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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4年第01期
  • 自然之美的理论还原
  • 在面对自然美的问题上,传统的“实践美学”会遇到双重诘难:从理论上讲,这种美学观点并没有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局限;从实践上讲,恰恰是那些没有经过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才具有着一种先天的美学价值。因此,要摆脱自然的从属地位,使其获得一种伦理性的尊严,就必须放弃“实践美学”的理论偏见,以审美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自然。
  •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 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关于辽西区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思考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长江下游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 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
  • 近代商人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也为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洪流。他们对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功能、教育对象的理解和阐述,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观念;他们以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并通过办学活动如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校风校貌的建设、对高水平办学质量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实践。
  • 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
  • 20世纪上半叶赣闽粤三边地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在行政机构设置的专业化,民众组织和社会整合的社区化、社团化与行业化,对社会经济的管理重在引导与服务和重视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呈现了与传统政府管理职能的不同特点和逐步向现代社会缓慢转型的趋势。在中国自清末“新政”开始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它构成了该地区百年来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阶段。
  •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 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 政府消费的物资,究竟哪些需要购买?应购买多少?这是制定政府购买预算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主要是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两者相比,供求形势居于主导性基础性地位,运输状况则起辅助性调节性作用。
  • 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结构
  • 编年体时间框架的建构,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轴心,主要包括著作的主体时间的定位与内容编排中时间链的组合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时间是核心,作用是规范著作的框架与范围,保持著作的整体性;时间链不仅具有提挈内容,规范内容时间的作用,还具有强化叙事顺序的功能。然而,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不是简单地依照自然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其著作时序,经他们笔下建构的时间,虽有反映自然时间的一面,但也有为了主观叙事需要,改变时序,将时间错置,使其出现变异形态的现象,以寓含史家深层的历史思维。由于时间链有相对的自闭性,常割裂史事,因而使编年体无法成为主导性的史学体裁。
  • 话说“五至三无”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中《民之父母》篇的发表,肯定了传世文献中“五至三无”说的学派和年代,为研究儒家的形上思想提供了新材料。文中强调的“志”字和“气”字,特别是它们能“塞”于四海和四方的提法,明显是孟子浩然之气话题的前驱。而标举“必达于礼乐之原”为做好“民之父母”的务件,以及高谈“无声之乐,五体之礼”等等,则促使着人们对儒道两家关系做一新的思考,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先秦思想真相。
  •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
  • 《周易》及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注重古义和今义。《周易》的古义近于阴阳家,而今义关注伦理道德。儒家和墨家的古义是指“礼”,今义指“德义”。道家的古义指道,而今义强调效法自然。
  •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模式经历了可姑称之为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的三次变迁。审视这三次变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现代境遇下发生了观念的断裂,但这也是新的理论生长的开始;这种变迁由于是外缘性的理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理论演进的过程,因而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但在这里合理性高于和重于合法性。
  • 逻辑与形而上学
  •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是“S是P”这种句式,他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是本身”,因此,逻辑和形而上学是相通的。其间,“是”与“真”的联系至关重要。现代逻辑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是“真”,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真,因此,现在逻辑语义学与语言哲学也是相通的。运用不同的逻辑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但都显示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密切关系。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或者说,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是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 论胡塞尔现象学明见性概念的问题情境及其基本特征
  • “明见性”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但他本人对这个作为其哲学最初入口的关键性问题却始终采取一种含糊其辞的态度。不遗余力地确立绝对认识与自我负责的生活规范以及在自身意识中寻找知识的确然性是明见性概念最切身的两大问题情境,而直观性、相对于意识的直接显现、意向与充实的统一可以说是这一概念的最基本特征。这既体现出他对明见性概念的前身即确然性概念的独特理解与持续改造和发展,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显示出作为一个立志成为开启性哲学家的胡塞尔同他之前各种思想特有的关联及其自身理论的特点。
  • 巴哈伊信仰与现代性
  • 巴哈伊信仰是一种新兴的现代性宗教,现代性特征几乎浸透到巴哈伊信仰的各个方面。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宗教灵性的弱化和世俗性的增强、宗教仪式简化、宗教组织的民主化等方面。但是巴哈伊信仰本质上的宗教性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它只是涂上了一层比传统宗教更为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所以巴哈伊信仰的现代性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的现代性是不彻底的。这表现在它所提倡的宗教与科学有限度的和谐、妥协性的现代政治观、宗教经济制度的空想色彩等方面。巴哈伊信仰现代性的矛盾恰恰说明它是一种宗教而不是其他。它的现代性和宗教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在量的选择上如何适当把握的问题。这种选择将决定着巴哈伊信仰未来的发展。从巴哈伊信仰的现代性所得到的启示是,现存的宗教要想发展,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增强自身的现代性。
