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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2年第02期
  • 不利之利:早期中国文本中“利’’的矛盾句
  • 在早期中国文本中,“利”字呈现出复杂的含义,其含义的复杂性在矛盾句中尤为显著。这些矛盾句的出现或许暗示了孟子以后的思想家不再单纯地接受或排拒“利”,而逐渐承认“利”这个概念的多面性。英美哲学家对于概念的鼓动性与描述性含义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利”在中国早期论述中的两个重要功能。概念的鼓动性含义,指的是灌注于该概念上的劝说力量,期使该概念在特定方向上“感动”受众;概念的描述性含义,指的是该概念本身具有的意涵,即在取向上中立的内容与描述。当早期思想家的论证聚焦于对“利”的赞成或反对时(两种鼓动性含义),也同时讨论了“利”既有的语义内涵(描述性含义)。对于“利”字矛盾句的分析,也能进一步证明墨家思想的普及与持续地被其他学派所吸纳。把“利”视为一种价值最初只见于墨家学说之中,后来则逐渐成为思想家共同持有的道德语言。
  • 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 对儒家文明现代意义的研究,需要廓清对儒家文明的种种误读,理性、科学地甄定儒家文明的历史性地位和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主流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禀赋和文明优势。20世纪的一百年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得到空前爆发的一百年,在这百年激变中,儒家文明丢弃了许多旧的东西,接纳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儒家文明长期凝练的文明内核与文明精髓没有丢失,反而在历次救亡图存中得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家文明是表明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干文明符号,儒家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新的辉煌发展期。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 前孔子时代的古释奠礼考释
  • “释奠”本是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的古礼,其成为“祭孔”礼之代称,乃是后来之事。自古籍经典文献中,可钩沉出前孔子时代释奠古礼之图廓大略。释奠礼乃是广义的总名,分言之则尚有“释菜”与“释币”。释奠礼重,故是大名;释菜则礼轻。“释奠”一词可以总称施于“学”中祭先圣、先师、先老之礼,尤其是“始立学”时。言释奠可以包含释菜,反之则否。古“释奠”礼有其变化之趋:自早期的“主兵”出征四方而至“主文”兴学设教;从早期之施设此礼的本质乃属非常时属性,到后来渐有常时行礼之属性。源于孔子之前的古“释奠”礼,真正被提升为国家级常设之礼,从而转变了其本为“非时而祭”的原初属性,乃是后世与祭孔礼联系的结果。
  •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 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以《金瓶梅》研究为例证
  • 回顾与前瞻小说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必须要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借鉴、汲取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精神的同时,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方法应回归文学本位,即对文本进行细读,从而强化小说的审美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关注作家心态史,以心会心,将心比心,对文本进行真切的内心体验和纯真的审美体验。此外,回归文学本位作为一种本体性的思考,从其逻辑关系来看,还要充分考虑到文学本体的核心,即文体。
  •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 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
  • 仪征阮元在嘉庆朝倡为“文言说”,表彰《选》学,汲取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推阐文之义界,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并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的学坛身份,以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重拾六朝文笔之辨,弘扬骈文正脉,在学友与后学问形成有力呼应,影响文坛历百余年,乡后辈刘师培在晚清国粹潮中成为殿军,故时人对此派又有“《文言》学”或“文笔论派”之称。
  • 宋代的诣阙上诉
  • 宋代诣阙上诉的主要形式是击登闻鼓和邀车驾。内容包括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控告地方官的不法行为,经济、司法、文化、军事问题,家庭私事、诬告等。对诣阙上诉,朝廷在符合规定条件下是允许的,而地方官基本是反对的。针对复杂的诣阙上诉内容和性质,有时皇帝亲自接见,对反映重大问题有功者给予奖励,对为引起朝廷重视不惜采取自毁肢体的极端做法予以惩治,对于无理取闹、侥幸欺诈者则予以严厉处理。对于诉求的问题和对象,朝廷或引以为戒、形成制度,或惩治有关官员,或及时处理问题,或接受建议除弊兴利,但也有不受理或不解决问题者。宋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和维护个人、地方乃至国家利益的诉求,使得诣阙上诉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对官方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民众正当权利的维护方式,核心价值是宋人对命运的抗争扣对制度的抗争。宋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申诉权并充分运用,本质是追求公正权,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人权意识。这些有利于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值得充分肯定。
  • 匈奴“发殉”新探
  • 匈奴墓葬中普遍发现的殉葬发辫以代替殉人的现象,是匈奴民族独特的、具有浓厚萨满色彩的丧葬习俗。但其中赋予断发殉葬这一行为的宗教的、情感的、礼制的意义却是普遍存在的,以断发、断指、断爪(指甲)、断腕等作为宗教贡品的宗教文化记录在世界各地都曾普遍存在,以断发为代表的对于极端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匈奴人的发殉,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无疑是与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观念相冲突的,但其处理头发的具体形式,即以丝绸锦囊包裹,将头发和指甲放在一起埋葬于棺椁之中的具体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
  • 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
