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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3年第05期
  • 《文史哲》设立“年度名篇奖”
  • 《文史哲》创办新栏目
  •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 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27件逸氏铜器,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可分为3组8篇,并应与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其中的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将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顾实以历法立论.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自当为周书;顾颉刚以战国形势扣中西交通立论,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具有极高史料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一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二是文约事详,简而有法;三是不没其实.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山(林)水(畔)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 “文化侵略”源流考
  • 20世纪初,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 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 宗教文化的法律定位——兼论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法的变革趋向
  • 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以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提升为中心,但国家的较量也是人心与人力的抗衡,国民意志与民族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都超越了国家政治控制的范畴,形成了世界主义的发展体系.必然羁束着国家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不可漠视宗教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凝聚力或制约力;不可希求先进的物质文明会改变所有教徒的行为举止,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向着消除宗教影响的方向演变;不可幻想宗教文化一蹴而就地被其他文化所取代。
  • 论道教的洞穴信仰
  • 向往返还与天地合一之境,寻觅洞室或利用堪舆术发现“地穴”,因之设立宫观、御炁修真,冀以回归母体,得道成仙,这就是道教的宗教理想。在其信仰支持下,道教的洞穴和建筑被认为具有生命转化功能。此乃道教建筑的功能和文化规定性之所在。
  • 孔子之“乐”与“体验理性”的现代意义
  • 由于礼、乐相关。孔子的“乐”(音乐)论在儒家学说中历来备受关注,而“乐”(愉悦)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本人对乐(愉悦)的青睐,从“知”、“好”、“乐”三种递进境界的分置中可以辨析出来:”知”道是一种功利的探索,“好”道是一种外在的求索。“乐”道则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包括客观规律在内的社会生活。这种“乐”论是一种体验与理性的紧密结合,它所启悟的“理性体验”对保持现代化压力下的人格完整,纠正“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庄子蝴蝶梦的新解读
  • 庄子蝴蝶梦寓意丰富。前人解读只在文字训诂和义理分析,我们认为还要重视精神心理分析。其内在意蕴主要包括:主体自我的“物化”体验,自由快乐的“逍遥”心态,消解物我的“齐物”之义。
  •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与玄学的兴起
  •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是在“同”与“统”、“变”与“常”的纠结中向前推进的。不论是“三同”还是“一统”,天、道都是既变又不变,儒家天道必须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百家之统合其实不在于学派的门户。而在于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说明致极归一、以一会众的道理。玄学作为儒道兼综而搅起魏晋学术变革波澜的产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孔、老二圣会通起来。儒道轮替交织,“三玄”因变而兴起。“性与天道”玄之又玄,但玄虚亦需要周乎时变,从而走出一条既不回避孔老的对立冲突、又能将双方引向互补共济的新路。
  • “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 “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可谓是“自嘲”的艺术,“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还在于有所寄托,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实则有绚烂作底;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注重细节,三言两语足以传世,这种笔墨功夫,源于《世说新语》,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好梨园。”
  • 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 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包括情爱、情欲、性爱)。二是突破“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的成因主要有三条:一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互相影响,使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二是元代轻视科举取士制度并歧视汉族人。使元曲作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从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三是道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全真派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使元曲作者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变化。
  •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最后,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
  •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评论视角。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由于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宗教文学研究陷入政治性否定的误区,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被“局限性”设定,某些世界文学名著被误读乃至曲解。许多论说至今仍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评论界出现了新的批评话语,把希腊精神、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与挑战。实际上,在构成西方文学精神的悲剧意识中,渗透着复杂的宗教思想;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其后的人道主义,也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是浓厚的宗教情怀赋予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磅礴的道德激情,成就了他们创作的不朽;就连20世纪打着反叛旗号崇尚“自我”的诸多现代派作家们,也没有放弃过寻求上帝的努力。基督教文化视角烛照下的文学研究,预示了外国文学史重构的新方向。
  • 色彩意义演变发展的语言诱因
  • 色彩意义是包含了诸多色彩类聚的词义内容,致使其演变发展的语言内部原因也因此呈现复杂化、多元性特点。语言系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词义系统的发展、不同色彩意义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造词法、构词法、构形法的逐渐丰富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语言要素都程度不同地构成色彩意义历史发展的致变因素。
  • 福柯的“生存美学”
  • 福柯于晚期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而提出了自己的“生存美学”思想,主张个体经由伦理-美学的途径自我构成为主体。这一思想既吸收了古典智慧,也发挥了审美现代性精神,同时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审美之路相通。它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水墨艺术的三种文化面相
  • 水墨艺术的“精美情怀”,将法度与性情关系的个性化理解作为创造的动力;水墨艺术的“文人情怀”,赋予了这种创造的率性与意趣以道禅学养的功力与心态;水墨艺术的“民族情怀”,则是走出古典形态的书斋领域而参与当代生活的实践品格。这三种文化面相的结合与发展,不仅丰富着人们对水墨艺术的理解与体悟,而且使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孕育着活泼的当代生机。
  •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
  •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在20世纪后期的华人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着力揭示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学与西方传统诗学美感视域的差异的同时,又极力探寻它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汇通之处。在这一“同异全识”的比较诗学框架中,庄子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揭示这一点,既有助于去除西方诗学对中国诗学的遮蔽.也为中国诗学通于世界、通于当代、实现其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启示。
  •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渊源、师业承受、个人经历铸就了他独具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求实求真的执着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 社会问题:过程及其实践的空间
  • 社会问题的传统研究有客观化、静止化、实践空间狭隘化的倾向,而且,还有外在性的特点。社会问题的形成与存在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社会问题是在就推断事态的认称(以及事态中的人们的问题认称)、针对推断事态认称的社会话语(作为对认称的回应)和国家/政府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由于社会问题自身的实践性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要求国家、政府采取集体行动(社会政策)进行回应。从主观角度和“问题群体”的主体角度看待社会问题,能使我们在社会问题的应对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实践空间。
  • 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
  • 关于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的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林兹建构的威权政体的“理念型”和奥唐奈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政治高压、经济成长”模型并不能被拉美和东亚大多数威权国家发展的经验事实所印证。在威权体制下要达成经济现代化,某些结构性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均不可能。政治转型的主要研究途径——结构分析法和策略互动论各有优点与缺失,将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与政治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策略互动联结起来分析,可能更有助于解释威权政治转型的原因、过程与结果。
  • 社会控制:关于司法与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
  • 对司法功能的恰当认识是增强有关司法的知识、进行司法改革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而司法与社会最一般的功能联系,可以诉诸社会控制的概念予以解释。作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社会控制形式,司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了:它是法律规范与组织化力量的结合;是对个别行为的直接控制与普遍行为的张力控制的结合;是法律权威与司法角色行为影响力的结合;是公正价值与司法制度的结合。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司法也居于正式的、专门的、最高的地位。
  • 文本与实践: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当代诠释
  • 当代资本主义借助高新科技,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新经济”。资本主义历经危机而不衰的生存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但是,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多少马克思未曾料到的新情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时至今日仍然是正确的。
  •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拓宽了研究领域,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如整体性研究缺乏,微观性研究失衡,史料有待于挖掘扣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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