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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社科财经 > 《文史哲》 > 2013年第04期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 刘泽华建树了一个王权主义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并通过带学生的方式,培育了一个阵容可观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以研究和剖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为职志,以王权主义历史观为分析工具,与现代新儒家有明显对立的学术立场,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抱持历史批判的科学态度;就其内部说有诸多学术共性,就其外部说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形成了在当代中国史坛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这个学派的学术旨趣集中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而王权主义历史观是其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分析工具,故称其为王权主义学派。
  • 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与牟宗三理解的智的直觉
  •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儒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牟宗三认为,康德不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儒家则承认人完全可以有这种能力,所以儒家超越了康德。但是,严格说来,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与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并不是一回事。明确区分这两者的不同,对正确理解和评价牟宗三相关思想有重大意义。
  • 外在主义与一致主义可否融合——对戴维森有关思想的回应
  • 戴维森一方面主张外在主义,认为直接的事实使得我们的语句为真,另一方面又主张与外在主义相对立的、属于“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将某一信念的真看作在于它与其他信念之间的“一致”关系。这方面的原因在于虽然戴维森认为感觉与信念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由于它们之间并不具有逻辑关系,因此前者不能为后者提供确证。由于感觉所与实际上是具有概念内容的,它们在表现形式上与信念一样,都可以表现为某种命题的形式,尤其是在对于事实的感觉上,因此具有命题形式的感觉经验与信念之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也就是感觉经验能够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证。此外,戴维森曾试图将真理的符合论与一致论两者加以融合,这是有可行性的。但与戴维森的解释不同,“符合”可以作为“真”之充分条件,“一致”则是“真”之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外在主义与一致主义是可以融合的。
  • 马克思的存在论以“Sein”为对象吗?——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的解答
  • 通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存在论不是有关Sein的理论,而是有关Dasein的理论。以Sein为对象的存在论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在马克思那里,Dasein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是“对象性的活动”,就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就是自否定的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否定性存在,人总要否定自己,并且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否定从而肯定自己、规定自己,这个过程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所谓实践,正是人在否定中建立自身的活动。
  • 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崇高美学——由《蚀》三部曲所引发的论战谈起
  • 1928年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围绕《蚀》三部曲所展开的论争在革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场论战的焦点之一是革命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即革命文学应以何种法则、方式呈现“现实”,这种“现实”的质的规定性应该是什么,这实际上是革命文学的核心美学问题。由此浮出水面的“新写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蕴涵着一种根本性的美学原则。它提倡对“现实”作观念式的再现,由此揭示出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所呈现出的所谓“现实”,实际上是对实在“现实”的规避与放逐,其本质是“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美学映像,是一种主观的“现实”。除了将客观现实“逻辑化”,革命文学在审美关系上还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根本对立,它追求“崇高”的审美理想,强调力量与情感在审美体验中的重大作用。它以冲突、动荡为审美特征,与和谐、静穆的中国古典羡学截然不同。它促进并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对崇高的渴盼与追求;但与此同时,革命美学也难以掩饰其粗糙、偏执、暴戾与排他的反现代性的一面,它所追求的崇高也因强烈的夸张性和排他性而沦为了一种“伪崇高”。
  • 西汉封爵孔子的两种走向:血缘性与非血缘性
  • 在孔庙兴起于中央国学之前,曾经历过一段以孔子为“殷后”或是“宋后”的封谥历史,这是一种以孔子的血缘性作为封爵与尊崇依据的走向,与学制中以“学”为依据的先师或先圣之非血缘性崇孔走向不同。前汉初期,帝王异姓若欲对孔子表达尊敬,则需至鲁地的孔府家庙中对孔子行礼以致其敬。汉成帝时,追谥孔子之诏令使孔子与古代圣王等列并称,宣示了“圣王之统”与“学术之统”二合为一的指标性。在新朝始建国元年的王莽诏令中,“周公、孔子”与“四代古宗”一齐出现。王莽的选择,摆脱了“殷后之统”的血缘性思考之方向,而从非血缘性的角度思考崇孔与封爵,孔子的德业遂与周公的功业具有等量齐观的历史地位与定位。
