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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4年第04期
  • 特约评论人:王学典教授
  • 【特约评论人语】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一项以功力为基础的志业,其传世的长短与投入劳动的多少一般说来成正比。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等价的,——学术研究之间的价值落差甚至从选题开始就已经注定。在某个时期内,
  • 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
  • 基因结构与功能的发现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它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人性作进一步的认识与阐释。基因可以说是主宰人性的原动力,其特性具有本性(自私和复制)以及习性(与环境的合作交流)两个层面。这些特性也表现在人类身上:人类的本性即动物性是由天赋决定,通过遗传代代相继;习性即文化性则可随环境改变,为个体后天学习得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各执其一端,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则更为合理地概括了人性之双重性的善恶两面。
  • 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
  • 文化与基因是否有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社会人文科学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达尔文主义入手,进而研究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本差别,显然,达尔文主义进入人性和道德等领域过程中出现的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学科,扩展了人们关于人自身的认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也留下一系列不能简单地用基因与文化的直接关系来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作深入科学的、历史的研究。
  • 《文史哲》举办南方作者座谈会
  •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新老作者的联系,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对《文史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文史哲》编辑部于4月23日在上海举办“《文史哲》南方作者座谈会”,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出于对《文史哲》的热爱,畅所欲言,就该刊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 “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下)——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
  •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位相当重要也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一生多姿多彩,既是一位政治家,在维新变法、清末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有不凡的表现,又是一位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近百年来人们从多方面展开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既为我们解读梁启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展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心路历程。
  • 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
  • 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理当把历史人物的言行当作主体研究对象,以便“知人论世”,进而品味前人的智慧与艰辛,更为坚定地把握现在,延伸未来。不过,对某些阅历丰富和才华横溢的人类个体来说,既需要重点研究,又不乏研究的难度,可谓两难。近人梁启超便是一例。时间之神随时都在充当现实的过滤器,
  • 新史学语境中的梁启超研究:再现、阐释与表述
  •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力倡以“进步史观”代替中国传统史学的“治乱史观”,由此拉开了史界革命的序幕。时光流转了100年,在中国大地几番沉浮、几经荣辱的历史学却并未成为进步史观的一统天下。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社会史潮流的兴起,
  • 从地域文化层面解读梁启超学术的平民色彩
  • 出身岭南的文化大师梁启超,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尽管无法与同时代许多著名学者相提并论,其学术影响之深远,也是后者难与比肩的。这种学术文化现象耐人寻味。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其学术有着别具一格的面貌与个性,而且更与其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有着内在而密切的关联。
  • 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 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有一些新的动向,学者们一方面多方搜集《饮冰室合集》以外的散佚作品,点校出版各种文集与全集①,并从各种角度分析其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从现代化的视野给予一个崭新的评价。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有不少学者将任公调适、改良的思想基调,以及融合中西、继往开来的精神,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君主处理臣下章奏的过程即是法律的孕育与分娩过程。章奏呈递渠道畅通是下情上达的基本保证。宋朝设置了多种机构、多种呈递方式,以确保臣庶的章奏能够通畅上达。章奏承转机构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详细的工作规范,以保障其有效运行。通过责任人员联保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安全;通过章奏承转时限制度,以实现信息的快捷传递;通过将各种章奏梳理分类,以淘汰无用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通过章奏处理情况的备案和催办制度,以监控章奏的运行。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从形式上看,仍是皇帝个人独裁独断,但其决策已不全是出自皇帝个人意志,而是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
  •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 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价值追求受到了全面冲击。出于不同的动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应程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或在表面上积极响应,或被动地顺从,或消极地抵触,或顽固地抗拒。从总体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是被迫的,是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生存需求而作出的被动回应。
  •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 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幻的历史事实
  • 先秦时期,“家”有两种含义,“六家”、“百家”之“家”,有不同涵义。而“九流”则是刘向、刘歆父子借用司马氏父子的成果,为皇家图书编目录时所使用的目录名称。后人因为对于“九流”的沿用,以及误读、推重向歆父子对于学术源流的探讨,建构了一个从王官之学到九流再到诸子的学术思想演进图,将“九流”视为学术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事实,影响了后人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正确看法,抹杀了“百家”。这其中,有不同时代的知识、思潮和“理性”,来强化、凸显这个虚幻的历史事实,后人反而不再质疑“九流”的来历。
  • 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
