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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2年第01期
  •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 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 互文性虽是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的文学理论术语,但它所指称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中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诗论家也一直对此有所意识。事实上,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特征,仅注意先后产生的文本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关联是远远不够的,“避”作为一种写作策略,同样也是互文性的一种形态,或许可以称作“隐性的互文”。
  • 忠恕与金律:地球村未来之共同原则
  • 在人文意义上,“金律”与“忠恕”可谓中西思想传统中最为接近、最具备构和之可能性的理念,为中西文化真正的会舍之点,有着成为人类发展“地球村”共享哲理的基础。“金律”区别于“忠恕”之鲜明特点为其超绝性与二元性,而“金律”要成为“全球性伦理”,需经去超绝性与去二元性的转化。“忠恕”之鲜明特质是其非超绝性与非二元性,也即“一多不分”或“心场”结构,“忠恕”在实用性上接纳、包容具超绝性、二元性的“金律”,可消解其挑战性逻辑,与其创造构和局面。“设身处地”作为“金律”与“忠恕”之共同点,基于逻辑的非绝对性。“忠恕”与“金律”二者虽来源殊途,却可九九归一,实现构和。
  • 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
  • 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与南洋交通线上的名都。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邪”有特殊的表现。“琅邪”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据说南海有移用“琅邪”地名的情形。如果此说确实,则指示了当时海上航路开拓的路径,应当看作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纪念。
  • 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
  • 由于新、老满文在入关前的过渡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体在回译成汉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经爬梳并比对庞杂的满汉文献后,筛找出一些先前遭学界忽略的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被译作“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的新资料,发现曹家在崇德朝虽隶属多尔衮所主的镶白旗,但一直是该旗宗室阿济格王府下的汉姓包衣,此一新发现恐将松解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说的主要证据。
  •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侯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模式。
  •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
  •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复员的过程中,就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制定了极不合理的方案。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多地物价因此大幅飙升,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了新的剥夺,民怨更加激烈。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诸多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并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
  • 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
  • 地记著述在六朝达到空前兴盛状态,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南朝时期私家藏书甚富的陆澄、任睹、顾野王等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编撰有集成性的地记丛书或地理总志。与史书地理志相比,六朝地记作者崇尚实用的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在写作中往往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轶事传闻的记述,讲究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喜欢猎奇,乃至采纳为正统史家所不屑的虚诞不经的故事。大体言之,六朝地记具有地理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六朝地记融会地理与文学的特色对古代地志、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
  • 以往的文学史家,由于理路的扁平与叙述的方便,往往把李颀置于盛唐大家名家之后讨论,不仅把他淡化得模糊,且存在盛唐前后期的倒置。李颀歌行体对初唐朝代易革、边塞、闺怨三大题材予以大刀阔斧的革新,而且与送别酬赠诗结合起来,成为新型的人物诗,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时代精英,展现了盛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而七言歌行也在李颀手中绽放出新奇光彩,对此后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都有绝大的影响。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权利法案》联邦化
  • 美国的《权利法案》联邦化是《权利法案》的法律效力逐渐扩展到整个联邦的法律发展过程,是美国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从最初否认《权利法案》联邦化的舍宪性,逐渐发展为积极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最高法院态度的变化,既与美国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发展有关,也是最高法院内部司法理念变化的结果。
  • 从加拿大收回宪法看联邦制的效能
  • 1931年加拿大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但直到1982年才从英国手中收回宪法的管辖权,其原因在于联邦与各省在确立修宪程序以及宪法修改事宜上长期未能达成一致。在半个世纪里,各方围绕魁北克省的法裔问题、联邦与省政府的权限和地区之间的宪政关系问题展开博弈。这一过程和结果表明,联邦制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效率低下,在处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则表现出较大的功效。
  •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2000年3月成为直属学校的独立研究机构,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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