  • 秦汉日常秩序中的社会与行政关系初探——关于“自言”一词的解读
  • 秦汉国家的日常秩序包括行政和社会秩序两个层面。从现有的材料和研究看,秦汉日常秩序中的社会秩序,较之先秦时期,与国家间有了更多、更紧密的联系;日常秩序中的行政秩序,较之先秦,规范更为细密。文献和简牍中普遍出现的“自言”一词,就是我们解读秦汉国家日常秩序的一个很好视角。“自言”一词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并非偶然,这是当时社会变化的产物。秦汉时期,除了语词性的“自言”外,“自言”还构成了当时日常秩序中的一种规范性用词,涉及面广泛。从“自言”的起源、内容、形态、主体等层面,考察秦汉日常秩序下的社会与国家关系,可以见出秦汉社会秩序与行政秩序具有一元而非二元的基本特征。
  • 官治、民治规范下村民的“自在生活”——宋朝村民生活世界初探
  • 两宋文献显示,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私”领域中,皇权无意、也缺乏足够的行政力量完全控制村落民户。在这些看似“国家不在场”的领域,皇权只能听任村民们“自在”生活。只要村民能够按时完税服役,保持乡间社会秩序稳定,皇权控制是相对无力或疏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控制的若有若无或“无为而治”,实际上,宋朝广大村民生活在一个庞大而细密的社会控制网络之中,其中有来自皇权渗透于乡间的“官治”控制网络,它表现为刚性的行政治理;有“以民治民”的“半官方化”的乡役等模式,“民治”实质上乃“官治”的延伸与变异,其统摄村民的方式更加隐蔽;此外,交织于“官治”和“民治”之间的、柔性的儒家纲常教化理念的统摄力也相当显著。宋朝村落在“官治”与“民治”交织治理模式之下,社会秩序相对和谐。较之宋以前诸朝,两宋社会控制模式更显多元,“官治”和“民治”的色彩和绩效都更加明显。
  • 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 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
  • 《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是对西周、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总结,其基本内涵是“重一统”,具体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它源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历史实际及西周封建所造成的三大认同观念: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 酒与《诗经》的游之精神
  • 《诗经》产生于以纵酒为诫却又饮酒不止的环境中,与之相应,它一方面以理性的态度对纵酒的行为进行反省,另一方面却频繁地描写饮酒的乐趣。酒诱导饮者进入“游”的境域,同时将诗歌引向种种“游”的景观,为《诗经》注入了充满诱惑力的游之精神,这种精神因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节制与放纵两种形态。以酒为媒,《诗经》显示出一种严肃与游戏并存的张力,以及清醒与迷醉相交织的格调。
  • 论《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学价值——以评林本和贯华堂本为中心
  • 《水浒传》有简本和繁本不同系统。简本文本形态粗陋,其主要价值在于普及性传播,满足各阶层读者的需求。繁本的意义则在其精工细致的文笔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三四百年来以其精致文本引领《水浒传》的精英阅读,为《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提供稳定的文本基础。对读简本与繁本,可见不同版本因读者定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本面貌和文学价值。
  • 20世纪8O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体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文体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获得了全面复兴,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文体基本内涵、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古代文体形态与文体史研究以及古代文体学学科建设与构想等方面。现阶段古代文体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方面,古代文体学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坚持“回归本土化和本体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将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互动研究,确立其在文学研究构架中的学术位置,以建构更具体系和内涵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建设有时代特点和学术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
  • 《史记》“黄帝铸鼎”之荆山地望考
  • 把黄帝铸鼎之荆山定在富平西南,或泾阳县与三原县交界处的嵯峨山,或河南灵宝县阌县南,均不妥。由于首山为山西省南部之中条山,而中务山富含铜矿,将黄帝铸鼎之荆山定为与中条山仅一河之隔的大荔县朝邑镇南之华原山,即强梁原、朝坂,既与《尚书·禹贡》逾河之文相符合,也与班固“洛水东南入渭”之语相一致。因当时已经有小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首山的铜矿运到河对面的荆山,应不成问题。
  • Abstracts
  • “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项目启动
  • “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以山东百村田野考察为中心”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项目主持者为张士闪教授。项目主体内容分为“学理考察”与“乡土实践”两部分。“学理考察”以对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与再阐释为前提,确立儒家文化传承中的礼俗互动框架,以此梳理中华儒学价值演化的民问民俗脉络,着重于近现代变迁中儒学传统民间化的社会机制与文化理路;
  • 《文史哲》封面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教育部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

    主  编: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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