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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1年第04期
  • 《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庆典简介
  • 2011年5月5日上午,山东大学邵馆报告厅内,高朋满座,名家云集,我国人文科学学术名刊《文史哲》杂志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此隆重举行。教育部社科司出版处处长田敬诚,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山东省高校工委书记、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中国红学会荣誉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李希凡先生,
  • 儒学与基督教:人类危机与世界文明对话(笔谈)——主张对话、反对冲突是时代的最强音
  •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
  • 五四运动时期所排斥的儒学似乎并不等同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新儒家在二战前已被提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学被抨击为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成型,在21世纪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演绎和重塑,把儒学当作一个统一的思想实体已变得不可能。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基督教身上。
  • 儒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 如何鼓励一种积极的基督徒与儒教徒之间的约谈?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目前,在基督徒一方有一种与日俱增的进行信仰间对话的兴趣。虽然这样,还存在一个历史问题即基督徒所指“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基督徒将会承认他们的宗教仅仅是上帝对人类慷慨恩典的诸多启示之一种吗?有一种神学解释对于亚伯拉罕主义传统的信徒而言或许是可行的。例如,犹太教学者认为,
  • 宽容和多元:基督教和儒学传统中的良知自由
  • 本文比较儒学和基督教传统各自对良知自由学说,也就是对宽容和多元文化的贡献,结论是:两种传统主要的区别在于,清教徒基督教发展出了保护良知自由的宪法和法律,而儒家则没有。我对儒家传统中良知自由主题的了解来自两部论著,一是马来西亚华人彼得·张的博士论文,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西奥多·德·巴里教授所著的《儒家的困境》。
  • 《中庸》君子论:困境和出路
  • 君子理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礼记·中庸》从“率性之谓道”出发,展现了这样一种君子生存:适当地按照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为人处事。进一步,过一种君子的生活,其关键点在于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是一条以诚为本的君子之道。
  • 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 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都邑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一般印象中,当这两座建筑成对组合配置时,通常是钟楼居东,鼓楼在西,常言所说"晨钟暮鼓",正与这种东西方位相对应。然而,若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则可以看到,这种配置形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唐代以来佛教在全国各地普遍兴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象。首先是在唐代世俗社会的建置当中,以东鼓西钟作为定制,而佛寺则以东钟西经作为定制,佛寺的制度并且迅速为道观所仿效。至南宋时期,在一部分介于世俗建置与道教宫观之间的祠庙当中,率先出现了融合仙凡两界的东钟西鼓对置形式,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紧随其后,元朝在道观中比较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新的布局形式。进入明代,它又被佛寺接纳成为通行的定制,并在清代发展成为佛、道两教和世俗三界共同行用的钟、鼓楼配置准则。
  • 《汉武帝内传》非葛洪之作补证——兼论逯钦立辑录五首葛洪佚诗的真伪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汉魏六朝杂史杂传小说研究的日渐深入,葛洪造作《汉武帝内传》的疑问也越来越多。综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对西王母会汉武帝的传说只字不提,《抱朴子.内篇》无一语涉及佛理,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与《内传》也明显不同等文本方面的证据,可以推断《内传》不是葛洪所作,逯钦立辑录的五首佚诗也不是葛洪之作。此外,《内传》的诗文用韵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陈国符关于"《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的结论也值得商榷。
  • 从“Confucian”到“Ru”:论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趋势
  • 近年来,不少西方汉学家把"儒"翻译成"Ru",代替了传统的"Confucian"。这一术语使用的变化体现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抛弃了传统的哲学视角,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对上古儒家思想进行分析之后,儒家哲学内部的差异性成为当前汉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尽管西方学者们在"Ru"的内涵和定义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是对于儒家内部多样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而这一翻译术语的变化在改变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的同时,也陷入了"孔子思想不可知论"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给海外儒学研究带来了交流上的困难。
  • 学术翻译的软肋——对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诸问题的思考
  •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门日开,海外汉学论著之译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译入数量日多,并通过新的观念思维与方法之挹注,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之进展。但不可否认,此中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存在的问题甚至比其他领域的翻译更多、更严重。这些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选目不平衡、译文不准确、专名翻译错误、中文文献未还原、版本选择及译注问题。应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与特殊性,以便共同努力提高海外汉学中译之水平,为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进步提供良好的基础。
  • 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
  • 两汉士风及其主体历经数变。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聚养私剑、藏匿亡命为特征,见养、见匿者渐亦被称为侠,非徒因见养、见匿者亦有所养、所匿,主要还是因为养者、匿者与见养、见匿者已结合成一个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秦汉之际及西汉前期,闾里布衣之侠成批出现,根源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当时的职业游侠以外于体制或反体制为其基本特征,体现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和行为方式。西汉中后期,游侠群体出现由侠而儒的"变节",过程曲折往复,变节者往往未脱侠质,实为"儒侠"。两汉之际游侠儒教化大体完成,但侠风犹存。肇因于与宦官的权力斗争,深层次根源则是察举制度,致使士林由名节而苦节,形成侠气张扬的婞直士风及其主体——本文号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婞直而权谋,从苦节到诞节,则是魏晋名士的形成过程。
