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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三)——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 三、新保守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却。回顾鲁迅以及五四新文化在世纪末的遭遇,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新旧潮流的前后夹击,而且是潮流所到之处的一片白旗。在各种力量的冲击面前,80年代聚集在五四新文化营地上的人们做出的反应不是反抗和坚守,而是迅速大面积后退。新文化的阵地上守军罕见,人们或者反戈一击,或者闭户反思。无论反戈还是反思,都以不同的形式瓦解着鲁迅精神和五四所奠基的现代文化的建筑基础。
  • 怀疑:科学之问与人生之问
  • 如果要用一个简语来描述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品质,最恰切的字眼也许是:“怀疑”。
  • 鲁迅、尼采与佛教——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
  •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拜和尚为师和看目连戏的生活经历,但是他之学佛主要还是受章太炎的影响。留学之初,鲁迅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醉心于科学和工业,认为国家振兴在此一举。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恨恨以思,奋袂而起者矣。”提倡科学就得反对迷信,因此,这一时期,鲁迅对宗教的态度是颇为严峻的。他不仅坚决反对封建迷信,而且尖锐地指斥中国传统的“风水宅相之说”是“力杜富源”、“昏昧乏识”的表现和“自就阿鼻”的至愚之举。
  • “文体越界”与“反文体”写作——《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
  • 捷克著名学者普实克在他那篇虽然简短但意义丰富的《鲁迅》一文,曾给《故事新编》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以新的、现代的手法处理历史题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结合体。”这就触及到了《故事新编》在文体创造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结合体”呢?——它是一种怎样的“新”呢?又是一种怎样的“结合”呢?我以为,要想对这些问题有个深入的分析,我们首先必须建立起一个网络化的思维结构:即在横向上,必须把《故事新编》与鲁迅的杂文、散文以及《野草》联系起来,进而分析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内在关系。
  • 表达即挣扎——论《野草》
  • 鲁迅的《野草》不仅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而且即使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创作中,也是极富特色的一部。它并非截然相异于他的其他作品,相反,它几乎是对它们——从主题到形式上的——最集中、最凝炼、最深刻的一次表达,同时,它也几乎可以被视为我们理解本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力支点之一,因为在它那里体现着本世纪中国文学最显著和最优秀的品质。
  • 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以李泳禧、任轩永两位运动家为中心
  •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说他确实属于东亚细亚。
  • 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 余秋雨与“石一歌”——“文革”匿名写作研究之一
  • “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1972年写出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就向张春桥汇报,后又由姚文元拍板“这样写可以”。
  • 向余秋雨先生请教“规矩”
  • 书画家赖少其逝世
  •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作家作品
  • 鲁迅所生活与创作的时代,若是从整个世界范围言之,是传统现实主义业已走向低落,现代主义开始勃兴的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文学史史实我们不忽略:D·H·劳伦斯曾在《袋鼠》中宣布:“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此处所谓“世界”,主要是指文学世界。同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首次发表。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9年,伍尔芙发表《墙上的斑点》。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之一《索多姆和戈莫尔》、伍尔芙的《雅各布的房间》等一批现代主义代表作问世。
  • 《鲁迅全集》的一处误注
  • 鲁迅先生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尤其是朋其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247页)关于“昊天不吊”,《全集》并未解释其含义,只是注了一句:“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尽管只注了一旬,但却是错的。因为,这句话并非出自《左传》,而是源于《诗经》。
  • 《鲁迅日记》中的几个衙署
  • 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曾于1919年、1923年购置八道弯和西三条住屋,因而曾多次与有关衙署打交道,据粗略统计,在《日记》中出现过14次,这些衙署有警察总厅、分驻所、派出所等。它们的沿革及职权在《全集》中没有注释,这对于一般读者是不方便的。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有这样的感受。
  • 《鲁迅全集》注释补正
  • 鲁迅先生学养甚深,博闻强记,文章汪洋恣肆,旁征博引,不作注释,不易读懂;要作注释,也并非一件易事。五十年代出的《鲁迅全集》(10卷本),在注释上花了大功夫。八十年代的版本,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补充,更加完善,对理解原文帮助很大,但由于全集卷帙浩繁,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宽,难免有疏漏之处,笔者雅爱先生的文章,在“文革”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就下大力气一本一本找来通读了一遍,并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写了十数篇研究文章。81版16卷本出版后成了案头必备之书,经常查阅翻看,发现其注释有诸多差错或不完善的地方,不揣谫陋,一一列举如下,就教于方家。
  • 中国现代木刻运动史上一段难以忘怀的情谊——鲁迅与唐英伟记略
  • 1991年纪念鲁迅先生诞生11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全集里面的许多作品,就连作者自己也难以全部或部份保留下来。在30年代中木刻艺术的开拓者们,尊鲁迅为师;每当自己的版画作品问世,立刻寄送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指引者鲁迅,鲁迅先生把这些作品珍藏起来,时至今日,重新问世,这是中国艺术史的幸运。
  • 《鲁迅研究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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