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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3年第02期
  • 《尔雅》说略
  • 中国的文字训诂之学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西汉之初始有“训故(诂)”之名,西汉末至新莽乃称“小学”。而《尔雅》作为小学之梁柱,经历了漫长的注疏、考证的成长过程。其间名著迭出、大师相望。至南宋朱熹乃将《尔雅》列为《十三经》之一,这是中国文字考据训诂学上一件大事。研读《尔雅》,理解字义,须参照历代名家注疏如郭璞《尔雅注》、郑樵《尔雅注》、邢禺《尔雅疏》、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及张揖《上广雅表》、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等专论,以知其流变,明其要旨。而“说略”云者,述《尔雅》之大略耳,有类佛家之方便法门。问或有辨析、发明者,亦属一家之言,未足定论,以俟后之来者。
  • 武化到文化之转变——论汉大赋的形成
  • 战国后期至汉初的学术思想是以“智”为核心展开的。汉初对秦皇黩武的鞭挞,展示了智者的洞悉。汉代大赋的铸成,劝百讽一的特点,正呼应着学术的发展趋势。西汉大赋体式与当时君臣朝野博弈相呼应,司马相如作赋,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他一方面迎合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受时代思潮影响,顺应社会、士人的主流共识,此种揣摩精准,出于其理智的思索和算计,与文学纯粹的抒情性品格不同,这是造成其大赋特殊形态的关键因素。汉代大赋其实机锋暗藏,其尊君卑臣观念之宣扬,张扬着春秋公羊学的精神,希望借此将无限膨胀的专制集权纳入到可控的范围内。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具备理性第一、感性其次,或者政治挂帅、文学陪侍之特性,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某种特质。
  • 孔颖达诗学的价值取向——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一种探讨
  • 孔颖达的文论体系是在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理论工具,使《诗经》的教义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张力性,重树经学的权威。他标举“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贯通情志说,矫正汉魏六朝以来的悲情观念;赋予比兴新的内涵,使内蕴的义理外化;借重语境说诗,增加经叉的可信度。这种价值取向,赋予有唐一代的文学以严肃、健康的主题,预示着盛唐气象的到来,即便是到了晚唐衰乱之世,诗人仍然不忘孔颖达的“针药”之讽喻,用心唱着挽歌。因其文论带有鲜明的经学特质,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美的发展,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文论家。
  • 鲁迅的纪念文字与“记念”的修辞术
  • 通读鲁迅不同时期的纪念文章,会发现一个有意味的修辞现象:鲁迅常用的纪念文字是“记念”,而非约定俗成的“纪念”。作为一个文学启蒙者,鲁迅的“咬文嚼字”不仅仅是一种以语法精密为现实任务的先锋实验,而同时也是一种以启蒙效应为最终旨归的修辞艺术。在“纪念”成为通行语的中国,鲁迅还要坚持日本语的“记念”,主因有二:其一是“硬译”路线,其二是“小学”背景。鲁迅在纪念文章中选择何种修辞方式,是由具体的修辞情境来决定的。在表达内心深处的个人记忆时,鲁迅倾向用自己所喜欢的“记念”,在代表社会角色作集体发言时,鲁迅一般用约定俗戍的“纪念”。这种语词分用现象在鲁迅的纪念文章中,表现为“回忆记”与“纪念文”两类不同的文体风格。对鲁迅来说,不受“纪念文”形式约束、自由抒发情感的“回忆记”,是更贴近其独立思想与文学心性的。
  • 试论子思遗说
  • 子思将西周政治理论的“天命论”转释为人性根源,并标举“中和说”以将“情感”与“德目”相联系,儒家学说遂能推极于自然而归本于人事。“五行论”则以《札记·表记》为坐标,知子思以水火土比附于父母,但尚未有严格之“五行即五常”的思想。“仁义内外之说”可藉《中庸》以窥子思“成、诚”尽性的学说,确立人性美善并得自然扩充、内外一贯、本末终始的体系,铺陈出严密的、动态的、内外相拓复相制约的人性论,为孟子性善之说,奠立了重要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近世学术界治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的学者,藉此方法获得不少新结论。然而,研究简帛佚籍之中的思想史问题时,因涉及抽象观念的分析、思想体系的比较,以及思想流派的发展等三方面的问题,并非简单标举“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一语即可,“二重证据法”能有多少效用就值得怀疑。若先就传世文献及思想史发展之大势考察子思的遗说,再一一检视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将可以更为慎重、精准地重新勾勒先秦儒家思想谱系。
  • 《世说新语》的“许比”当为“比者”之误
  • 《世说新语·汰侈》篇有一句“如恺许比甚众”,历来注释诸家众说纷纭。经考证可知,“如恺许比甚众”原本应该是“如恺比者甚众”,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 简本《老子》与“阴阳两仪”思维范式形成再审视
  • 因《老子》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之句,学术史研究遂多将该书作为“阴阳”由背阴朝阳及阴阳二气上升为二元两仪范畴的始点,《易传》以阴阳解《周易》也自然被认定为是受到《老子》道家哲学的启发和影响。然《老子》中这唯一出现“阴阳”二字的部分却不见于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的郭店楚简本《老子》,而该简本已被不少学者认定为《老子》原始本,今本《老子》乃是战国中期之后的增补本。重新审视先秦“阴阳”范畴及其与《易传》《老子》的关系,可知“阴阳两仪”思维范式的形成不在春秋末而在战国中期前后,《易传》和今本《老子》是其标志,而它们都与《周易》的传播和影响有关。
  • 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
  • 泰州学派平民儒学通过赋予“百姓日用”以道的含义,而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平民儒者关于“愚夫愚妇”的思考与实践,张扬了人的自由精神,对传统政治价值与政治秩序形成某种冲击,但他们关于“人”的认识仍局促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覆盖与笼罩中。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缺乏权利意识,更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应首先体现为“人”的观念的变革。
  • 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
