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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过程分析的进路解读法院调解的困境
  • 2006年10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现代社会法院调解制度及其完善.展开了学者和法官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本次研讨会中对调解原则除了自愿、合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及是否增加其他诸如“对席原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法院调解的主体、影响法院调解的因素、法官在调解中的角色以及经验等.大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本刊编辑部以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论题为核心.组织了本期特别策划. 本期特别策划本着推陈出新的原则,以民事审判调解为主,兼顾了刑事和行政审判有关调解的问题.所选择文章的作者既有多年从事审判工作的资深法官.他们往往对调解制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能够加上理性的利弊分析,也有新锐派的“学院派”法官,他们对于西方的法治理念有着更多的涉猎和了解.结合中国的实践,可以说是侃侃而谈;而来自最基层法院的法官朴实无华的经验总结.尽管少了理论性.却非常中肯。为了增加策划的理论深度.编者也有意选择了来自院校的文章。 正如不久前肖扬院长在《求是》杂志第19期发表的名为“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文章中所指出的:“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何让诉讼调解焕发出真正的活力.是新时期创建和谐社会.法院应当着重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也是我们杂志关注的问题.
  • 为诉讼调解的“事清责明”原则辩护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就是诉讼调解中所谓“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原则,本文简称为“事清责明”原则。…之所以要规定这一原则.是因为在先前“着重调解”原则的指导下,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重判轻调的倾向,诉讼调解中法官的权力也缺乏有效的约束.“强制调解”、“无原则调解”、“久调不决”等现象时有发生.“事清责明,,原则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限制法官的权力,同时避免调解中无原则的“和稀泥”.
  • 法院调解自愿原则新解
  • 法院调解一度被广泛诟病,甚至被强制弱化,给法院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近来,由于社会矛盾新的变化趋势,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解决效果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司法实践中对于法院调解制度的不断探索.促使法院调解热在审判实务界和理论界再度兴起。但这已不是对传统意义.法院调解制度的简单同归.而是法院调解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发展,特别是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司法解释为分水岭.今天的法院调解带有更多的理性和现代色彩.因此我们必须用新的视角审视和认识法院调解制度.
  • 法官调解理念的现代转型
  • 近年来,法院调解这一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重新受到了司法实践的高度重视。在对调解制度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法官们更加积极地、女主动地、真诚地开展调解工作。但是.与法官的调解热情高涨所不相协调的是.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再乐于接受调解.特别是在商事审判实践中.调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法官付出了很多努力,不但纷争没有平息,反而受到当事人的质问:“法庭怎么跟菜市场一样如此讨价还价”。许多经历过80年代调解热潮的法官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案件变了。现在的当事人也变了。调解工作不像以前那样好开展了。的确.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法院调解制度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挑战.当事人不愿轻易做出让步放弃自身利益.对法官的建议、意见也不再轻易采纳。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将80年代的调解观念、方法和程序不加改造地加以运用.恐怕很难实现“让东方经验重放光彩”这一目的。所以.在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法院调解也应逐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与现代法治相一致的调解理念.只有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法官才能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增加调懈成功的可能性.
  •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 诉讼凋解在我国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并在各个阶段为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南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诉讼中遇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诉讼调解制度如何适应这些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带米各种观点的争论.其关键是怎样看待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由于每个人的所处地位不同.视角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对问题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同.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有分歧,笔者认为埘当前诉讼调解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 反思与重塑: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构建
  • 传统的行政法治观念认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对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就是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对峙的产物。基于此种理念,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除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那么,在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这一原则是否还是余科玉律?
  • 刑事调解:从冲突到和谐的可能路径
  • 调解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东方经验”.调解也曾经是毛泽东时代解决中国社会冲突的“新传统”.我们曾经为调解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过度强调调解.甚至把调解庸俗化.出现了“重调轻判”的现象。然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法学研究开始进入“所有的光明都来自于西方”时期.“程序正义”的理念使国人醍醐灌顶.调解的种种“弊端”因而频频受到揭露和抨击,以至于司法实践逐渐走向了“重判轻调”的极端.晚近返销的ADR又成为我们论证“大调解”必要性、可行性的他山之石。这好比一个巨人,一只脚刚跨进正当程序的理想围,另一只脚又迈向了无讼的乌托邦.沾染上了穿越时空隧道的虚妄.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厘清诉讼中为什么需要调解7什么是调解的能与不能?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师夷长技”或“以史为镜”.进而牵强地推导出某个政策选择。具体到刑事诉讼.我们必须从缓解司法制度与法律传统的冲突、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平衡保护诉讼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衔接程序和弥补裁判功能局限、消弭冲突及预防再犯等方面的功能出发来认识将可调解案件…范围拓展至公诉轻罪案件的必要性。这样.我们既不至于为“大多数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首先被调解作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所打动”㈨而沾沾自喜.也不至于因“恰恰在西方社会寻找可供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为社区司法的价值欢呼的时候,中国正通过将大众司法制度化和将公众参与形式化而遵循西方法律秩序的老路”而义愤填膺.
