或后代所敬仰的道德典范。晚明是社会与文化精神发生变动最为明显的时期,传统的道德模范、楷模受到了来自官位权力、金钱财富两个方面的挑战,逐渐趋于崩坏。通过对异端的全新诠释,晚明开始重建新的典范,其内在的变迁理路则是“英雄”、“豪杰”取代“儒者”,“义夫”取代“节妇”,“狂狷”取代“中行”,进而导致超越传统模范的“时尚”人物的广泛出现。进而言之,能否成为新的典范,不再取决于官方认可的道德规范,而是来自有着全新标准的民情舆论。
  •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 略论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 近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末民初,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对农村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企图将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以有效地控制乡村社会资源。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通过推行区村制度来实现的。其实质是省政府努力将其权力在乡村中扩散,从而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早期现代化。
  • 论古罗马平民与宪制关系的变迁
  • 古罗马集君主、贵族、平民三种成分于一体的混合政体,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亮点,被誉为是具有稳定性的“最佳政体”。在由元老院和执政官所主导的社会中,平民虽然地位低下,没有公民权,但拥有“自由民”的身份,存在原始民主的萌芽。平民的斗争导致了宪制的深刻变革,平民获得了与罗马人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 从马克思到巴赫金:审美交往的一段问题史
  • 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思考主要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在马克思思想的不同时期,“交往”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并形成了普遍交往、现实交往、交往异化、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交往理论。其二,马克思更多的精力花在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交往方式、形态、活动的研究上。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发展可能性,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中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巴赫金的交往思想成为马克思交往理论当代发展中最贴近审美活动的思想,或者说,只有到了巴赫金那里,马克思的交往实践思想才真正转化为审美交往理论。
  • 社会美育与大众传媒的艺术性要求
  • 美育对人性的丰富美好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语境中,通过社会力量发挥功能的社会美育对于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美育使人的情感得以丰富和协调,从而促进人的主体世界的和谐,进而促进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美育的重要途径,其娱乐性、图像化等特性都包含审美因素,应进一步从整体上提高大众传媒的审美含量和艺术性质,使之对人性完善和社会和谐起到有益作用。
  • 道家“善行无辙迹”理论的美学发微
  • 建立在道“无”基础上的老子“善行无辙迹”理论,是对体道之行的过程和结果的本质标定。在美的创造和显现方面,无辙迹的善行主要体现为:道法自然——归根复命,循道之规律而行;朴素无华——不以一己之小巧斫伤对象之本真;大美不言——希声、无形、象罔求之。
  • 文本即事件:对话视域中的审美对象
  • 对话美学思想的文本观,既区别于传统主客二元论美学模式中的文本观,同时又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对话美学思想中,文本是自律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是审美主体间对话关系的本质体现。
  • 陆贵山教授的文艺学思想探析
  • 陆贵山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推动了关于文艺真实性、“恶的历史作用”、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历史责任等问题的大讨论,提出并建构了审美主客体的统一与倾斜、宏观文艺学、文学系统本质等重要文艺理论,主张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文艺学研究要富有开放性、包容性,尽可能综合一切文艺现象与文艺思潮,倡导“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研究思路。
  • 现代性的困境与生态审美意识的生成
  • 生态审美意识是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审美是与中国现代性启蒙一起生成并发展的,体现了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下生态主义意识崛起的必然。在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中,现代生态审美意识确立生成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幻象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转向自然,开始寻求精神的还乡之旅,而现代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中心主义遭到解构,生态主义观念应运而生,生态审美意识逐渐成为文化的自觉。
  • 物本主义的文学价值