  •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 留学背景与建设渴望——试论现代作家的建设意识
  • 浓郁的建设意识和建设渴望,是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群体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力量源泉。这种意识不仅醒目地书写在他们的口号和旗帜上,也突出地体现于他们艰苦细致的建设实践中,并且与其知识结构中较为严格的现代科学基础训练和相对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 论文学文本的体裁分类
  • 体裁分类问题的意义内涵表现于三个方面:具体文本与总体文学的中介;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桥梁;文学传统与个人写作的纽带。文学文本分类的根据有两点,一是文本的语言形式因素,二是文本与现实的艺术处理关系。分类根据不同,分类结果就会有差异,于是就有了中外文论史上的不同文学文本分类结果。
  • “诗可以怨”与“怨而不怒”的再解读
  • “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是儒家诗学中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人与时贤时这两大命题的单独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一文,对前者的分析已到了鞭辟入里的地步。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这两个命题有着相反相成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单独分析固然重要,却难免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家元典的材料入手,合理说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橥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怨”之文化的整体意蕴。
  • 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
  • 纨绔主义既是一种凡俗的生存风格,也是一种艺术审美诉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审美性质态。纨绔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审美性因素在这个运动中不断增强的过程。纨绔主义自身蕴涵的矛盾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激化,终于使其陷入唯美与媚俗、先锋与颓废的尴尬处境。纨绔主义的困境,深刻反映了审美现代性中的矛盾命题。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
  •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命名、名称演变问题中,可以总结和汲取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一般都是在主要创立者逝世后才以其名字命名,唯有毛泽东思想是在其主要创立者健在时就用其名字命名,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2)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负双重效应,应注意将负效应降到最低点;(3)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应切忌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4)应准确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之间的源流关系;(5)应准确把握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科学内涵。
  • 90年代前欧洲一体化两大理论的历史演变
  • 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形成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两大理论流派——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前者提出,推动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决定因素来自于各种超国家力量,其归宿将是欧洲联邦。相反,后者认为一体化是各国政府安排的,欧洲联合不会超出邦联的范畴。欧洲一体化早期,超国家主义盛行,进入60-70年代,政府间主义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相辅相成;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对欧洲一体化动因和归宿做出较为圆满的解释。
  •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 《辞海》中的“毛泽东”辞条之我见
  • 关于《诗论》简的编联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上博藏简《孔子诗论》,在整理者复原的文本之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编联。与此相关的其它问题如关于留白简的认识和处理,《诗论》的体裁、性质的判断,类序的确定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激烈的争论。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自然之美的理论还原(丁来先)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葛兆光)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邵望平)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关于辽西区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思考(郭大顺)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栾丰实)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长江下游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宋建)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汪荣祖)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狭间直树)
    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温锐)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白云翔)
    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李晓)
    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结构(周晓瑜)
    话说“五至三无”(庞朴)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连劭名)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崔大华)
    逻辑与形而上学(王路)
    论胡塞尔现象学明见性概念的问题情境及其基本特征(陈治国)
    巴哈伊信仰与现代性(李维建)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留学背景与建设渴望——试论现代作家的建设意识(郑春)
    论文学文本的体裁分类(凌晨光)
    “诗可以怨”与“怨而不怒”的再解读(李凯)
    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陈瑞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赵明义)
    90年代前欧洲一体化两大理论的历史演变(李巍)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陈红太)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胡元梓)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金太军)
    《辞海》中的“毛泽东”辞条之我见(王爱成)
    关于《诗论》简的编联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杨春梅)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陈淑卿)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教育部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

    主  编: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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