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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4年第05期
  • 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
  • 技术进步对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从手工模仿.到照相复制,再到数字图像技术,图像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三种不同的视觉文化形态,相应地构成了模仿文化、复制文化和虚拟文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图像符号与现实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学观念的演变。模仿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美学观,它肯定实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和艺术家的艺术表现以及艺术符号可以真实地再现实在世界。机械复制削平了传统美学观中的一切等级和依赖关系,将模仿物与被模仿物置于同一的无差别地位,所以现代主义以一种全然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形态出现。虚拟技术消解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虚拟文化将艺术家的写实能力彻底去魅了,极大地提升了想象力,使之超越了传统模仿原则的局限。
  • 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
  • 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空间力量不仅重新型构了哲学美学上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对数字世界艺术创作和消费的观念与实践提出挑战,同时也为研究赛博空间或虚拟世界的美感经验,及其与人类思维想象空间的联系创造了更为直接的条件。数字化时代存在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赛博空间同样具有美感特质,建立针对数字化审美艺术的新媒体美学已是相当紧迫的问题,艺术家、美学家应面对挑战,担负起时代的责任。
  • 特约评论人语
  • 周宪先生的《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以一种黑格尔式的简明与深刻性,用“模仿”、“复制”、“虚拟”三个代表西方认识论和美学发展演变典型特征的概念,概括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本雅明、再到波德里亚这两千多年美学历史中最重要的阶段,清晰地勾勒出审美经验和美学观念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当代趋势。读后有一种醍醐灌顶的快感。
  • 商代继统法新探
  • 在商史领域,商王继统法一直局限在“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哪种为主的问题上。其实,“子继”和“弟及”都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继统原则。父系氏族的血缘构成,决定了氏族家长后继者对前任者而言,不是子就是弟,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真正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凭什么来决定继承人的确立。在氏族社会中,继承人的确立原则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论血缘的亲疏远近,要么论能力德行的大小贤不肖。如果按血缘原则来探求继统法则,不论作何种假设,都无法合理地解释商王传位的事实。但如果假设商王继承人是由选举决定的,则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令后世不可思议的王权罢免现象,也反映了商王继统法的选举制性质。商代继统法是原始公社选举制发展到周代嫡庶制的过渡阶段,前期承前,后期启后。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代,选举制度必然伴随着王位的争夺,引发动乱。商王室的继统法不得不改造为王储制度,由此开启了周代嫡庶制的先河。
  •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 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形态
  • 服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所具有的历史信息含量是巨大的。古代服饰的发明和流传。初衷是御寒和生存。而后逐渐增加了舒适美观的功能。古人思索服饰与生存的关系而出厚生的观念。统治者推广服饰,关怀民生。同时又通过服饰辨等威而定秩序。上述理解也是对《易经·系辞下》“垂衣裳而天下治”一语的合理解释。
  •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质疑“开放的贵族”说
  • 成员流动是贵族阶层维持自身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有多种途径。国王的恩宠、有利的婚姻是两个主要的向上流动渠道,但也时常夹杂其他因素,如积聚财富、从政。而家族绝嗣和剥夺爵位则是向下流动的主要渠道。英国贵族成员流动的开放性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这一流动并不是跨越阶层界限的运动,只是贵族家族的地位变化。英国贵族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社会阶层,并不是“开放的贵族”。
  • 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
  • 心理学对于“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小说借助于心理学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文化环境的变革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心理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加深了“五四”小说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度,促成了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小说”写法的大量出现。其次,心理学帮助作家去深入探讨人的深层心灵活动,使他们可以借助心理学知识,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对人的心理世界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探求,从而能够塑造出具有现代人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五四”小说作为“人的文学”的内涵。再次,心理学促进了作家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理解,推动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技巧和描写手法等艺术方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形成了小说艺术模式的全面变革。第四,心理学帮助作家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解,为“五四”小说借鉴外来新潮小说艺术从而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舍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 王蒙季节系列小说标点符号用法特征分析
  • 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表现了作者一贯的语言狂欢特征,其中标点符号的独特用法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使小说语言更加口语化、更富有节奏感和画面美,创造了标点符号与小说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这些小说里,标点符号不仅是断句的标志,而且使语句更传神。有时甚至跃居于文字之上。形成一个又一个以某个标点符号为中心的语流。标点符号一方面贴切地帮助语句精确地表达意义。另一方面又给语言增添了立体感,某些章节由于标点符号的出色运用而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使无声的阅读有了朗诵的效果。小说中一排排惊叹号使得语言高潮迭起,激情澎湃,无数的问号造成一种凝重、深沉的气氛,表现出作品的理性色彩,若干省略号的独特用法使小说庞杂的内容得以删减,疯长的语言得到控制。与其说王蒙特殊的小说题材和语言风格决定了标点符号的运用特点,不如说是那些具有强调意义的标点符号遇上了一位善于制造语言强烈色彩和夸张效果的作家,王蒙使小说文字与标点符号相得益彰.标点不再游离于句子之外。标点符号不仅是语言形式上醒目的符号,也是内容与情感的重要载体。
  •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
  • 直到晚周诸子的时代,百家争鸣,言辩盛行。在这种学风影响下,言用制度和志意内涵均有新异的变化。而与之同步,晚周用象形制也发生新变,出现一种新质的用象形态——观念具象。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具象不是独立外在的实物,而以物象的寓意为条件,呈现为一种观念属性;(二)用象是自由灵便的,一方面人为因素增强,可以随意地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在不同物类之闻建立观念联属,另一方面用象形制的自足自由程度提高;(三)观念属性的凸显,使用象形制脱落礼仪程式之媒介,而完全依赖语言这种媒质,晚周诸子用象的提示语“如”、“若”、“譬”等词,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观念具象的言象媒介情态。就是在观念具象的融介下,言语与志意达至深度沟通,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言·象·意结构模型。
  • 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