  • 孔子的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个体发展、群体交往和物我关系(包括天人关系)为基本对象的哲学,是一种人学。孔子基于人的生命价值逐渐被重视的社会大背景,把整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作出了“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定位;又基于这种理性判断和价值定位,阐发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有关人的权利的观点和主张。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
  • 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
  •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理念,被视为佛道的根本。慈悲理念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慈悲思想的含义简言之为“与乐祓苦”,其善行要点为布施、不杀生,其神格形象为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其内在的本质为解脱众生、成就佛果。慈悲理念的现代意义为: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有助于生态平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 论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性观念的基础主义
  • 基础主义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哲学。作为一种确证的理论,它面对的主要是“回溯论证”的问题。当代基础主义者一般采取经验论的观点。他们需要解决的,包括基础信念的存在、能够对上位概念提供支持,以及它们本身必须是自我确证的、独立于其他信念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基础主义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基础主义的理论有其合理性,这表现在基础信念是存在的,基础主义所论及的论证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基本的信念或知识的确证方法。不过,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的界定需要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
  •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 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 隋唐之交思想的自由开放与南北诗风的融合
  • 隋唐之交人们的思想兼容并存,门第观念淡化,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主张,从而促进了南北诗风的大融合。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隋唐之际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并不是那些单纯摹仿南风的篇什,亦非质朴刚健的本色之作,而是那些融南北之长的诗篇。
  •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招安”是背叛。摆脱一些教条,对招安问题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可知招安既是当时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意义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 杨绛的散文艺术
  •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 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之比较
  • 平等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过程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各领域享有同等权益,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等范畴比较,既相近似,又有不同。这正是千百年来思想界对之论说不休的原因所在。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大调整的变革时代,厘清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之间的关系,富有现实意义。
  •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法律、道德与伦理文化的审视
  • 有的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具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更多的国家则只是通过《家庭伴侣法》赋予同性伴侣部分异性婚姻配偶享有的权利。美国《婚姻捍卫法》与《互惠法》、《家庭伴侣法》的对峙,以及有关同性婚姻的判例,折射出了否定与承认同性婚姻背后的法律、道德和伦理问题。无论是否承认同性婚姻,倾听呼声、保持对话并理性思考,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姿态。
  •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 资本市场效率、利率、税收、通货膨胀、资产形态、盈利能力等宏观和微观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有较大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法律环境不完善,企业盈利能力差,资产运营效率低,代理人风险偏好等,使资本结构优化受到严重影响。应当按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最优融资策略,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功能,实现股权多元化,有效规避财务风险和股票融资偏好。
  • [人文前沿]
    特约评论人:王学典教授
    [[NULL]]
    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孔宪铎)

    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赵敦华)
    《文史哲》举办南方作者座谈会
    [史学新证]
    “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下)——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
    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郭世佑)
    新史学语境中的梁启超研究:再现、阐释与表述(李里峰)
    从地域文化层面解读梁启超学术的平民色彩(肖承罡)
    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黄克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王大建)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李凭)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傅礼白)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安作璋 唐志勇)
    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董宝训)
    [国学研究]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蒋重跃)
    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幻的历史事实(李锐)
    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裴传永)
    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方立天)
    [哲学研究]
    论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性观念的基础主义(陈嘉明)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刘开会)
    [文学研究]
    隋唐之交思想的自由开放与南北诗风的融合(张采民)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邓乔彬)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王学泰)
    杨绛的散文艺术(牛运清)
    [与名家对话]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丁启阵)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李新宇)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之比较(洋龙)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法律、道德与伦理文化的审视(王丽萍)
    [经济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张玉明)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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