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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7年第04期
  •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
  • 佛教是一个以超越人类本位的立场和追求精神解脱为价值取向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佛教缘起论为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依待、互利耦合提供哲学基础,佛教宇宙图式论为生态共同体理念提供参照,佛教因果报应论符合生态循环的基本要求,佛教普遍平等观则直接论证了生态平衡原理,至于佛教环境伦理,实践表明是有利于生态建设的。阐扬和演绎佛教生态哲学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现代生态意识,推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进展。
  •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 中国早期地藏信仰状况考论
  • 地藏菩萨之名虽然可能早在三国时期已传入中国,但倡导地藏信仰的经典则是在6世纪初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目前我们所知隋前地藏信仰的资料均出自唐人之手,并不可信;隋及唐初(581-650)的地藏信仰状况则庶几可征。从文献记载来看,隋及唐初的70年中已有地藏造像出现,但数量少,并且分布不广,可能是它们今天在石窟遗迹及出土造像碑中不见踪迹的原因,而这又与三阶教人对造像的态度有关。相反,称念地藏名号在当时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行为。故与后世的地藏信仰相比,早期的地藏信仰表现出以称念地藏名号为主的特点。不过这一特点又常常被以造像为中心的偶像崇拜研究所忽略,因而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段的地藏信仰状况认识模糊。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眨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 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反思——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评析
  • 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及其途径问题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近代社会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生活所内含的伦理原则及其意义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对不同伦理原则意义的分析使黑格尔得出国家对社会的超越性、优先性、制约性的逻辑结论。超越契约论解读模式,致力于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统一问题的研究,是黑格尔留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可贵哲学遗产。
  • 怪异:明清启蒙美学之特征
  • 美学范畴的数量和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明中叶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发生蜕变,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早期启蒙思潮破土而出,抗议理学权威,冲击封建罗网,高扬人欲旗帜。在审美和艺术上,掀起了张扬个性、反对封建礼教、反抗传统思想的浪漫新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具有特定内容的“怪异”这一美学范畴。以“怪异”自居的启蒙美学家和艺术家们,在思想行为上,主张离经叛道,反对封建统治者所遵从的儒家经典和道德信条,标新立并,背离所谓封建“正统”。在审美理想上,要求表现艺术个性,创造“有我”的独特艺术风格。在美丑关系上,他们把“丑”提升到较高位置,以丑为美,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被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视为“异端”、“癫狂”的形象。在艺术形象塑造上,他们常常运用怪诞手法,塑造扭曲变形的艺术形象,以强化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怪异”,是明清启蒙美学的一个重亚第碡.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百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 元代宗教政策略论
  • 蒙古族本信萨满教,成吉思、窝阔台、蒙哥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相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在他们看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正统宗教,都包含有劝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的教义,都具有排忧解难抚慰心灵、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因此,他们对各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允许一切人等享有选择和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权利,并为此积极身体力行。有元一代,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优礼政策,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的“将”
  • 《论语.八佾》中有这么一段话:“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中的“将”,一般都解释为“将要”。例如刘开的《论语补注》中说:“封人不曰‘天以夫子为木铎’,而曰‘天将以为木铎’,是专言将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为行教,则夫子现在失位,
  • 论欧洲移民问题的成因
  •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的外国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核心社会问题。这既是进入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由“欧洲特点”向“非欧洲特点”转变、移民文化变更因素的结果,也有欧洲国家自身经济衰退、政治与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
  •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政治排斥问题分析
  • 当前中国城市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对城市新移民的政治排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城市新移民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难以充分体现;可能导致群体对立和社会分裂,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阻碍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增加中国政治发展的风险。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给予城市新移民以市民权;逐步放宽城市选区选民资格,将城市新移民纳入城市选举制度中来;促进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政治发展,加强社会融合;积极发展壮大党和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拓宽城市新移民合法政治参与的渠道,是解决城市新移民的政治排斥问题的良策。
  •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 “左联”组织结构的构成、缺陷与解体——“左联”的组织传播研究
