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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以为欧洲人和汉学家不可能理解中国。他们免不了用东方的思想方式歪曲和误解中国。可是，中国学者难道不曾误读欧洲吗?中国有理由要求欧洲人按照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吗?欧洲学者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屈从于中国建议的解释中国的中国方式。果真有助于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吗?误读全然是消极的吗?这仅仅是本文打算回答的部分问题。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是最早将“东方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学者之一。然而，当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一书大行其道，为东方学者所广泛援引的时候，顾彬教授却拿出了一篇论点不同的文章，要对东方人的所谓“东方主义”理论加以重新反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研究”笔谈——略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的大国。先秦时期诸子学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与兴起。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大体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各自特征的文化区域，先秦诸子的形成与这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地域性传统贯穿在其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之中，两汉至隋唐如此，宋元明清表现更为突出，就是中国近代哲学也还是摆脱不了地域传统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而当下学界对此挖掘不够，为了深化对该课题的研究，我们组织了这次笔谈，现推荐给读者，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今后，我们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讨论。

“湘学精神”与“湖南人精神”

关于湘学研究的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从多方面来阐论，这里仅从其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略作说明。

齐鲁文化之特色与贡献

齐鲁大地，陆海相连，民庶物丰：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历史上它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之一，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艺家，创建出许多重要的思想体系、丰功伟业、文化精品，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及其意义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自战国时代起，就形成了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荆楚文化。从思想特征上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浪漫的力度，把人的内在的主体自觉与生命力强烈地凸显出来，从而使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挺立起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巴蜀哲学之特色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巴蜀哲学反映了巴蜀文化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的本质特色，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燕赵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精神特质

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民族性，而且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反映了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时间向度，民族性反映的是不同族类在实践活动中传承积淀而成的文化类型和精神特质，文化的地域性反映的则是文化的民族性(共性)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空间、不同的社会人文空间所呈现的多样性。燕赵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传承和地域特征看，大体相当于今日行政区划所辖属的河北区域文化。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及其历史地位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主要见于现存《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等文献中。四时教令是阴阳家不同于诸家而特有的观念，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阴阳家根据阴阳消长和五行运转说明天地自然生态变化的机制，并通过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清理出一个有序化的生态系列，由此制定人事活动必须遵循的生态律令。阴阳家以顺应阴阳五行为其生态理想，具体通过“序四时之大顺”来实现。阴阳家的生态模式总结了先秦农业生态的有关知识和经验，具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并推动了中国古代生态观念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恒先》三题

在新出楚简《恒先》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学界目前对“恒先”有两种解释：终极的先，还是道的别名。笔者赞同把“恒先”理解为终极、绝对的“先”；而认为“恒先”不等于道，当然也并不与道无关，它是对道的属性的一种描述。二是关于朴静虚三个概念。这朴静虚，也是对恒先之时的一种描述，而并非等于道本身。从一种角度看，那时是静的；从另一种角度看，那时是虚的。将静虚二者合言之，又可以说，那时是朴的。三是《恒先》不像马王堆帛书《道原》明白地指出“道”之为“原”的本体性，也不像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那样描述万物又“生”又“成”，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自生”，表现了中国哲学将宇宙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统而言之的特色。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呼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如北宋苏洵、石介等人都对此作过系统总结。他们的总结，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

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表现为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转型，而制度的变迁是其最直接的表征。唐宋制度史研究已经证明，唐宋时期几乎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税制度、市场制度、货币制度、专卖制度、对外贸易制度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把制度变迁分为三个层面来考察，

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

我认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由注重效率演变为注重平等。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一是更加法制化，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

五代御史台职能的发展与变化

五代御史台的设官基本沿袭唐制，然其品阶却有不小的变化，且外台兼职更加泛滥，致使监察效力大打折扣。从其职能来看，除了推鞠狱讼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外，并有不断事务化的发展趋势，承担了许多本不属其职责范畴的事务性工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监察工作。加之当时藩镇林立，强臣跋扈，尾大不掉，使御史台难以正常行使职能。

“现代汉语网络课程”系列成果通过专家技术鉴定

山东大学盛玉麒教授主持完成的《现代汉语网络课程》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之后，为适应多媒体电子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最近又研制推出了《现代汉语多媒体课件》，并于2004年11月16日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顺利地通过了专家鉴定，成为我国文科教育信息化工程中“立体化课程”建设的最新成果。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否定和批判了性伦偏向、性伦本能、性伦禁忌、性伦杀人等方面的封建性伦文化，提倡和主张高尚合理的两性状态、新式道德观和贞操观、进行性教育和生育节制教育等新式性伦文化，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活动。尽管五四时期性伦文化的变革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尤其在婚俗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曲折性与复杂性，但它仍是开启现代文明性伦生活的先导，促进了社会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