  • 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
  • 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给人们一种新的心理安慰方式,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东汉时期道教与丧葬礼俗关系的研究不容忽视。
  •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 理论探索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懈追求,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评判模式,从而产生了许多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在新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建构和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命题话语权。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
  • 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
  • 在国外学术界,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两派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进程,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代、角色和路径等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通过考察19世纪中西贸易史,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证材料,有利于澄清这场争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在茶叶和鸦片贸易中,中、英双方在组织和战略上的差异性,凸显了双方背后的经济体系确实存在巨大差别,按照布罗代尔的定义,这种差别正体现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此外,经济史的考察还提醒人们,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视为真理的一些命题和结论,也值得用历史的眼光重加分析和检讨。
  • 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 古人多以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散文,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皆具"片面的深刻"。散文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技、术),属于技术层面。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散文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视之。
  • 《文史哲》2009年“年度名篇奖”揭晓
  • 经过历时近半年的严格评选,《文史哲》2009年"年度名篇奖"揭晓。郭延礼《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考论》(第4期)、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6期)、杜保瑞《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第4期)三篇佳作入选。
  • 论宋人落第诗
  • 科举考试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和体验的一个生活阶段,因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落第诗或是落第者自抒胸臆,或是他人安慰劝解,诗歌渲染上一层悲苦气氛,富有艺术感染力,是种种写科举题材诗歌中最为出色的。宋人落第诗最常见的劝慰方式是以山水风景、春日风光等自然景色相慰藉,劝慰落第者览景遣情,排解愁绪。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一种风貌:融情于景,蕴藉隽永。宋人落第诗大都择要叙说,点到为止,不发长篇议论,故多数落第诗篇幅短小。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又一风貌:短小精悍,语意深长。宋人落第诗的风格,以凄怨和悲愤两种情调为主。总之,宋人落第诗摆脱了"议论、才学、文字"的窠臼,面目清新,含蓄淡约,其诗风类似唐诗。
  •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类型辨析
  •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逻辑上存在包容、无涉和交叉三种可能类型。道德中心论者主张包容说,法律至上论者主张无涉说,事实主义者主张交叉说。包容说过分强调道德上的实质正义,无涉说过分注重法律上的形式正义,片面性显而易见。而交叉说则正确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本体,因此是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科学理论。
  • 宪法解释的性质与方法——兼及宪法解释性质的论争
  • 宪法解释对制宪者原意的探求,不应局限于制宪者在当时的意思,而应探求制宪者处于今日之社会情势下所应有之认知。法官在解释宪法之时,通常会杂糅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但另一方面,由于宪法裁判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裁判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宪法判断又有宪法判断回避、合宪性解释、适用违宪等特有的原则和方法。
  •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四“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在山东大学召开
  • 2011年5月5日至7日,为庆祝《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四“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单位以及日本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 《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庆典简介
    [世界文明对话/儒耶对话]
    儒学与基督教:人类危机与世界文明对话(笔谈)——主张对话、反对冲突是时代的最强音(许嘉璐)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谢大卫[美])
    儒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白诗朗[美])
    宽容和多元:基督教和儒学传统中的良知自由(大卫·利特尔[美])
    《中庸》君子论:困境和出路(谢文郁)
    [文史新考]
    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辛德勇)
    《汉武帝内传》非葛洪之作补证——兼论逯钦立辑录五首葛洪佚诗的真伪(丁宏武)
    [海外中国学]
    从“Confucian”到“Ru”:论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趋势(董铁柱)
    学术翻译的软肋——对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诸问题的思考(程章灿)
    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牟发松)
    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杨爱国)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陈支平)
    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黄敬斌)
    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欧明俊)
    《文史哲》2009年“年度名篇奖”揭晓
    论宋人落第诗(诸葛忆兵)
    [左翼文学问题]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刘林)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李跃力)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类型辨析(李寿初)
    宪法解释的性质与方法——兼及宪法解释性质的论争(牟宪魁)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四“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在山东大学召开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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