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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1年第03期
  • 《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纪念专号
  •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 《文史哲》杂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六十年来,《文史哲》秉承“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勇于引领学术风尚,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
  • 让中国学术进一步走向世界——《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感言
  • 日前,《文史哲》作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唯一代表,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对《文史哲》60周年办刊历史和《文史哲》在学界和期刊界地位的充分肯定,无疑也是对《文史哲》既有办刊方向的肯定。作为校长,我为山东大学拥有这样一份驰名海内外,得到各方认可的老牌学术杂志而感到自豪!同时,对《文史哲》所确立的办刊宗旨和追求,我也比较欣赏,认为这样办下去,肯定会有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 小学与儒学
  • 所谓“小学”,简单地说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欲弘扬传统,即需阅读典籍;欲阅读典籍,即需掌握“小学”,尤其是训诂。不读典籍,不讲训诂而谈文化,乃是在架空中楼阁。训诂为解释而生,典籍之内涵为训诂之本,不可舍本逐末,应当本末兼顾。所以,研究儒学,既要训诂明,也需要“经”义明。而“经”义是训诂所需语境的一部分,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做到训诂和义理兼顾。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实践,认真体验。就学术总体而言,要提倡四“不”精神——不忘学术之根,不弃为人之本,不轻古人之教,不拒“正业”之知,亦即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以文,行己有耻”。
  • 说“仁”
  • 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无疑是“仁”。其在字形、字义及字源方面,说法颇多。梳理此中种种不同,寻其合理所是,当大有助益于对儒学的了解与把握。
  •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 老子与尼采
  • 老子与尼采的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他们都处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主流思想遭到强烈怀疑的时代,都反对传统,否定很多传统价值观念。然而否定传统之后走向何方?尼采要前进,老子却要后退。尼采肯定刚强、勇敢,谴责怯懦;老子则肯定柔弱、退缩,贬抑刚强、勇敢。在宇宙观上,老子把无目的、无欲望的道看作决定世界存在和运动的根本力量,尼采则把个别事物的“权力意志”看作类似的力量,不过尼采也认为世界在整体上是无目的的。老子和尼采所给出的宇宙运动模式也都是循环不止的,但是尼采充分肯定生命的价值,他对宇宙运动的视角是面向“生”的,这与他积极的人生观相应;老子强调万物都要回归于道,他的视角是面向“死”的,这与他消极的人生观相应。尼采不受传统束缚而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老子消极的人生观,在总体上我们无法接受,但是老子的对立面转化、反对战争等思想,直到今天仍可指导我们的行为。
  •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 论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超越
  • 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对自己所处时代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作出不同评价,它们可被归结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分野。这二者并非相对主义的关系,究竞何者具有合法性,取决于时代的性质和要求。历史与道德双重尺度植根于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最终源自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的人类学本体论悖论这一原初基础。前现代社会主道德尺度优先,现代社会主历史尺度优先,马克思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则主双重尺度的统一,即二者对立的超越。它逻辑地完成于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历史地完成于人的实践所创造的“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亦即“历史的全部运动”。
  • 津田左右吉与中国、亚洲
  •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思想史学者。作为对津田史学予以批判超越的必要工作之一,应从多角度讨论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反“亚洲主义”或“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其主张虽以“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包括日本之意义上的东洋文化,理应不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有体系的、具备复杂内容和结构的思想。就是说,津田“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之思想基础,在于对战前“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对战后新的“亚洲一体”思想和运动,即对亚洲社会主义之期待的危机感。这种批判和危机感的背后,反映出津田关于同时代东方各地区(亚洲、东洋)文化、社会停滞的认识,津田还视“亚洲”、“东洋”概念自身为儒教式权势主义而加以批判。津田进而认为,思想、文化一般说来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从此角度出发,对徒有其名的“亚洲”、“东洋”概念作出了否定。最后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反对概念化与法则化,对以抽象化为本质的哲学持冷淡的态度。
  • 《文心雕龙》批评当时不良文风的矛头指向
  • 刘宋颜延之、谢灵运、鲍照三家作品,从艺术特色讲,均具有富丽、新奇特点,因各有偏重,其流弊造成刘宋两大不良文风:一是过于追求辞藻富美,产生繁冗、纤密之病,以颜、谢为代表;二是过度追求辞句新奇,偏离雅正,以鲍照为代表。其影响至南齐犹存。南齐以沈约、谢胱为代表的诗赋作家在创作中仍然追求富丽、新奇,且受颜、谢、鲍,尤其是后两家影响颇深,所以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刘宋的不良文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主要目的就是矫正这类不良文风,使作文取法经典,以归于正道。具体而言,他对善学乐府民歌、辞句新奇的鲍照诗赋尤为不满;在强调宗尚经典雅正文风的同时,对用典、声律、辞藻等六朝骈俪文学的表现手段亦予以肯定。可以说刘勰对当时不良文风的批评是建立在密切关注当时文学发展的基础上的。
  • 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 对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罕有学者从明清诗论中对其古诗的不同评价来予以探讨。明清诗论中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争论包含着对“古诗”标准与审美风范认识的分歧。初唐五言古介于“宋齐之政”有其具体的创作背景;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复古径路关系密切;陈、宋在五古创作上都把握了古诗无论句式散偶均应以散叙意脉贯穿的原理和抒情直白、曲折尽意、不避繁复、结构多变的特征,综合了汉魏到宋齐古诗的各种艺术经验并融入了近体诗的某些特点,使古诗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自由度。唐代五古也因此形成了不似汉魏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的独特风貌。
  • 政策、思潮与文学思想倾向——关于明代台阁文学思潮的反思
  • 明代台阁体文学思潮的主要展开时期是永乐初至正统末,天顺以后逐渐消退。台阁思潮的产生,是皇帝提倡,重臣推动的结果。台阁文学思潮之特点是传圣贤之道与鸣国家之盛,以及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
  • 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
  • 山东高青陈庄墓葬群出土的引簋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引管理齐国军队,授权其作战,引奉命后聚合人众,取得战斗胜利,俘获兵器的内容。其时代在西周中期后段,其记事可与师旋簋、师寰簋、史密簋的铭文结合起来考察。对研究西周中期周王朝和齐国的关系,以及齐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 《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 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悸(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道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
  • 周代拜礼的演进
  • 周代的拜手、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等拜礼,其形成和时兴有先后早晚之分。西周时期流行的最高礼节是相对简单的拜手稽首;春秋时期演变为更繁复的再拜稽首;到春秋战国之际,礼仪活动中又出现了“升成拜”即在堂下堂上重复进行的再拜稽首之礼。周代拜礼由简趋繁不断升级,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的发展在礼仪领域的反映。理清从拜手稽首到再拜稽首、“升成拜”的演变脉络,可以为相关文献的历史断代提供一条新的标准。
  •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
  • 宋代城市地税与农田税虽就税目性质而言有其一致性,但城市地价之远超乎农田,是专制国家必须为之做出相应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城市中的市场地块由于其地价尤高,官府也就对其敷之以特别的税额。相比而言,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居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从城市征税赋役之所依据的税产,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并形成了清晰分辨“田亩”“家业”与“营运”三类性质略异税产的概念。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 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
  • 我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七八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3年到1975年初,主要是主持《文史哲》复刊;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1984年底,我从山东省委回到山东大学,重新主持《文史哲》编辑工作。复刊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已有天壤之别。当年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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