国营与民营之争：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探索

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方案，开启了贯穿国民党统治始终的国营与民营经济分野标准之争，也引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与探索，推动了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间，三种思想趋势尤为引人注目：其一，在经济现代化模式上，由对发达国家的单个模仿，转变为以中国为基础而博采众长；其二，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上，由以强国为中心转变为以富民为中心、富民与强国并重；其三．在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上，由以社会公正为先而强调扩大国营事业范围，转变为以经济效率为先而淡化国营与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国民政府没有及时总结这些理论成果，并纳入其决策与政策之中，导致了其战后经济重建的失败与政治上的迅速垮台。

“自得”与人生境界的审美超越——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论

在阳明心学，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良知在不同的境域、不同的层次中呈现为不同的境界，即诚境、仁境、乐境，诚为意义世界的实诚存在，体现为真的境界；仁为道德世界的是非明觉，体现为善的境界；乐为审美世界的超越自得，体现为美的境界。三者亦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超越之境”。诚境为基础，仁境为核心，乐境是理想，意义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体验是无人而不自得的乐境，其向审美境界的转化就在于本心良知的超越自得体验。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并有谱系流传外，其余三家，史皆无栽。三家不言师承，并非数典忘祖，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然终劳而少功，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其学术以杂学著称，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实即鲁之次室，由苟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况周颐词学文献考论

况周颐为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其词学论著除《蕙风词话》之外尚有《香海棠馆词话》等十余种。《蕙风词话》是在其他词话的基础上编定的，况周颐改变早期各种词话无主题、无次序的状况，根据主题的需要设置理论框架，对各种词话加以取舍、编排和改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外的词学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是依傍画论而成，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20世纪以来，“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恩、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另一方面，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革命生涯，忠实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极，政治磨难，被视为叛徒，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铸成精神的天堂；一极，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发自内心，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这是根本的方面；一重，则是有意为之，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不应一概否定；但作为反思的障碍，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诺贝尔奖关注的文学母题：流亡与回乡

流亡与回乡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关注的一个文学母题，除去文学的内部因素之外，它与20世纪中前期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和中后期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流亡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状态。首先是与生存地域相隔离；随之是与精神地域相隔离。流亡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个人的流亡，如高行健；民族的流亡，如凯尔泰斯；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流亡，如奈保尔；殖民者的流亡，如J·M·库切。

陈迩冬、金性尧先生苏诗名篇注释质疑

本文就苏轼诗《次韵僧潜见赠》等10首名篇的若干文本解读问题，对当代学者陈迩冬、金性尧等先生的注释及解说，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陈迩冬先生与金性尧先生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前辈学者，陈著《苏轼诗选》与金著《宋诗三百首》，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实践·直观·真理标准

实践经验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直观经验也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的标准是认识与经验事实的符合，而实践经验是经验事实中最基本的，作为真理标准也最具说服力。马克思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主观能动性与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协调的问题。

论生产力发展中的政治上层建筑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取决于深层改革。“深层问题”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有直接联系，它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社会环境和条件，制约生产者生产活动的空间，整合系统力量，协调社会发展。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其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历史发展到今天，“间接-放权-法治”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

政党法治：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态

政党法治属于政党文明范畴，是政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法治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包含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融会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价值目标，涵盖政党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等全部政党生活，贯穿政党自身事务管理和领导一执政的整个政党行为的全过程。政党主张与国家意志相一致、政党法律与国家法律相协调是政党法治实行的前提条件；阶级性和工具性相统一是政党法治特性的基本内容；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相统一是政党法治价值的基本形式。政党法治既是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态，也是这种文明形态的实现机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核心竞争力理论及其对当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影响

核心竞争力是深深扎根于企业之中、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竞争对手不易模仿的知识和技能体系。核心竞争力理论，引导企业从争夺最终产品市场占有率转向争夺核心性中间产品市场份额；从重视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转向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从注重做好全面管理转向注重集中做好关键环节的管理；从横向多元化扩张转向业务归核化发展；从争取分散企业风险转向努力增强企业实力；从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转向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

产业群形成机理的多视角经济学解析

传统的关于产业群形成机理的经济学阐释是不充分的，可以借用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新概念，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交易成本、报酬递增、价值体系、社会资本、路径依赖等多个经济学视角来加以解析和透视，这对全面准确理解产业群的形成与发展机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

“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21日至24日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山东省侨办和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澳、英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作家学者赴会，大家在海滨秋日里畅所欲言，共话世界华文文学的现在与未来，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18日至20日在山东省日照市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主题发言、专题讨论等方式，就审美文化的界定、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代文化产业以及生态美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冀平先生创建的省级重点学科。新时期中首批（1981）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之一。现有教授8人，副教授5人，其中博士，硕士12人，以队伍整齐，实力雄厚，学风严谨，成果丰硕在汉语学界见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