  • 物本主义属于哲学价值论范畴。新小说派把其美学概括为“物本主义”,强调物的重要地位,强调通过对物的直接描述达到反映世界的目的。新小说派的物本主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其文学成就表现在事物图景的复制性、语言的直指性、物像的空缺性和不确定性、场景转换的寓意性、重点物像的隐喻性、人物的影子性和虚置性、意境的凄迷性等方面。但人物虚置所抵消的艺术表现力、物的堆砌所形成的艺术上的视觉疲劳,却是明显的缺憾,也是新小说缺乏生命力的主因。
  • 论《圆观》与三生石意象
  • 唐人小说《圆观》,利用佛教轮回思想,构设了一个似幻而真的时空背景,将李源与圆观的交谊植入两世轮回之中。小说中李源与圆观的友情,没有因为生命的轮回而改变泯灭,特别是李源信守与圆观的约定,如期再赴圆观来世之约,突显了一种朋友之间真挚不渝的可贵友情。小说中见证李源与圆观两世情谊的三生石也因此成为代表和承载前世缘分的特定意象,成为民间因缘轮回观念形象化的替代之物。唐以后,有关三生石的各种传说又逐渐演变,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由前世因缘演变为男女之间的前世姻缘。
  • 论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美学精神
  • 陶渊明的诗意栖居表现为对躬耕田园生活作诗意化的体验和表现,其具体美学精神是对任真自然、身心自由境界的追求;是与劳动创造、美酒、诗书相伴的美好人生;是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亲友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是委运随化、坦然接受死亡的生命态度。这种境界追求、美好人生、仁爱情怀和生命态度四位一体,分别从感性的生活体验和理性的生命思考,建构起陶渊明诗意栖居的动人的美学精神景观。
  • 试论明杂剧与古代侠文化的生存与传播——以叶宪祖《易水寒》为中心
  • 从侠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明杂剧中侠义题材的作品在与侠历史、咏侠诗词、侠义小说的交融互动过程中扩大了古代侠文化传播的领域,拓宽了侠文学生存的空间。叶宪祖杂剧《易水寒》在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该剧不仅重塑了侠者形象,弘扬了侠义精神品质,而且作品援诗入戏,大量采用咏侠诗句,对于侠文化在明代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古代咏侠诗的传播与接受意义重大。
  • “化入树干而滋生”——论穆旦的抗战
  • 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穆旦,在抗日战争中毅然放弃大学教职,从军赴缅参战,走过了野人山,创作了不同凡响的抗战诗歌,为中国的抗战诗增添了异彩,为现代文学做出了贡献。穆旦又是一个富有思想的“军人”,他出于人本观念,对战争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罪恶,描写了复员军人无所适从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战争诗的最高精神——和平。这是穆旦最为深刻的思想和最有价值的诗歌。
  • 论陈染小说艺术中对常态的反叛
  • 陈染的小说创作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架构。其小说借鉴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注重人物的内心独白,在叙述中形成空白点,表现出作家对现代知识女性幽微的内心世界的关注,给人冷峻陡峭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想象空间。陌生化和诗化的语言,显示出作家卓越的语言天赋,并呈现出小说文本的诗性特征。小说中怪异意象的运用,表现出作家独特的审美力和背叛一切常态的写作追求,形成了其小说文本诡秘、幽渺的独特审美空间,给当代文学史留下一系列充满奇异魅力的意象符号,给小说写作提供了探索性的崭新视域。
  • 爱情故事底层的宗教探索——以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为考察对象
  • 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历来被看作是一部杰出的爱情小说,但若将其纳入作者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所构成的历时性大框架中再作解读,仅仅得出这样的结论难免有所缺失。《查密莉雅》那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后面隐藏着的,是贯穿于艾特玛托夫整个创作历程中的“内核”——宗教探索精神。
  • 中国冈察洛夫研究述评
  • 中国冈察洛夫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早期介绍、20世纪上半期研究和20世纪下半期研究三个阶段。对冈察洛夫的了解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40年代,冈察洛夫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成中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本不断完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侧重于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学评论和游记等方面。推进冈察洛夫研究的新的突破点在于,要重视把思想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从人物思想演变、创作倾向等方面作出新的阐释;要放开视野,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为背景分析、评价冈察洛夫艺术创作。同时应该充分开展比较和综合研究。
  • 本刊启事
  • 为进一步提升期刊学术质量,提高学术公正性,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社会科学辑刊》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现已经年,现将有关事宜再告如下。1.本刊只接受作者寄交的符合本启事要求的文字稿,凡不符合本启事规范要求者,视为无效投稿。
  • 近20年古汉语动词研究综述
