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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3年第03期
  • 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
  • 儒家的贤能政治理念起始于有教无类的假定,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领导者,并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参政。新加坡的政治实践真正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质疑。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中国政治制度自1990年代前期以来变得更加贤能化了。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
  •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
  • 民主政体有四大问题,特别是它的一人一票机制。很多自由民主思想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内部修正。但是这些修正无法充分处理这些问题,而基于孟子思想构建的一个结合了民主与贤能成分的混合政体(本文称之为“孔氏中国”)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政体不预设狭义的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其设计是普适性的,是孟子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思想的一个具体制度实现,也是儒家面对自由民主的回应(拥抱自由法治,修正大众参与)的一个具体制度实现。
  • 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
  • 选贤任能历来是儒家倡导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儒家人性平等的理论为贤能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苟子,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选贤任能的时代精神与社会思潮,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儒家贤能政治的思想在后世逐渐演变为人才选拔的推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当今的贤能推举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摒除传统贤能推举制度的弊病,借鉴当代世界人才选拔体系的优长,可以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民主制度。
  •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
  • 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左翼文学发展最充分的时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左翼文学形态,即随着“解放区文学”的迅速扩展而逐步进入“体制”的大陆左翼文学、处于政治高压下而以在野文学力量存在的台湾左翼文学和在“体制”外“自由竞争”状态中与右翼文学并存的香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只有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左翼文学不同形态的互为参照中才能更好把握其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蕴含。战后台湾左翼文学对于鲁迅左翼现实主义传统和日据时期左翼文学“人民性”传统的继承和拓展,香港左翼“本土性”达到的文学现实关怀的高度,都使我们得以在与中国大陆左翼文学对照的反思中把握左翼文学的本质性存在,即从人民立场出发的人道关怀、坚持思想高度的现实批判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而不依附于政党现实性诉求的作家个人性写作,这种存在使得左翼文学以“人民的文学”丰富了“人的文学”并会最终归于“人的文学”,由此也更深入了解跨越“1949”的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进程。
  • 《大荒经》内容商代说
  • 《大荒经》与《山海经》是时代不同、各有渊源的两部书。《大荒经》的词汇有着明显的殷商属性,其内容也与殷商的历史和甲骨文存在着密切联系,其所载之姬姓西周、姜姓北齐及戏国等相关史实,皆仅存商代;肃慎、犬戎、北狄等其他各国,与其他文献多所吻合,有的还有甲骨文和考古材料印证,皆属殷商一代或商代已存在的邦国;其所载之古代天文、农业等发展状况,活动地域与神话、人物等,也同样与商代相合。《大荒经》的整体内容,对应着商王族之外方国的大致结构及其高层的神灵信仰,无疑应属于殷商时代。
  • 戴震与全祖望的又一桩学术疑案
  • 方以智的《通雅》,《四库提要》评价是一部“考据精核”的著作,在明代考证家中“卓然独立”,清代的考据学因此“沿波而起”。然而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却很少称引。戴震的《声韵考》只字不提,却突出地征引了其子方中履的著作。这些内容竟是《通雅》中的学术要点。如此不舍著述征引文献常理的现象,证明戴氏对《通雅》有所忌讳,同时又显露了对其关注和欣赏的心理。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批评《通雅》“不能审别伪书”,“所引多无稽”,对其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乾嘉时代的学人视伪书如仇。征引伪书为学者大忌。《通雅》留下了硬伤,理应被学人轻视。这就是梁启超难以索解的“乾嘉诸老”为什么“很少征引”、“很少称道”《通雅》的真正原因。戴震碍于全氏之说,不满其偏激之评,又出于对乡贤的爱护和对自身的保护,于是才有迂回征引而传扬方氏学术之举,并因此影响其弟子以及学人的著述,形成了乾嘉前后学术界对《通雅》征引冷热不均的极大反差现象。
  • 简议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别——兼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哲学史与思想史一直是两个并行且时时为人们所互借互用的概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哲学”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称哲学史为思想史似乎也就包含着对民族传统的某种坚持;另一方面,由于哲学史与思想史往往要面对同一对象,因而二者在外延上又存在着的大小之别,所以哲学史与思想史似乎又存在于不同的取材范围之间。实际上,哲学史与思想史虽然要面对同一对象,但其区别则主要在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解读方法与不同的诠释方向上;哲学的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哲学的方法却并不为西方所独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以思想史取代哲学史或刻意回避哲学史性质的研究,既不是历史主义立场,也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立场。
  • 人伦重建是中国文化复兴必由之路
  • 依据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由此决定了人伦关系建设是社会秩序建设乃至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重建人伦关系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1.必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五常和忠孝,而非自由、平等、人权等西方价值观;2.必须确立每个人“各遂其性”(即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以保障或实现)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目的或最高理想;3.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风化”即社会风气改造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必要条件;4.道德教育必须走出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极端的误区,以人格的独立和健全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 试论“一分为三”与巫术政治文化的关系——兼评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研究
