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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1年第01期
  • 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 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虽也曾陵谷沧桑,却与此前的周代迥然有别。秦以后的社会规范为“法”,周代的社会规范为“礼”。因此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即是周秦之变。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力,于是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强制力以违背意志为前提,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一意志存在,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而且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只能是君主,亦即“君生法”。这一新的人为社会规范必须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承担这一重任的政治制度便是郡县制。作为法之保障的强制力由军队提供,因而保障君主对于国家武力的独占与独制的军爵制便成为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由此,皇权得以直接支配全国的土地和人口,平民组成的军队确保了专制权力下的全民身份平等,流官制使得官吏的权力来源不再是自己的宗族祖先而是君主授权。由此,最高权力与个体臣民之间的一切中间力量被扫荡殆尽,从而缔造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君主,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个个沉默到极点的奴仆化个体。
  • 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 儒学十题
  • 20世纪两次全盘否定孔子,否定儒学是错误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近年来的有些提法,似乎都有褒扬过度之嫌。在“儒学热”的当下,正确认识孔子是相当必要的,孔孟之道未必是中国文化的“规矩准绳”,而儒者中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中国历代帝王从未真正“独尊儒术”,历代的法家人物亦多以儒学为招牌,篡权夺位者亦多以儒学粉饰,凡此种种,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和儒者,实事求是地直面“中国需要儒学吗”等问题。
  • “五”即“五行”——论原始“五”字包含的宗教文化与哲学意蕴
  •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被借用为数字之前的原始“五”之字形、内涵,以及其音、形、意相关字的考察分析,特别是对极具符号意义的“×”的文化定位和意义拓展,挖掘原始“五”字“×”形对于“五行”及相关文化、哲学概念的影响。原始“五”涵盖了“五行”从表到里的诸多方面,展现了“五行”内在交织关联的运动态势以及由此达至的包罗万象之无限变化,这其实也即是“五行”深藏的哲学、宗教等文化意义之所在。
  • 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
  • 当代学者对史籍所载高欢家世族属颇多质疑,并提出三种可能性:本鲜牟是楼氏改姓高氏者;本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本高丽高氏入居中原者。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在高欢显贵之后伪冒河北大族勃海高氏则无疑义。否定、怀疑史籍所载高欢家世族属的看法并无确凿的证据,其推测经不起推敲。根据《晋书》有关记载可以断定,高欢先世确为勃海高氏,而非高丽高氏。唐初史家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比喻高欢与勃海高氏出身的高乾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认为高欢必与高乾非同族出身,也就不能证明高欢不出于勃海高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提供的信息否定了高欢先世由鲜卑是楼氏所改的推断,进一步印证了《魏书》对高欢先世事迹的记载。《魏书》及《北史》(《北齐书》)关于高欢家世族属的记载是可信的,高欢为西晋末年北徙幽州一平州的勃海高隐六世孙,为四、五世纪之交归附北魏的后燕官吏高湖曾孙,为献文帝时期罪徙怀朔镇的高谧之孙。而高欢母系血统中几乎全为鲜卑基因,加上北镇胡族社会环境的影响,到高欢崛起之时,就民族性而论,高氏已然成为一鲜卑家族,陈寅恪提出的“北齐最高统治者皇室高氏为汉人而鲜卑化者”是最为通达的看法。
  • 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
  • 刘梦溪、邓小军以陈三立诗歌及相关史料“考实”的慈禧“赐死”陈宝箴之说,因其考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不足凭信。不论是官私文献记载还是陈三立本人的诗文表述,支持的都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陈宝箴“以微疾卒”。
  • 《文史哲》与我的学术生涯
  • 山东大学位于美丽的青岛海滨,如诗如画的校园浸沉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令每一个步入山大的学子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1955年9月初,我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正值山东大学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期,人文荟萃,名流如云。文理各系科均实力雄厚,名扬遐迩;尤以“文史见长”,誉满海内外。即以我所在的中文系而论,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殷孟伦、殷焕先、高兰诸教授均学富五车,名扬天下,历史系的杨向奎、童书业等八大教授亦著作等身,卓然大家,副校长吴富恒、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吴大琨、外文系的黄嘉德教授等均是国内的一流学者。
  •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筒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 魏晋士人文化的“展现形态”