  • 动词在古汉语词类系统及词汇系统中均居重要地位,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却比较冷清,研究成果亦比较有限。近20年来随着动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明显增多。从研究对象看,这些研究可大别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前者又有专书研究和共时断代研究的不同,后者则有通史式演变研究和断代式演变研究两种。其中专书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但断代研究还有许多空白,亟待加强。从研究内容看,或侧重语法研究,或侧重语义研究,或两者并行。从研究方法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等均已开始被有效地应用。同时,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全方位地研究古汉语动词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运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动词类聚和运用配价理论研究动词组合就是其代表。
  • [城市生态构建研究]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当代课题(孙正聿)
    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以西安和青州为例(郇庆治[1,2])
    论环境伦理制度化的依据、路径与限度(王国聘[1] 李亮[2])
    从异化劳动到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逻辑(田坤)
    资本主义“功能性整合”与“补偿性消费”批判——安德瑞·高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探微(汤建龙)
    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卡尔·施米特与马克思的论战(刘增明)
    自由的可能性之思——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释义(徐晓宇)
    道德的起源:经验与超验的两种维度(张苓)
    科学发展与东方大国的崛起(杨宏雨)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及其应对(娄成武[1] 钟俊生[2])
    区域文化视野下的音乐文化发展——基于辽宁的阐释(白玮[1] 宋洋[2])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若干思考(赵兴伟)
    论管理学的人文属性及研究方法(郭岩 杨宜苗)
    论第三部门与服务型政府内在逻辑的契合(赵敬丹)
    [市场经济视域法律制度实证研究]
    法人名誉权侵权法保护的实证研究(蔡立东)
    人事保证制度合理性质疑(景春兰[1] 辜明安[2])
    隐名出资行为的法律规制: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之理解(朱识义)
    从引注看民间法研究的新趋势及科际整合(陈冬春)
    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诉讼的理论基础及立法逻辑建构(李伟[1] 关正义[2])
    中俄传统婚姻法文化比较研究(李琳)
    文化中的法治要素探析(蒋德海)
    法律的效力与实效概念辨析(程刚)
    论我国行业协会产品责任基金制度的构建(姚旭)
    从经验到原则:解读信访工作新理念(唐淑凤)
    [经济理论前沿与热点]
    关于保障性住房出售政策的初步构想(曾国安[1] 阳玉[2])
    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oECD成员国的经验与启示(赖德胜[1] 陈建伟[2])
    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与评价方法研究(顾海兵 张安军)
    住房公平与政府正义(卢珂[1] 李国敏[2])
    [可持续发展与能源经济]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与机制(李政)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能源需求动态计量分析(杨肃昌[1] 韩君[2])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赵轶峰)
    晚明儒家传统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重建(陈宝良)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陈尚胜)
    略论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王凤杰)
    论古罗马平民与宪制关系的变迁(程旸)
    从马克思到巴赫金:审美交往的一段问题史(曾军)
    社会美育与大众传媒的艺术性要求(张晶)
    道家“善行无辙迹”理论的美学发微(孟庆丽)
    文本即事件:对话视域中的审美对象(程金海)
    陆贵山教授的文艺学思想探析(秦勇)
    现代性的困境与生态审美意识的生成(隋丽)
    物本主义的文学价值(刘宁宁)
    论《圆观》与三生石意象(熊明)
    论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美学精神(曹章庆)
    试论明杂剧与古代侠文化的生存与传播——以叶宪祖《易水寒》为中心(贾立国)
    “化入树干而滋生”——论穆旦的抗战(李光荣)
    论陈染小说艺术中对常态的反叛(李磊)
    爱情故事底层的宗教探索——以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为考察对象(张帆[1,2])
    中国冈察洛夫研究述评(郝丽娜)

    本刊启事
    [可持续发展与能源经济]
    近20年古汉语动词研究综述(武振玉[1] 周晓凤[2])
    《社会科学辑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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