  • 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 中外学者在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表了诸多的专著和论文,由此亦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的许多问题.然而至今为止.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纷争并未停止.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各围学者关于刑法因果关系所提出的各种判断标准是否妥当,以及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诸多争论,如推定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等,都基本与这个问题有关。
  • 民事再审案件审理范围探讨
  • 关于民事诉讼再审问题或审判监督程序的研究.学界多有著述,成果颇丰,但是理论界多聚焦于再审程序之性质问题、再审之诉问题、启动主体问题、申请理由问题等.对民事案件再审范围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偶有提及而鲜有专题论述。
  • 质疑“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兼论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关系
  • 自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先生的《程序的正义与诉讼》被介绍到中国以来.“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一语就不断地被学者们引用.甚至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谷口的学说将中国诉讼法学从“程序工具论”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为促进诉讼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然而,从传统的“实体法吞噬程序法”转而走到程序法本位的另一极端.却有矫枉过正之嫌。
  • 论通过法官实现控辩平衡
  • “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其中.作为平衡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控辩平衡有助于体现辩方的诉讼主体地位.实现辩方的程序参与权.从而在法庭上提出有价值的辩护意见,为法官创造一个“兼听则明”的查明案件真相的有利条件.对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不可或缺。“目前.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理论已普遍承认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是审判公正的一项内在要素”。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控辩平衡的基本精神。但是.由于对双方组合的侦查构造未进行改革.由于对律师在侦查、起诉阶段的作用进行了诸多限制.由于在改革起诉方式、实行复印件主义的起诉方式的同时.废除了阅卷制度.却没有建立起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控辩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削弱。这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对于实现诉讼公正,都是不利的。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如何从制度设置上确保控辩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对侦控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人、法官这四个实现控辩平衡的角色进行分析.证明法官是在我国实现控辩平衡的最佳角色。接着.笔者将对我国强调法官对实现控辩平衡的作用将要遇到的现实障碍及其克服途径进行分析。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论司法公信力的属性
  •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客观表现.是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得到民众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的高度反映。质言之,司法公信力一方面体现为民众对司法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包括对司法主体的充分信任与尊敬.对司法过程的充分信赖与认同,对司法裁判的自觉服从与执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法律在整个社会的权威与尊严已经树立,广大民众对法律持有十足的信心,公民的法律信仰包括司法信仰得到空前的加强。…可见.司法公信力不仅与司法权的行使密切相关,而且与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司法公信力还与宗教信仰、法律文化等因素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 知识产权及其权利构造:以动产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为视角
  • 知识产权与动产物权均为财产权的主要类型。由于动产物权出现得较早且具有生活中的直观性.相对来讲易于被理解和接受,是一种大众化的财产权。而知识产权由于其客体为创新性智力成果,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的特点,其权利构造等基本理论要么被弃置不顾、与动产物权混为一谈。要么被搞得高深玄虚、曲高和寡。以人们熟悉的动产物权作为“参照”来研究知识产权及其权利构造.应是真正认识和理解知识产权的有效途径。
  • 对院长、庭长办案制的调查与思考
  •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第26条“要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和落实好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施行以来,不少法院陆续出台了本院试行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或做法.但由于各地审判状况不一.又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各地法院对如何实施这项制度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该制度的实施方式也是显得千差万别、各行其是。随着法院审判方式和审委会功能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司法规范化建设的纵深发展。对院、庭长办案制进行统一思想和制度规范也是大势所趋。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一项制度的规范构建都应当建立在对该制度的全面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基于此,笔者以江苏省淮安市两级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为对象开展了专题调研.并形成此调研报告,希籍此窥一斑而知全貌,以供决策者参考。
  • 民事裁判文书应繁简分流
  • 对民事案件和裁判文书应否进行繁简分流.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持肯定态度.近年来多次提出要推进裁判文书改革,实现繁简得当:否定的观点认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界限并非容易划分.而裁判文书的繁简、是否需要详尽说理及如何进行说理又完全取决于法官.因此即便有了统一的样式.显然也欠缺可操作性。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理由如下。
  •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检讨
  •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的活动。它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共同构成了我国司法制度中解决不同性质案件的三大诉讼形式。由于行政诉讼最突出的特点是被告为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因此也被老百姓喻为是一种“民告官”的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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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级制度