  • 龙山文化对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研究是龙山文化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龙山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以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所占比例很低,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可能还有大豆。其中稻和粟占主要地位,其次是黍,小麦、大麦和大豆数量都很少。野生植物包括紫苏、黍亚科的某些种、藜科、葫芦科等;动物性食物包括家畜猪和狗、野生的陆生动物如鹿类和水生的各类鱼、蚌等。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泰沂山以南地区稻占主要地位,东南沿海尤甚,而泰沂山以北地区粟和黍代替稻成为主要粮食,这种情况从沿海向内地逐渐加强,这可能与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有关,胶东半岛地区的情况则不甚明了。与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相比,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新出现了小麦、大麦和绵羊,这可能与公元前第三千纪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关。
  • 北魏天兴“律令”的性质和形态
  • 北魏开国建制之际所定天兴“律令”,是北魏一代律令体制发展演变的起点。无论是从当时立法的中心任务、现实基础,还是从历史传统及其遗痕流绪等方面来看,天兴“律令”的性质和形态均深受汉代“律令”体制和“律令”观的影响,而相当不同于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天兴《律》、《令》很可能均为科条诏令集,并不具有制定法形态,其《律》当是取汉“旁章”之体以为“正律”,《令》则补充《律》文和规范各项制度。天兴以来“律”、“令”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逐渐向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体制靠拢的过程。
  • 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
  • 《汉学商兑》四卷,为方东树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是书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余种版本刊行,但迄今尚无一校勘精良的善本。而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通过对《商兑》全书详悉比勘版本与梳理文献,可知方东树当初并没有编纂《汉学商兑》向汉学家发难的动机,而是在广州受江藩、阮元等人的刺激导致的结果。《商兑》初编于道光四、五年间,至道光十一年完成并初刊,此前并无刻本行世,该书通行诸本以增入方东树《汉学商兑刊误补义》的望三益斋刻本最为权威也最为完备。方东树学宗程朱,排斥他学,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加上他轻言易忿、好战斗狠的性格,致使全书充斥着诟詈谩骂之词,令人难以卒读。全书虽征引繁富,但多出于二手材料,只是一部抄撮斗凑、大言自壮、毫无新见的百衲篇。后人谓《商兑》出而汉学熄,并起到了汉宋调和的导向作用,但事实是汉学衰微等与《汉学商兑》并无任何的直接关联。
  • 学术期刊:西方的困境与中国的机遇
  • 学术期刊自17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种依附于学术群体并为学术服务的小众化传播媒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业因素开始渗透到西方学术出版领域。这种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出版在技术上的进步,却因出版商不断提高学术产品价格而将学术出版引入当前的危机。相比之下,根植于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受市场化影响较小的中国学术期刊却占据了公共资源上的优势。西方学术期刊的困境警示中国的学术期刊改革要扬长避短,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前提下改善学术环境,完善办刊机制,利用网络化、数据化平台推动以学报为主的综合刊向专业刊方向发展。
  • “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
  • 《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实施办法》的颁发,意味着高校学报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业内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和抉择。《清华大学学报》“期刊与评价”栏目近期刊发的一系列文章,围绕学报的内向性与开放化、综合性与专业化、分散性与集约化、纸质刊与数字化、转企改制等问题展开讨论,集中呈现了业内对学报改革的看法。由于立场和视角的差异,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视差。若执着于某种固有视点,只顾自说自话,就很难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唯有在不同视点之间不断移动,并在由此产生的“视差之见”之上进行跨越性反思,才有可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由21家“名刊”学报联合创办的专业网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就诞生于“视差之见”的基础上,是一种符合期刊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的协同创新模式。
  • Abstracts
  • “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
  • “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海外儒学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设计者是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李学堂教授。近日,“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通过了院学术委员会评审,专家们对该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予以高度肯定,并针对该项目的内容结构、实施计划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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