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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5年第04期
  • 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
  • 20世纪后期,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来,但是面临着迅速变化的世界局面,却具有其更加繁富且已改变了的焦点。历史学家并未受到后现代主义太多的影响,但关于应该如何重铸过去的问题的确更趋复杂了。在历史学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定向过程中,人们更为深入地反思和质疑了历史作为引向今日西方文明的一种单向历程的观念,政治领域和阶级的概念扩大或改变了.妇女与性别的历史日益被纳入到通史系统中来。而在迫切需要另行考察现代性以及撰写全球史的状况面前,我们对于广泛跨文化的方法仍然缺乏综合的认知,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规划。
  • 特约评论人语
  • 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
  • 帛《易》源流蠡测
  •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
  •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
  • 乾德五年五星聚奎是宋初发生的一次真实天文现象。对此天象的星占解读却在宋代的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它始终处于被构建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作为解释各时期某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天命理由,宋代王朝受命、文运昌盛、理学兴起皆与之相附会。这一天象从最初纯粹的政治性符瑞转变为后来的文化性符瑞,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
  • 文学史与诠释学
  •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 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
  • 敦煌变文中有一种特殊通假,即用“以”、“亦”、“意”等字替代“一”字,这种异乎寻常的通假,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语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语法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与《中原音韵》声调和现代汉语北京话变调的比较,我们可以解决“一”字变调的来源问题,同时在变调的序列里为这种通假找到一个位置。现代汉语中“一”字的变调不同于敦煌变文中所表现的变调,但其间的传承关系还可以考见。
  • 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
  • 金圣叹一生中与苏州戴氏交往密切,常见史料中便有“戴生”早年参与其扶乩降神、中年时有弟子为戴悦、晚年与戴云叶唱和甚殷的记载,并在所撰诗文中涉及“子兄”等人。通过《贞丰里戴氏族谱》等珍稀文献与有关别集、笔记的对读,可见其敬佩和深交的戴氏友人,或为慷慨赴死的抗清义士,或具排难解纷的勇略侠情。
  •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 《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当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
  •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 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关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关”。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
  • 电子边疆艺术:想象与现实的会聚
  • 现实国家营建信息基础设施以履行自己的职能,由此形成的赛伯空间被某些艺术家视为超越现实的乐土。他们幻想在这块乐土上营造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理想,电子边疆艺术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主要类型有三种:一是出于比较纯粹的艺术想象的虚构国家,对现实国家没有领土、权利等方面的要求;二是作为现实国家在赛伯世界之折射的映象国家,这种折射的目的是维护当事人与现实国家相关的权益;三是纯属子虚鸟有的赝造国家,其构思者却希望人们将它当成实际存在,并据此向现实国家提出领土要求。艺术意义上的虚拟国家至今不过是网络舞台所上演的喜剧、悲剧或闹剧。尽管如此,它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数码科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竞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
  • 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其中国有土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同时,唐前期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把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都失之片面。
  •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实绩
  •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素。.
  • 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
  • 基于增长性发展观而构建的林林总总的传统伦理观归根结底是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单向“霸王伦理”,在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之后,这种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单向伦理观已将人类文明导入死胡同;基于可持续发展观而构建的环境伦理、大地伦理等新兴生态伦理观,虽然实现了由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的升级,但是,深深地打着人类中心主义烙印的双向不对称伦理,无助于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四伏的困境;基于和谐发展观而构建的和谐伦理观将促使伦理学实现由双向不对称伦理到双向和谐伦理的升级,彻底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实现所有存在的和谐互动。建立在万有价值定律基础上的和谐伦理观既承认万有存在对人类的服务功能,又关注人类对万有存在应负有的责任,认为万有存在拥有与生俱来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伦理资质,人类与万有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双向度伦理关系。从传统的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无疑将引发伦理学的革命。
  • 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差异之成因——从“praedicamenta”和“paedicabilia”谈起
  •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的Pradikamente和Pradikabilien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西方传统逻辑中的“范畴”和“谓词”,它们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在康德那里,它们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哲学中知性地位的提高及作用范围的深化。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康德那里有了新的意义。
  • 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
  • 政府创新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要有效地推进政府创新,必须处理好四重关系,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的关系,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
  • 新公共管理的冲突:对一种统一范式的诘问
  •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新的行政理论。它对当今各国政府的改革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标签,相反它在理论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冲突。新公共管理的指导原则更多地来自于对再造政府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即使其基本的改革导向,也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新公共管理在行政控制及维护民主责任等方面也面临挑战。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不会成为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行政模式。
  • 知识工作者的能力整合与企业效率
  • 在21世纪,企业的附加价值将主要是由知识工作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所创造,企业所面临的商业环境也具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和迅速变化性,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与企业的效率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泰勒的科学管理实践有效地提高了体力劳动者的效率,但是由于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工作者在商业环境与能力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基于知识的专业分工和能力整合才能全面提高企业效率。基于系统思维的人力资源能力成熟度模型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系统构成、运行流程以及能力之间在不同程度上的和谐性为着眼点,将成熟度等级、流程域,目标和管理实践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为知识工作者的能力整合和企业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指南。
  •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交易成本分析
  • 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所有权安排形式只能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并不存在通用于所有企业类型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形式。每一种企业所有权安排都有其特定的优势,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某种类型的交易成本,因而适用于特定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企业所有权可以是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模式。
  • 全球化时代的黑社会犯罪——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由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俄罗斯、日本、泰国、越南、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级司法官员、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港澳台黑社会犯罪这一议题,分专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兹将会议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
  •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是历史学重点学科。初建于1958年,1962年学科调整时停止招生,1982年重新恢复招收本科生并培养了部分硕士研究生,1998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被学校确定为黑龙江大学文科重点研究基地。20余年来,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科成员中涌现出全国教书育人先进标兵1人,获得省级社会科学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以下数十项。
  •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黑龙江大学自2003年起为了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按照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模式,开始筹建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即是在2003年底开始筹建,2004年10月被学校批准为学校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同时申报了省级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中国古代史学科和硕士点为依托,充分利用学科现有的优势,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兼职研究队伍。
  • [人文前沿/史坛动向]
    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
    特约评论人语(王学典)
    [国学研究]
    帛《易》源流蠡测(刘大钧)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李兴斌)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韦兵)
    [文学研究]
    文学史与诠释学(袁世硕)
    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王新华)
    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陆林)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马瑞芳)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赵联成)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仵从巨)
    电子边疆艺术:想象与现实的会聚(黄鸣奋)
    [史学新证]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王永平)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顾向明)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刘玉峰)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实绩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李喜所)
    [与名家对话]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万昌华)
    [哲学研究]
    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
    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差异之成因——从“praedicamenta”和“paedicabilia”谈起(赵鹏)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俞可平)
    新公共管理的冲突:对一种统一范式的诘问(曹现强 王佃利)
    [经济哲学研究]
    知识工作者的能力整合与企业效率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交易成本分析(盖骁敏)
    [动态与综述]
    全球化时代的黑社会犯罪——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周长军 王海平)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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