  •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办案质量.减少错案.减少再审案件的:数量,确保被告人的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一应贯彻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障人权的精神,对整个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进行改革。
  • 谈释明在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变更中的适用
  • 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当事人的确定也是诉讼法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在明确了当事人的情况下.诉讼的进行才有其实际意义。法院对特定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裁判才能得到落实。但在诉讼开始阶段,与案件没有实体法律关系的人可能会进入到诉讼中.这就存在着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于是作为一种纠错的方法.当事人变更制度便应运而生了。那么在进行当事人变更之前.法院是否应向当事人释明是否适格的问题以及变更问题.也就呈现在面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删除了当事人更换的条款.也就更谈不上释明当事人是否合格的问题,故本文就我国关于当事人变更问题的现状、困惑.进而分析释明权引入其中的价值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以期对未来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帮助。
  • 规范民事抗诉制度的若干探索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成员的私权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私权利的行使也越来越注重体现个人意志.国家对私权利保护的立法也越来越完善。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表观,只要他们对私权利的处分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国家公权利就不要强行介入。在此种情况下.限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就成为越然。为改变《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范围太宽的现状.减少检察机关没有实际价值的不当抗诉。应修改《民事诉讼法》对抗诉条件的规定,严格限定抗诉范围.笔者认为.可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监督机关只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不当判决、裁定。可以提起抗诉。
  • 应赋予婚姻无过错方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
  • 损害赔偿制度是新修改的《婚姻法》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是多年来在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则对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该《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但关于第三者是否应当对婚姻的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解释》并未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由此出现了立法的真空。针对该立法真空.有人认为.既然《婚姻法》只规定了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婚姻的有过错方.而未把第三者也纳入到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之列.则即使第三者给他人的婚姻家庭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婚姻的受损害方也只能向婚姻的对方(即自己的配偶)要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提起侵权之诉.因为法律并未要求第三者给予婚姻的无过错方予以赔偿.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我们应当看到.第三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第三者的插足造成他人良好的婚姻家庭关系走向分崩离析的案例也是很多的.起诉到法院的离婚纠纷案件绝大部分也正是由于第三者的插足而引起的。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由.不允许对第三者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违背了“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基本法律精神,势必会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 “欣弗”事件呼唤行政执法方式的转变
  •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制售假药案件刚刚结束.安徽华源“欣弗”事件随即出现。自2006年7月27日青海省报告首例“欣弗”不良反应病例以来,截至8月9日.广西、浙江、黑龙江、山东等10个省份共报告80多例不良反应病例.其中死亡报告6例。频繁的药品危机事件暴露出我国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暴露出药品监管工作中存在的漏洞。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决定从现在起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对假劣药品的专项整治无疑是件好事.它充分体现了政府及执法部门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但是当这种集中人力、物力在特定时间、空间进行飓风式大检查、大整顿的执法事例俯拾即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执法部门的一种执法常态。在法治建设日益深入的今天.对于这样一种执法形式.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 现行执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 近年来.强制执行立法的呼声繁出现于学界和实践部门。究其根源,应是源自社会各界针对“执行难”的种种责难。如果民事诉讼可以称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过程的话.那强制执行则是实现此愿望的最后屏障。执行能否真正实现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权利人对于法律的评价和信心。…但是.究竟何为“执行难”各方认识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执行程序中因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执行依据错误而导致的无法执行不应归入“执行难”的范畴.具有现实意义的“执行难”应指案件有财产可供执行但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实现的情形。造成“有财(产)不能执”的原因很多,就内部而言,法院自身案多人少力量不足,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能力不足以及执行不力不公等;就外部而言,也存在社会法律意识不强。债务人想尽一切办法逃废债务.甚至公然对抗法院执行.地方或者部门利益保护主义作祟。有协助义务的单位不积极协助甚至设置障碍.对本地区的执行案件予以特殊保护等问题:就执行措施而言.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备、法律冲突、制裁偏软等问题。本文拟结合法院工作实际.从制度建立、健全的角度出发.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作简要论述.
