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5年第03期
  • “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
  •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的倾向。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史料“梳妆打扮”、“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因此,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用本民族话语来叙说的“中国哲学”。为此,我们组织了“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现推荐给读者,希望能给学界以新的启示。
  • 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反思
  • 近年来,“重写”之风席卷整个学术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自然也不能免俗。问题是,“重写”(rewrite)这个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显然,“重写”不同于“重复”(repeat),也许每一个打算“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人主观上都不会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低水平的重复。这样看来,“重写”的意图是拿出与前人有重大差别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来。然而,这里说的“重大差别”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究竟是单纯术语上的翻新,还是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不用说,人们一般都倾向于把“重写”理解为“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
  • “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
  • 有没有什么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黑格尔自认为其哲学是普遍的、圆满自足的,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族群有哲学。
  • 特约评论人语
  •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法”是什么?众所周知,这个“法”就是对“哲学”概念的定义。然而,中外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和规定,可谓见仁见智。在思考宇宙人生重大问题的前提下,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中,有古希腊之法、古罗马之法、理性主义之法、非理性主义之法、唯心主义之法、唯物主义之法、结构主义之法、解构主义之法……,实在是“法无定法”。一定要以黑格尔的一家之言为标准,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幽灵作祟之嫌。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家法”、“师法”。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并为古代三大哲学系统的事实,为中外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同。
  •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日“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日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 当代散文中的死亡意识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死亡主题的散文作品不断涌现.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集中地、突出地、反复地出现死亡主题的散文作品,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代散文对死亡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当代散文家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变化,反映出作家心灵的日益健全.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日渐成熟与壮大。一个敢于直面死亡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一个敢于直面死亡的民族,才是坚强的民族。这是研究当代散文死亡意识的意义所在。
  •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法书的传入有相当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国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候的日本书法界,宋朝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
  • 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
  • 从德国移民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现并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外国移民潮:客籍工人潮、回归移民潮和难民潮,最终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 傅斯年与吴晗
  • 傅斯年(1896—1950)与吴晗(1909—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 傅斯年与郭沫若
  •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未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
  • 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庇荫网模式与以下三个制度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恩主-受庇人”的庇护制关系。其次,是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一些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人事组织结构,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庇护。这三种制度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苏丹化”的结构性基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这种以庇荫网为基础的类苏丹化的地方政治顽症就很难根本铲除。
  • 全球化压力下的社会科学分析单位转换与思维范式创新
  • 当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使传统的“国家”分析单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渐式微,面临着向“世界体系”转换的发展趋势,由于全球化自身内在的矛盾性,这种转换过程将是长期的;二是传统社会科学的思维范式在全球化的冲击与分析单位的转换下面临着创新的压力,推动着传统的二元结构思维向全球性思维的转变。在全球思维范式下,社会科学应着眼于相互依赖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过程性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 论中国人权精神的建设
  • 在一个人权精神先天欠缺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有制度而无遵奉的状态。在中国,对人权精神共识的达成,有赖于西方人权观与东方人权观、传统人权观与现代人权观话语体系的相互开放;在人权精神的建设方面,则有赖于对自然演进论与理性建构论、本土化道路与西方化道路、政治权利优先保障与经济权利优先发展对垒的超越。
  • 人权的正当性与良心理论
  • 对人权正当性的回答是达成人权真共识的前提。欧陆传统的先验式人权推定和英伦传统的经验式人权推定、自然权利理论和功利主义学说等等,都经受不起人权正当性的进一步追问。人权的正当性来自价值判断,根源于人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体现了人类弥足珍贵的道德情感。作为价值判断的人权无关真假,是一种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人权的概念产生自西方,但在儒家的良心理论中却可以找到人权本原的最佳阐释。个人主义与权利观念的缺失应该是儒家虽有丰富的良心理论而未发展出人权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 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信与行
  • 信与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两个重要范畴。犹太教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以做义人为目的,突出了行为和律法的作用,因而被视为“尚行之教”,其救赎之路可以概括为“因行称义”。基督教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基石,认为只有依赖“信仰”才能得救,其救赎之路被称为“因信称义”。“因行称义”和“因信称义”表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信与行问题上重心不同,而它们之间更本质的区别是信仰对象和救赎手段不同。
  •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学科
  •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是以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为基础组建而成,系国内外惟一的专门研究满族语言文化的科研机构,设有满族语言文化研究部、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部、文化语言学研究部、文化人类学研究部、《满语研究》编辑部、满文文献开发部,为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学会挂靠单位。多年来,在科研、教学、办刊各方面取得诸多成果,在国内外该学术领域研究中居领先、主导地位,成为国际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阵地。
  •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学科学术带头人
  • 赵阿平教授,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文化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兼任日本、美国博士生导师),国内外著名满语、满学专家。兼任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阿尔泰语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学会理事长、《满语研究》杂志主编等职。主要从事满语、满学、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文化语言学研究、教学、办刊工作,不断开拓创新,
  • [人文前沿/反思“中国哲学研究”]
    “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张立文)
    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反思(俞吾金)
    “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郭齐勇)
    特约评论人语(陈绍燕)
    [国学研究]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张允熠)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颜炳罡)
    [文学研究]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廖群)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许结)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张玉璞)
    当代散文中的死亡意识(徐成淼)
    [史学新证]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沈长云)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范学辉)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陈尚胜)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陈华)
    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宋全成)
    傅斯年与吴晗(潘光哲)
    傅斯年与郭沫若(王戎笙)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翁有为)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欧阳哲生)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萧功秦)
    全球化压力下的社会科学分析单位转换与思维范式创新(刘昌明)
    论中国人权精神的建设(齐延平)
    人权的正当性与良心理论(曲相霏)
    [哲学研究]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崔永杰)
    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信与行(傅有德)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学科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学科学术带头人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教育部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

    主  编:王学典

    地  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邮政编码:250100

    电  话:0531-88364666 88361606

    电子邮件:lhp@sdu.edu.c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0511-4721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101/c

    邮发代号:24-4

    单  价:12.00

    定  价:72.00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 IP查询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触屏版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