  • 庞朴先生把“一分为三”看作中华文化的标志是极富远见卓识的。但中华文化密码中的“一分为三”,除了是一种认识论智慧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智慧,它的根生长于中国古代实际存在过,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过极其重要影响的巫术政治及其文化之中。考察巫术政治的形成过程,它是中国原始家族血缘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远古“绝地天通”的巫术革命中,巫术走上政治舞台,与家族血缘权力相结合,使家族血缘制度从“民、神杂糅”的二元的图腾制形式,发展为“神一巫一民”三元的巫术制形式。由此,世界三分奠定了巫术政治的一系列观念和思想,贯彻于巫政合一,亲亲、尊尊的伦理和政治原则,仪式化的执政方式和神道设教等巫术政治之中。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三”绝不是一种悬浮无根的思想,而是与实实在在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从这个制度上生长出来,并且为整个制度服务的。
  • 唐代刑部尚书的出身阶层与入仕途径
  • 唐代刑部尚书来源于多个社会阶层。受士族政治余风的影响,绝大多数仍出身地方郡姓,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家大族;来自宗室和地方小姓者则为数不多,出身寒门者更属个别。但是,士族政治已渐趋衰落,即便是具有旧士族血统的刑部尚书,也很少通过门荫入仕,而科举考试已经成为他们入仕的主要途径,其中尤以进士科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虽然设立律学馆以培养法学专门人才,科举中又特别设置明法科来选拔法学优秀人才,刑部尚书却并无一人由明法科出身。究其原因在于:律学地位较低,明法科出身者仕途前景不佳,社会风气重视经学文章而轻视律学,来自社会较高阶层的贵族子弟竞逐明经、进士等科而对明法科不屑一顾。
  • 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其转变——以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为中心
  • 中国古代历史上,秦与汉唐统一帝国在较长时期里奉行了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力图保持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当其强盛之时,一方面对内强化统治与建设,一方面对外采取积极的边防攻势,从而维持了大一统的格局。但其长期的对外战争也加重了国力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并最终削弱统治能力。宋初统治者也有延续以往治国理念的用意,然而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转而以内部建设为主,对外则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崇文抑武开始成为其治国理念。此后,这一理念得到继承和巩固,由此在内部秩序、社会经济及文教发展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在边防上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 族群、民族和国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不自觉地将它们混淆,遂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何时形成的种种争议。汉民族只是多元一体的国族中“多元”中的一元,绝非中华民族“一体”本身。无论从概念的严谨性、还是历史的真实性而言,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皆不可能出现于近代之前,作为民族的汉民族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又要尊重中华民族这一国族中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尊严。
  • 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
  • 先秦两汉诸子文学,有“尚辞”、“明理”之辩,二者是先秦两汉诸子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辞”、“理”与后世的“辞采”、“内容”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二者成为品评文学的基本标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辞”、“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不同比重,造成了文学作品的不同风格与文学特征。从文学实践价值来看,早期儒家、道家提倡“以理为尚”,反对“繁辞富说”。战国末年,游士兴起,骋辞之辩,使诸子多“辞胜于理”之文。荀子、屈原之赋,“辞”、“理”兼重而“辞”胜于“理”。宋玉、景差等人骋辞使气,首开“尚辞”之风。入汉以后,赋家承宋、景余绪,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大开“尚辞”一路;陆贾、贾谊、刘向等人,则开“适辨一理”一途。扬雄始“尚辞”,终“明理”,拈出“事辞相称”的概念,为东汉赋家指明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桓谭、班固、张衡等人,即承扬雄晚年“事辞相称”思想而来。
  • 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性特征
  • 学记文是一种在集体审美趣味中形成并具有超稳定性特征的文体,与意识形态支撑下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它的变化又与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有深厚的关联。明代前期学记文多以记叙为主,进而形成公文化的趋向,叙述平实严整,文风平易质朴。后期学记文以议论为行文主体,形成了书院记议论宏大、结构严谨的新文风。由于心学讲求深造自得,前期学记文充满集体形态,少有个体意识表达的局面也被打破了。但由于社会形态的稳固,作为集体形态思想、意识反映的学记文便具有了超稳定性,很难彻底突破。
  • “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由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广西百色学院协办的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召开。来自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2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大会共收到论文214篇。会议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了深人而细致的交流和讨论。
  • Abstracts
  •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编纂出版
  •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项目主持人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承略教授、刘心明副教授。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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