  • 魏晋文学的丕变,实源于士大夫精神上“展现形态”的确立。“展现形态”的三种表现是名士、清谈和重才性表现的文章。以上三种“展现形态”的背后,实与东汉人才选举乡里清议的逐渐废弃和公卿路线的加强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人物志》的出现。《人物志》的以“谈”和“四理”取人,实际是在选举法则上,由道德、实践的原则向才性展现原则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 冯沅君《淘沙》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 冯沅君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又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对这两重身份的解读,目前学界还存在太多缺失,而对《淘沙》这篇重要作品的忽略,就是其表征之一。《淘沙》这篇杂感共三部分,分三次登载于1924年的《晨报附刊》。从冯沅君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涯来看,1924年是一个过渡期,而《淘沙》中的《郑振铎君中国文学者生卒考》所体现出的优秀品质——较强的学术敏感性、洞察力以及重文献、言必有据的治学方式等,一方面体现了冯先生前期所受学术训练的成果,同时也预示了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品格、气象与格局。从冯沅君的新文学创作历程来看,1924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淘沙》中的《郭沫若君的十字架》体现了冯沅君对浪漫抒情派的文学主张的认同,也为我们读解冯先生自身体验与其小说中所描述的悲剧性情感冲突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入口。从《淘沙》的第三部分《朱谦之杨没累两君的荷心》可以看出,冯沅君对书信体之于展现主观个性、营造抒情氛围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并在此期的小说创作中多有实践。所以说,《淘沙》是我们深入探讨冯沅君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文献。
  • 转型期大陆电影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 大陆电影的“中国形象”是对中华文化特征的一种想象性建构,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某些重要的中国大陆电影人在异域目光的注视下,在国内电影工业十分脆弱的不利现实下,选择了模式化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段,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他者”指称的“中国镜像”。“旧民俗化的中国形象”、“新都市化的中国形象”、“武侠化的中国形象”,从开始的无意暗合到后来的刻意塑造甚至是狂热追求,从猎奇质素的加入到叙事构图的模式化再到发行评奖的国际化策略,西方的话语秩序一步步内化并深深镶嵌在中国民族电影的制作中。由此让我们看到后殖民语境下弱势文化中的电影群体创作和表述自身的尴尬心态和艰难处境,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从某个侧面把握整个中国文化在转型期所面临的困境和契机。
  • 严复的科学、进化视域与自然化的“天人观”
  • 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转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以近代西方“新学”为参照物重新认识和转化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观念,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在科学和进化的视域之下对古代中国“天人”观念的重构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很大程度上,严复过滤掉了古代中国“天”观念的“神性”,把其中的“自然性”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使中国的“天”高度自然化了,而且也将与之相对的人和社会“自然化”了。
  • 整体知识论:知识的“真”与“德”之辩
  • 西方知识论的本质是真理论,其主导问题意识是“求真”意识。西方知识论的运思模式和伦理道德的运思模式格格不入,不少著名西方哲学家也是将“知识”和“伦理道德”分而论之的。西方知识论是西方文化大背景中的产物,并不适合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蕴含道德品质和真理品质,因此,中国的知识论应该是一种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整体知识论”。“整体知识”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的总和,其“知识”概念指“一种能够支配人类做出反应的信息链”。整体知识论重视知识的“真”,但将是否“有益于人类”视为知识价值意义的根本评判原则。整体知识论并不一概排斥“错误知识”——尤其是有益于人类的“错误知识”。
  •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 私法语境中的人
  • 私法视野中的人的图像在罗马法时代与19世纪、20世纪有所不同。古罗马法中,一方面,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相互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另一方面,同一等级的人可以享有相同的自由,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意志自由的关系。近代私法强调抽象的人格,保障个人自由;近代私法中的人是个人本位、抽象的人格平等、私权保护绝对化、意思自治和自己责任的。但近代私法由于极度推崇权利绝对、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因而产生诸多弊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私法对于近代私法作了修正一在坚持主体平等、私法自治的基础上,重视具体的人格,强调对于合同自由以及私的所有的限制,采取社会责任原则弥补个人责任的不足。虽然现代私法将尊重人、关心人、成就人作为其终极诉求,但在人权保护、遏制人的生命的物化以及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划分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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