  • 文章讨论方言研究中应注意的七种辩证关系:方言与共同语、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尖音与团音、规律与例外、顺势发展与逆行演变、“说有容易说无难”、创新与继承。中心思想是:方言现象无限丰富复杂,有许多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方言研究中对此必须有客观的、全面的认识,切不可以偏概全、被表象掩盖了实质。
  •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
  • 现在学术界沿习的禅让说起于儒家或起于墨家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提法将中国古代存在的禅让制与某家的社会理想混为一谈。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皆主张尊贤,但墨家反对“亲亲有术”的提法,故《唐虞之道》一文显非墨家之言。《唐》文是提倡实行禅让制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并不主张传贤制,然战国诸儒取舍不同,故有倡言禅让者亦不足怪。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上看,《唐》文显然亦非纵横家之言。
  • 论陆学即实学
  • 象山学术的精神在实学,而象山实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之行不行,及行之正不正,皆受人之本心的节制。所以,要使具体的人生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就必须要先正“人心”,关键在打通天地之心与本己之心,体悟其“实理”,再转而为己之“实德”,便发而为“实行”。所以,象山于学则辨“道问学”与“尊德性”,于践履方面则辨公与私、义与利。这就是象山学术精神的全部精义之所在。
  •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 《文史哲》2005年选题计划
  • 山东大学举行《中国辞赋研究》《全汉赋评注》发布暨“中国辞赋研究与创作中心”筹组大会
  • 2004年8月17日,著名学者、中国赋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龚克昌先生的《中国辞赋研究》、《全汉赋评注》发布暨“中国辞赋研究与创作中心”筹组大会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教育厅、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洛阳大学等有关的领导,山东大学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代表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了大会。
  •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 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
  • 德国古典哲学以其深刻的思辨和晦涩的语言而著称,与前此的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德国式的思辨理性或辩证理性与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神秘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从艾克哈特的神秘的“心灵之光”到马丁·路德的内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再到雅各·波墨的深刻诡异的“神智学”,都包含着一种在最高的神秘意识或认识中实现对立面的同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理性的思想根源。
  • 休谟问题及其效应
  • 自从休谟提出休谟问题以来,如何理解和解决休谟问题向哲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休谟问题在休谟那里表现为因果问题,即因果联系的必然性问题。休谟的因果问题直接引发了康德的哲学思考,被改造、转换为康德问题。在康德看来,包括因果范畴在内的先天形式作用于经验现象,就形成了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于是,休谟问题成了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休谟的因果问题包含着引申出归纳问题的可能性,因此现代经验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把休谟对因果联系必然性的质疑转换成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正确解决休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是:正确地理解休谟问题;运用辩证思维;坚持实践观点。
  • 论日本复古神道的哲学意义与实践意义
  • 作为理论神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日本的复古神道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复古神道以其“非习合性”特征丰富了理论神道的理论形态,在神性的提升与神灵观念的完善方面,对神道理论作出了贡献;同时以其内涵的“反体制性”因素在日本近代前夜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诠释法律的语言工具及其效力
  • 语言是诠释法律的最基本工具,与其他诠释工具相比,语言具有霸权主义特点。以语言诠释法律是通过“说”来完成的,体现出了法律诠释的大众化情节。语言是认知对象的客观规定性和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问的一种契通方式,通过语言诠释法律存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趋向。以语言诠释法律的效力是指语言解释法律的可能性问题,它存在于法律文本,解释者和听者(读者)三方,以及法律文本和解释者、解释者和听者(读者)这两组关系中。由于语言的模糊性,含混性以及人的意识的有限性,产生了语言诠释法律的无效问题。
  • 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新解读
  • 西方学术界对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结论实际上忽略了诸多重要因素,如公民社会概念的差异性、公民社会对国家及民主的依赖、虚假的政治变量的存在以及公民社会决定论的误导等。有必要对这种乐观的理论观点予以反思,重新审视当代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全面而谨慎地解读两者的关系。这些思考无疑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和现实启示。
  • 自由抑或儒家社群——现代司法实践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
  • 现代司法制度的文化视线,与其急趋西方自由主义的后尘,不如投向本土的新儒家社群主义,并以此完善与改进现代司法制度——这种完善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它具备法治的本土化功能,更重要的是践行了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这种转化可作为一个文化读本,以化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共同的困境。
  • [人文前沿/新媒体美学]
    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周宪)
    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自力)
    特约评论人语(高小康)
    [史学新证]
    商代继统法新探(詹鄞鑫)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朱子彦)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晁中辰)
    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形态(苑涛)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质疑“开放的贵族”说(姜德福)
    [文学研究]
    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季桂起)
    战后20年文学论纲(黄万华)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吕进)
    王蒙季节系列小说标点符号用法特征分析(郭丽)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饶龙隼)
    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钱曾怡)
    [国学研究]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梁韦弦)
    论陆学即实学(郑晓江)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杨泽波)
    [动态与综述]
    《文史哲》2005年选题计划
    山东大学举行《中国辞赋研究》《全汉赋评注》发布暨“中国辞赋研究与创作中心”筹组大会(李丹博)
    [海外中国学研究]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阎纯德)
    [哲学研究]
    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赵林)
    休谟问题及其效应(铁省林)
    论日本复古神道的哲学意义与实践意义(牛建科)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诠释法律的语言工具及其效力(谢晖)
    [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
    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新解读(庞金友)
    自由抑或儒家社群——现代司法实践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李霞 李川)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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