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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6年第05期
  •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 特约评论人语
  • 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上,似乎都有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从对之返本开新式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迪。李洪岩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
  •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
  • 孟子学研究颇获海内外学者重视。以往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研究”集中在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三大议题之上,采取一种“即心言心”的进路,将孟子的“心”视为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肯定“心”之独立自主性,对孟子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性掌握,常有未达之憾;“外在研究”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解读孟子学的内涵,将孟子思想置于政治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考察,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潜藏着某种未经明言的人性论预设: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创造历史、进行思考活动,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山林逸士,将孟子“脉络化”于历史情境中的研究进路,推至极端,就有所蔽。未来的孟子学研究必须“内”“外”兼顾,得其全貌。三个可能的研究新方向是: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惠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 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或释为县令。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
  • “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
  •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
  • 潘阆是宋初著名隐士、词人、诗人。他的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史乘所载.时相矛盾。经考订,知潘阆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常以卖药为生。为人疏狂放荡,虽是隐士,却热衷功名,喜结交宫延权贵,先后两次卷入宫延皇位斗争,两遭缉捕,一次入狱。太宗时曾任国子助教,可没几天就被撤职。真宗时做过闲散的州参军。平生与柳开、王禹僻等友善。多有唱和。
  • 论陆游的“无题诗”
  •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未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淳,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舍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 超越实证与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
  •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的.同时它又超越了上述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研究的内在统一。开创了一条能够真正深入资本主义现实的独特的思想之路。
  •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拳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
  •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社会的一体性决定了它的制度是“权制”的,它的治理模式是“权治”的,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特别是领域的分化,把道德主要限制在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私人领域也要求道德的支持,但是,自利的追求往往把道德置于客观结果的位置上。至于公共领域,则是一个非道德的领域。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领域的融合,从而为普适性道德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在道德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契机。
  •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
  •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 中心概况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 Religious Studies of Shandong Uhiversity)成立于2003年4月.其前身是1994年1月成立的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2004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傅有德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牛建科教授任副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为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凯茨(Steven Katz)教授为中心顾问。
  • 担承社会责任 致力学术繁荣——庆祝山东大学建校105周年
  • 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正昌研究员任党委书记,著名青年数学家、博士生导师展涛教授任校长。
  • [人文前沿/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李洪岩)
    特约评论人语(李振宏)
    [国学研究/孟子学专辑]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黄俊杰)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庞朴)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林启屏)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丁四新)
    [疑古与释古]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李扬眉)
    [史学新证]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王育济)
    [文学研究]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刘锋焘)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王兆鹏)
    论陆游的“无题诗”(诸葛忆兵)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洪峻峰)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柳传堆)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石兴泽)
    [哲学研究]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杨国荣)
    超越实证与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程彪)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葛荃)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张康之)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黄显中)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担承社会责任 致力学术繁荣——庆祝山东大学建校105周年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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