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07年第05期
  •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 特约评论人语
  •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
  • 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
  •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斐然。人们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认为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成为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学科的疆界,本来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划分出来的,这一进程的深化,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对文学研究诸多问题的回归与超越,一方面是对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而最终的目标,是尽早步入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在转型期的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诸多方面。
  •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竞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 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思想
  • 如何对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文化本根和历史土壤的重要问题.需要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它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生文化主体生成的需要,从现代社会实践价值体系建构的视域,对儒家思想的“原义”、“他义”和“今义”作出全面梳理,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现代转换。
  •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 《论语》中的修养之道——从文本形式进入的思考
  •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及其与弟子时人的问答,解读时宜把语录意义与语录存在的具体语境、涉及的特定对象联系起来;假如脱离具体境况纯粹作形而上的认识,就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语录涉及的对象大略分为“君”、“仕”和“士”三类,其中的修养奄道各有侧重:关于“君”,要求仁爱、以身作则;关于“仕”,要求敬事、谨慎、谦恭和识时务;关于“士”,则要求有信仰和批判的精神,奋发有为。孔子提出这样的修养之道,是根据角色定位(“角色”)和适时而处(“时中”)的原则,其中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认识尤其有当代意义。
  •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要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 印度本土文化与全球化
  • 全球化打破了民族的藩篱,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印度社会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印度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印度多元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高度的凝聚力和极大的同化力,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不会丧失自我,将重新反思和整合,嬗变出使人耳目一新的、不失民族特色的独特文化。
  •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 闽台民间故事源流探论
  • 闽台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表现的大量相同内容,说明了福建民间故事对台湾民间故事的巨大影响,展示了台湾民间故事对福建民间故事的传承。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台湾民间故事大都或从福建完整移植而来,或是福建流传故事的改编,或以福建有关人物为故事主人公,再与台湾历史事象、山川风物相结合而产生,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 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 简论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 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支点,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不同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当然可以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但却不可以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结构。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考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 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
  • 从秦始皇陵徭役刑徒墓的发掘看,秦代每年至少要使用200万以上的青壮男性从事各种力役。如果再加上大批育龄妇女进入服役人的队伍,可能每年服役青壮男女会达到三四百万,再加上徭役及战争中病死、累死或被杀,必然会造成各种类型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人口繁衍。
  •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
  • 晋宋之间,兰陵萧氏“皇舅房”因与刘宋皇族联姻,地位显赫,成为萧氏家族地位提高的标志,并给整个萧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带来了机缘。就门风而言,萧氏“皇舅房”在保持自身寒门重视事功的传统本色的基础上,齐、梁以后迅速“士大夫化”,部分家族成员表现出崇尚退隐和笃信佛教的特征。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受到士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晋宋以降,其子弟普遍热衷于书法、音乐等艺术;齐、梁以后,他们在文学和经史等方面也积累日丰。
  •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拭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
  • 福柯国家辖治理论评析
  • 国家辖治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福柯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辖治的演变历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辖治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提出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辖治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辖治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一——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的向度。
  •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述评
  •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采用个体群思维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借鉴批判实在论,强调回溯法。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具有侧重于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的特点。个体群思维方法使得演化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达尔文主义体现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性。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构建和保护演化理论的基本指导原则,也导致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分歧,从而使得演化经济学处于边缘化和异端的地位。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工具。
  • 山东大学出版社新书奉献
  • 《儒林》,《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家园之旅》,《欧洲移民研究》,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