  • 关于纪事本末体之创始,传统观点多归于南宋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但史学界还存在着几种未经深入辨正的说法。不可忽略的是,“纪事本末”被确立为独立史书体例的标志,是清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目的设立。据四库馆臣所认知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之基本特征辨正诸说,其中属纪事本末体者只有《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后者实先于前者而撰作,故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未》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三朝北盟会编》。
  •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中和论”美学思想
  • 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采取“以西释中”的方法,将中国古代“中和论”美学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谐论”美学思想相混淆,导致诸多误读。其实,中国古代“中和论”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之上,包含着“保合大和”、“元亨利贞”、“中庸适中”与“和实相生”等特殊的美学内涵,与“和谐论”关学一样在当代具有特殊的价值。
  •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 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
  •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土改小说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以政治和政策为主导,记述历史进程,而对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个体的命运,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作品成为政治运动的次声部,因而这类作品对暴力和土改干部的描写较为单一。后者以史料和文献档案为基础,能够冷静地谛听、考辨与重建历史,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他们在描写暴力事件时,将暴力与人性纠结在一起,更好地彰显了历史事件的多重意蕴。他们对“冷酷型”、“反思型”和“悲情型”土改干部形象的塑造,呈现了历史进步途中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受当时政治形势的规约外,与二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形成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 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西方自由民主的两个层面及其启示
  • 为什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剧烈的阶级对立和冲突,而当代资本主义却出现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到以社会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从19世纪末以来,实行社会自由主义的西方中左派执政党派逐步改变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实行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保障基本生活水准方面的经济平等,建立工作场所民主,并且,推进了与新社会运动相联系的社会民主权利的保障。这些社会民主机制与西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基本民主原则相一致,与政治民主相互补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体制保障。作为后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应当吸取西方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并攀,建立遏制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官僚腐败的长效机制。
  • 试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路径选择
  • 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向现代政治和后现代政治的双重转型的艰巨任务:既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互动。政治领域的这种转型必须跳出政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阈,充分顾及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协同跟进,和以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原则的整体性推进。如是,方能取得政治发展的生态化的社会效果。
  •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 实现“三跨四经历”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平台——山东大学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
  • 山东大学积极更新办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给学生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提供更多的成才机会,鼓励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国境学习,倡导学生拥有本校学习经历、第二校园学习经历、海外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经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跨四经历”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我国高校办学和教学改革的一个亮点。
  • “凡我在处,便是山大”——山东大学校长 徐显明
  • 在海外,每位山大志愿者都是一个“中国读本”.每位山大志愿者都是一张“山大名片”。山大志愿者怀抱“为国奉献,历练自我”和“为山大争光,为成长奋斗”的信念,在海外展现出了优良的精神风貌和出色的工作业绩,获得了海外任教机构、我驻外使领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高度评价,为山大赢得了广泛的海内外声誉。
  • “我能听到自己成长的声音”——山东大学首批赴秦志愿者 矫雅楠
  • 山东大学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们在海外付出了激情和辛劳,收获了成长与荣耀。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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