  • 法院和谐管理的基本问题
  • 现代社会当事人权利主体地位的凸显,对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却’束缚着审判权的独立运行,自下而上的时代需求促使法院的审判建构和法院管理成为改革的重要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逐步实现合议庭、法官负责制”的要求.与之相对应.如何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法院管理模式。成为各地法院探索的热点。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实践中诸多管理改革措施仍未能明晰法院管理的基本理念.法院管理区别于一般行政机关管理的特质和原则模糊不清.法院的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未能实现良性互动。课题组通过本文.在评析当前法院管理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基础之上.以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重点论证法院管理的特质和原则,对法院和谐管理的理念和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 同一题材文字作品的侵权认定:如何理解TRIPs协议第9条2款
  •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增加了伯尔尼公约所没有的一项内容,这就是TRIPs第90条2款所规定的“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该项规定是从日本最初有关计算机软件的建议演化而来的.即“本协议对计算机程序作品的版权保护.不得扩展到用于制造该作品的任何程序语言、规则或者算法。”在1990年7月,该条款修改为:“(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此种保护不得扩展到思想、程序、方式(算法或者系统).”这种方案显然是受美国版权法下列规则的启发,即“对原创作品的版权保护不得扩展到任何思想、程序、步骤、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理或者发现,不管其在该作品中的表述、解释、说明或者体现的形式如何”。最后.该条款又被从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中剥离出来.使其适用范围一般化.
  • 构建法官教育培训保障机制的思考
  • “人民法院的法官教育培训.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提高法官素质.确保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大力加强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因此.加强法官教育培训.努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和重大课题。但我国的法官教育培训受体制、内容、方法等影响和制约.存在诸多问题,与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建设有相当的距离.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完善。本文总结回顾了我国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并进行理性思考,追寻问题的根源.在借鉴国外法官教育培训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构建科学完善法官教育培训保障机制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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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院队伍建设的必由之路:法官职业化全国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院长论坛综述
  • 2006年10月24日至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国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院长论坛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级法院、省会所在城市、计划单列市中级法院、18家法官助理试点法院的院长或分管院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部分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政治部主任李克出席了论坛。本次论坛的主旨是认真分析研究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已经积累的经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会人员围绕试点法院开展法官职业化试点工作情况、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和法官教育培训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和法官考评惩戒制度四大专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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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法律适用》全年总目录
  • 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2006年11月6-8日,第五次全国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还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和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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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策划:诉讼调解的新思考]
    从过程分析的进路解读法院调解的困境
    为诉讼调解的“事清责明”原则辩护(李杰)
    法院调解自愿原则新解(袁煜驰)
    法官调解理念的现代转型(安辉)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高洪宾)
    反思与重塑: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构建(卜晓虹)
    刑事调解:从冲突到和谐的可能路径(汤尧)
    [法学论坛]
    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吴盛桥)
    民事再审案件审理范围探讨(邱星美)
    质疑“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兼论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关系(杜丹)
    论通过法官实现控辩平衡(李昌林)
    论司法公信力的属性(赵建华 谭红)
    知识产权及其权利构造:以动产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为视角(于玉)
    [司法调研]
    对院长、庭长办案制的调查与思考(张广兄 沙瑞新)
    [问题探讨]
    民事裁判文书应繁简分流(王松)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检讨(王文忠)
    [观点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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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级制度(陈妮)
    谈释明在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变更中的适用(赵沛沛)
    规范民事抗诉制度的若干探索(吴沁军)
    应赋予婚姻无过错方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谢兼明)
    “欣弗”事件呼唤行政执法方式的转变(朱晓燕)
    [法官说法]
    现行执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魏文超)
    法院和谐管理的基本问题
    同一题材文字作品的侵权认定:如何理解TRIPs协议第9条2款(王惠英 周惠会)
    [法官培训]
    构建法官教育培训保障机制的思考(赖德贵 彭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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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队伍建设的必由之路:法官职业化全国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院长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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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法律适用》全年总目录
    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琦 维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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