  • 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左联”组织机构上的缺陷是导致“左联”解体的体制因素,但长期以来被人所忽视。“左联”成立,是中共中央宣传政策调整的产物。“左联”成立之初,在机构设置上力图实现“集体领导”,但在现实中却形成了两个领导核心:一是由组织保证的、直线式的领导机关;二是依靠片言只语对这个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威”。在两个领导核心之间,没有保障双方沟通的机制,而只是通过“联络人”进行有限的沟通。每个“联络人”事实上也是信息的“把关人”,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根据“听者”的不同或者根据“信息发出者”的意思对信息进行增加或者删减,而信息传达之后的一两句劝告和建议往往会起到比信息更重要的作用。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左联”的组织更接近“直线一参谋”的结构。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包含了两种结构形式,如果内部信息流通不畅,两者同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左联”的解体,正是没有避免这种组织结构缺陷的必然结果。
  • 苦难的变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诉苦运动
  • 红色经典文学沿袭了左翼文学中的诉苦笔法,同时契合了诉苦运动的技术机制,在特殊年代参与了阶级苦从个体经验到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记录了诉苦运动的意识过程。红色经典文学成为研究诉苦运动历史过程的一种思想史料,它承载着历史时刻的思想状态,往往又具有完整的历时演化轨迹。不同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显示出诉苦运动的操作手段逐步升级的趋势。
  •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 关于《离骚》的命篇之意,自司马迁以来有“离忧”、“遭忧”、“别愁”诸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所据,但整体上未能密舍《离骚》文意。从文本分析来看,《离骚》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决计远逝自疏、离别故国之际的心灵悸痛。从语言性质来说,《离骚》使用的是与中原雅言高度一致的书面楚语。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其他文献的相关训解,可知“离骚”当解为“离别之痛”。
  • 先秦“文言”的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发展
  • 先秦“文言”^①盛行,无论是行人应对,还是诸子谈辨,均有鲜明的文言特征。先秦文言之风盛起,与周朝推行礼乐之教有因果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言出现了阶段性发展。从应对辞令可管窥春秋时期的文言风气,“微婉其辞”是应对辞令之文言上的特点,这一特点承载的是尚礼精神,即“文辞以行礼”。从纵横谈辩可蠢测战国之世的文言风气,比兴取象、铺排其辞是诸子谈辩之文言上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如“张置网而取兽”,分别承载的是尚象尚势之时代性追求。
  •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 新时期新义衍生形成的多义词
  •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义项的形成出现了由既有词派生和新词派生两种并存的情形,并进而形成了旧词多义和新词多义两种多义现象。新义衍生的主要模式引中和比喻在两种多义词中呈现出不平衡性,显示出新时期新义产生的某种特点和规律。有必要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对该种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形成的原因作出解释。
  •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概况
  • 山东大学的欧洲问题研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胡瑾先生为带头人的欧洲国别政治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在此方向上的硕士研究生培养。1994年9月,山东大学成立了西欧研究所,1997年改为欧洲研究中心,胡瑾先生是创始人兼第一任主任。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活动的宗旨在于发起、
  • 欧洲研究中心重要学术活动
  • 欧盟宪法与欧洲一体化国际研讨会 在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在法国和荷兰被全民公决否决后不久,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联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于2005年6月在威海举办了“欧盟宪法与欧洲一体化”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欧洲研究学界的著名学者们对欧盟宪法危机的根源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中心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 自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欧洲联盟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开展大规模的学术合作以来,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就一直是参与相关项目的主要机构成员。10年来,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主要是在下面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框架内进行的,这是迄今为止山东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承担的夫见横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 [疑古与释古]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江林昌)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方立天)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李延仓)
    中国早期地藏信仰状况考论(尹富)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王树人)
    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反思——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评析(金延)
    [审美文化研究]
    怪异:明清启蒙美学之特征(曾祖荫 曾新)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陈勇)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范学辉)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叶坦)
    元代宗教政策略论(任宜敏)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的“将”(汪化云)
    论欧洲移民问题的成因(宋全成)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政治排斥问题分析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赵慧珠)
    [左翼文学问题]
    “左联”组织结构的构成、缺陷与解体——“左联”的组织传播研究(张大伟)
    苦难的变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诉苦运动(王琳)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姚小鸥)
    先秦“文言”的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发展(周远斌)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贺产)
    新时期新义衍生形成的多义词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概况
    欧洲研究中心重要学术活动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中心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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