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3年第01期
  • 接受理论的悖论
  • 西方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影响甚大。姚斯的以读者接受为中心的文学史模式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伊泽尔的“审美响应理论”等均放逐作品本文,过度抬高读者接受的地位,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他们的论证中又离不开作品本文,便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路子,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 特约评论人语
  • 一个人的青春是美丽的。一个学者的学术青春更美丽,更富有魅力。当我看到袁世硕先生近期撰写的《接受理论的悖论》(以下简称《悖论》)时,第一感觉是为这位著名的文学史家的学术青春爆发力n1好。袁先生是以孔尚任年谱与《桃花扇》、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等明清文学研究而蜚声国内外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年逾八旬的学者,竟以锐敏、宽广的学术视野,破门而出,向姚斯、伊瑟尔、费什三位世界级的接受美学大师发出了挑战。这是中国文学史家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向世界接受美学的学术挑战。我对袁先生的学术胆识和勇气,深表敬佩。
  •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 普世价值一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革和转型,最后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在时照q-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核心价值一文明自觉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文明对话的主导模式。
  •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粱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史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 中国现代价值哲学的艰辛开拓——张岱年价值哲学的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
  • 张岱年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价值哲学的重要创立者,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价值热”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张岱年价值哲学包括一般价值论和人生价值论,其“形性一功能”价值范畴体现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古典价值论的融合,内外价值论开现代生态伦理学之先河。张岱年价值哲学为世界价值哲学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本土化理论资源,这有助于我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 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
  • 上博简和郭店简皆有《缁衣》之篇,可以与今本《札记·缁衣》对读,为我们认识早期儒家思想的变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民众的基本认识,早期儒家一方面看到了民众中有“淫”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强调在上位者关注民众的合理诉求,即“民欲”。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
  •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 裴驷《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 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
  • 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这里的社会分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大地主)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规制约,多沉湎于本能型的享受,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国家,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
  •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12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
  •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 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 现代作家日记,数量大,内容丰富,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现代学术领域。日记是作家情感世界真实的投影。“五四”前夕,胡适在日记里发出了“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呐喊,鲁迅日记记录了划时代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历程。身在海外的吴宓,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却毫不理解,不知所措。当时的吴宓日记就表现了他那忧心如焚、痛不欲生的郁闷心境。1940年代后期发生的闻一多遇刺事件,在叶圣陶、朱自清等一批作家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日记集中地展示了他们精神上的焦虑、愤懑。焦虑和愤懑化为行动,促使一批作家集体乘船北上投奔解放区,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向。20世纪后期,杨沫、巴金、俞平伯、陈白尘等几代作家的日记,更从不同侧面,逼真地呈现了作家在无法抗拒的暴力面前的愤慨与无奈,具有历史深度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唐与罪恶。百年作家日记也是一座无所不包的现代文学史料库,举凡作家早年出国考察的发现与惊喜,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具体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乃至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较少见到的作家出言无忌的创作评论,在日记里都表现出了特有的个性与精彩。现代作家日记研究面临两个紧迫任务:一是开展对日记的抢救与整理;二是在整理过程中加强对日记的辨伪与阐释。文学史研究与日记研究的融汇,将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真,带来已有研究结论的丰富与改写。
  •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丈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故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 吕荧先生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
  • 吕荧先生是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美学家,一生多病、多难,却:眙终不改“真”而“纯”的艺术理想和求真爱美的人生操守,纯正做人,倾心治学,在动荡困顿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文学翻译、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论著。他为人真诚真率,爱憎分明,坚守学术真理,维护人格尊严,成为当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坚定捍卫并深刻阐发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真实性观念,强调艺术之“真”包含着作家主观情感上的真诚、真挚,更要求作家在理智认识上真实地把握客观生活现实的本质,要求在理智和情感深深地透入现实的运动过程中,揭示出现实的运动和发展,既表现现实,又变革现实;他不仅懂得艺术中的关,珍惜生活中的美,而且将对美的理性思考凝聚为美学的探讨,提出并论证了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学大讨论中四派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于今观之,吕荧先生强调文艺家应以实践的姿态介入现实的运动过程,作现实的变革者、44造者,强调关的本质的思考不能囿于哲学认识论一隅,需要从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三方面进行探讨,特别是他通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命题的再阐发,试图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自然人化观念为依据,在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来论证美和美的观念的历史生成,打破由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分野而在心与物、美感与美的二元分离上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困境,不仅在当时具有理论独特性,在当下和今后的文艺学、美学研究和观念建构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 Abstracts
  •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儒学史论文献汇编暨中国古代史论研究”介绍
  • 史论是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中国古典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史论中既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品评及对具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对抽象历史运动规律的体认与洞见。它是古人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解释,是史识的凝聚、历史智慧的结晶。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6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